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心态,不同结果

心态
李想
鲁迅先生说过，文人传播名声有两种途径，一是人以文传，二是文以人传。

人以文传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司马迁了，《史记》让他戴上了正史之祖的桂冠；文以人传的代表人物是司马相如，他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使其出名，人们才认识了《子虚赋》等作品。

他们迥异的心态决定了他们的生前身后名，决定了他们肉体和精神上的天壤之别。

深夜人静孤灯之下，一个形容枯槁的人不时传来几声咳嗽，他正在用一手汉隶从容书写着波澜壮阔的历史。

他，就是司马迁。

这个以一人之力追寻中华民族根源的“刑余之人”，靠着他的坚强、信念、坚忍铸就了《史记》。

这种心态是他完成《史记》的唯一动力。

它源自哪里？源自他的内心、源自他叩问历史，重现历史的愿望。

他也想放弃《史记》，从容就死，但他的心态告诉他不可以，《史记》必须排在尊严之前，因为尊严属于个人，而《史记》属于中华民族。

在他被阉割后，他的心态又苦苦支撑着他羸弱的身躯和更加脆弱的内心，直到他为《史记》留下最后一个字。

《史记》诞生之日，便是司马迁倒下之时。

他的心态沟通了他与《史记》，让他能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钻进去打出来，用巨毫书写千钧重的民族史，让他有勇气用生命和尊严去交换“史家绝唱，无韵离骚”的《史记》。

相对司马迁的肉体阉割，却精气神十足，司马相如则在锦衣玉食中被武帝从精神上彻底阉割了。

司马相如的心态很简单，出人头地，仕途前程为重。

他的赋仅仅是歌功颂德，堆砌辞藻，却苍白无力。

但这却使武帝大为欢喜，《子虚赋》、《长门赋》、《大人赋》、封禅书等都是他的精神被武帝阉割后的产物。

他的思想被心态牵制着、羁绊着，却浑然不觉，乐此不疲，终究成为武帝手中会写字的玩偶，成为皇权的附庸。

他与卓文君的故事反而比他的妙笔生花舞文弄墨来得吸引人，这是他的心态使然。

他的心态拼命地想接近皇权，脱离民间，终于当皇权被时光所摧毁，他仅仅侥幸活在阴暗的角落。

他的堕落，心态起着决定性作用。

这两个复姓司马的同时代男人，被迥然不同的心态引领着走向不同的极端。

一个为我们贡献了一粒明珠，镶嵌在文学史学的皇冠上，璀璨无比；一个留下了一堆无用空泛的华丽辞藻，成为文人中为数不多的反面人物。

这与其说是上天玩的游戏，不如说得现实一些，那是心态不同，导致结果不同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