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遇到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两大内部难题。首先，崛起是一个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必然对现存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崛起提供了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的空间，那么，今后20年左右中国的整体制度建设将全面提高中国的社会文化质量和人的素质；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将为中国崛起提供内部缓冲机制和国际空间。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水流最快、最变化莫测的点的附近”，“在中国经济的改革部分与未改革部分势均力敌时，危险最大”。这个问题来自中国改革的长期遗留问题，即“没有动手建立控制和管理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体制”（吉姆*罗沃：

《亚洲的崛起》）。

这就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制度障碍。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问题，可能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三者联动，缺一不可。后二者的不完整使前者也不可能充分发展。

最近出现的一系列腐败案件，证明权力和市场资源结合或交换的严重性。

财富的急剧增加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同时产生贫富差距加大。积聚收入差距拉大和各种矛盾激化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发达经济的收入差距之大，并不影响它们的制度灵活性和稳定性。许多发展中经济即使采取压抑贫富分化的政策，依然社会动乱不已。强国和世界500强大公司之间的正相关系说明，如果没有财富和资本的集中（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权力支配的资源优化组合），中国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作为强国的崛起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均贫富”实际上是放慢或阻碍中国崛起的理论主张。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财富的均衡程度，而是在于财富集中和再分配的方式，在于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权利保障和这个阶层的人口比例下降。

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吸取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目前我们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研究不应当停留在解体的原因等一般性研究。我们应十分注意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内利益集团的构成、他们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以及苏联解体后他们蜕变为俄罗斯新贵集团的过程。分析这个集团的生成和发展对于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规律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目前面临的腐败现象同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存在相关。铲除这种利益集团产生的土壤和基础，是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崛起才能成为全国人民的信心所在。

中国崛起需要软力量的建构

软力量是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国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根据“软力量”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的定义：

它是一种“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硬力量和软力量相互作用并相互加强。中国崛起的硬力量部分比软力量部分较早较快提升，也容易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是，软力量的滞后可能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被疏忽的重要内容。在软力量中，制度因素又比文化因素更易于引起注意。因此，在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中，应当形成硬力量和软力量、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平衡协调发展的总体框架。

中国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崛起的软力量的重要构成。这种软力量的作用在于对全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的感召力、凝聚力和认同感；同时，它对全世界文化的吸收能力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确实可以在国际关系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如“中庸”、“仁政”、“王道”等等。道家的哲学观点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亚洲国家对中华文化的天然崇拜正在发生深刻的作用。中国文化的特点使中国崛起具有某种亲和力。

由于中国崛起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奋斗，中国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无须讳言，年轻一代（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一代）在传统文化承继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缺陷。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我们的宣传、教育不当的结果。整个国家的物质至上、急功近利倾向，电

视等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以及干部素质的下降，对年轻人的文化取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青年人思维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体现。青年一代的价值观更具有世界性，对于中国崛起是积极因素，在未来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可以减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摩擦，也会成为推动中国内部变革的力量。因此，应当把青年一代的精神状态变化看作中国社会整体变化的组成部分，其主流是符合历史趋势的。问题在于，我们决策层和舆论媒体本身必须高度重视精神产品的质量和文化氛围的培养，尤其是把软力量的建设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重点发展。

中国崛起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培养全民的国家利益意识、全球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感，应当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结合过程，尤其是在社会基础部分首先发生和发展。

当前应特别注意在网络文化中培养和塑造新的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网络文化的活跃和主流文化在网络世界的缺位，已经成为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反差。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网络世界，就是失去未来的文化影响力，失去青年一代，失去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社会经济的信息化和中国崛起的同步发展，实际上是我们重构意识形态的极好机遇。中国崛起必须包括网络文化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