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云教授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述评(郭立新)

一、 上古史研究的背景与方法论的讨论
每一个国家， 都有自己的起源 几乎每一个民族、 故事。诸如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的历 史或神话故事， 对于群体身份认同、 政治道统与社会 秩序的建立， 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也因此而经常被 意识形态化。相应地， 对这类话题的关注和讨论远非 只是近现代以来历 史 学 家、 考古学家等研究者的专 利， 而是由来以久， 源远流长， 以致于今天能够了解到 的故事， 大多已经过长期的、 各种有意或无意的加工 与再创造， 层累地造就， 或早已远离历史的真相。 在现代考古学出现之前的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 过程中， 中国人所能了解到的上古知识， 都源自传世 经典文献。这些文献史料大体定型于战国秦汉之际， 往前延伸到西周晚期， 往后下延到两汉。 如何看待这 些传世文献？ 它们产生于什么时代？ 所记内容是否 真实可信？ 围绕这些问题， 人们很早就对传世文献进 行考证， 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更是将先秦传世文献之间 的互补考证工作推向一个高峰。20 世纪初在西学东 渐风气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下， 发生了疑古与信 古的争论， 对现代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学科走向发生重 大影响。疑古派看到了上古历史传说之神话性的一 面， 而信古派则看到了上古历史文献所包含的历史真 实性
— — —郭静云教授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述评
郭立新
（ 中山大学 人类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 摘 《夏商周：从 要： 在疏理中国上古史研究方法与学术传统形成背景的基础上， 重点介绍郭静云教授新著 稻作文明； 长江中游
神话到史实》 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并简要评述各界对该书的关注与反响， 希望藉此推动中国上古史的研究。 ； 关键词： 郭静云；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中图分类号： K 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6219 （ 2014 ） 05 － 0001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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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长期对文献所载古代史进行系统造伪的过程， 所以 要破除对经典的迷信， 要对古书进行辩伪， 提出古史 、 “地域向来一统 ” 的观 研究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 ［2 ］ “古代为黄金世界 ” 20 念， 打破 的观念 。 可惜的是， 世纪初的中国正好处于帝国崩溃、 国家积弱、 民族国 家重建的关键时期， 社会急需用古史的辉煌来重建国 人的信心。疑古派的这些真知灼见， 除了古书辩伪工 作一脉相承而屡有建树外， 其他主张则大多在信古的 意识形态中， 在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吁中， 在释古的具 体实践中， 被搁置于一旁。 甲骨文的发现和解读、 殷墟的发现和发掘， 对上 古史研究和中国考古学的走向有很大影响： 信古重新 成为主流， 考古学被定位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的辅助 学科。 1917 年， 王国维利用小屯出土甲骨考证《史记 · 殷本纪》 所记载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 这一研究给后 世留下两项重要遗产： 一是提升了国人认定文献所载 三代历史为信史的信心， 二是其所倡导的地下材料与 史籍记载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大行其道 。 具体到夏 商研究， 便出现以文献为主导、 考古材料相配合的学 ：“既然商代历史和《史记 · 殷 术论证与认识演绎过程 本纪》 中的商王世系已为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所证 《史记 · 已成为王国维以来熟谙中国历 史、 文化的国学研究者的共同信念 …… 这样的共识与 ［3 ］ ” 其说是实证的结果， 勿宁说是一种情结。 既然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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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和三代的一体似乎变成一种新的教条 。 此外，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界最经常使用的研究方 法。此种方法通过探讨同类器物或遗存之间的演化 逻辑， 籍以确定相对早晚关系。 从理论上讲， 如果没 有地层学依据作参考， 器物演化逻辑是完全可以颠倒 的， 即在一种视角下被视为最早的， 在另一种视角下 或可被看成是最晚的。 西南中国和越南有关铜鼓的 类型学研究即为著名的例子， 中国学界一般将万家坝 型视为铜鼓中最早的亦即最原始的类型， 而越南学者 则普遍将其视为东山铜鼓的衰退类型， 是一种晚出的 形式。所以， 在较小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类型学比较 ， 时 可能有直接的地层学依据， 结论相对有效力。 当 在大范围内应用类型学进行比较， 且地层学的证据变 得薄弱时， 其结论往往很难令人信服而易走入误区 。 在三代研究中， 还有一种倾向： 动辄将考古材料 对标中原， 且以郑洛中原为中心而认定相似的文化因 素一定在郑洛中原出现早； 而在郑洛中原地区， 在一 元史观主导下一定要将可能同时并存的多元主体纳 入到先后有别的单线历史框架中。 这使得考古区系 类型学研究， 特别是年代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经常 带有意识形态和先定论色彩： 将郑洛中原地区考古遗 存的相对年代定得早， 而将周边地区同类遗存的相对 年代主动拉晚以配合中原中心观。 可是， 这种年代学 结论经常与碳十四测年数据相龃龌。 在这种情况下， 考古学界普遍更愿意相信类型学所做的年代分析， 而 无视通过科学方法测定的碳十四年代［6］； 或选择性应 用碳十四年代或简单否定之， 而不是细致深入讨论碳 十四年代的局限性和应用范围、 应用规则等
古学界都熟知克里斯托弗 · 霍克斯那个著名的论断： 用考古材料解释人类行为存在一个递增的难度等级， 技术是最容易的领域， 而经济、 社会和政治结构、 乃至 意识形态则表现出急剧上升的难度 。 在考古学 家 以 物 说 人 的 时 候， 有两种基本的态 度。一种态度是事实第一， 经验和感知优先 （ 包括科 学分析结果） ， 有什么才说什么， 随着所讨论主题所指 不确性程度的提高， 所能说的也就越来越少； 另一种 态度则强调逻辑实证， 认为个人经验是靠不住的， 如 果引入系统性思维， 再加上足够多的参照系统， 考古 学的所指将得到极大的丰富…… 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 作为考古学能指的物 质遗存， 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首先， 考古遗存只是过 去人类行为的极不完整的记录与反映， 为今人所发现 也只是偶然事件。也就是说， 考古学话语实践中的能 指体系是极不完整的， 所指则往往包含着想象、 补全 与推论的成份。表现在考古学话语实践中， 考古发现 与资料既被认为是归纳所指意义的出发点， 又被赋予 最终检验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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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考古学百年来的表现， 一方面受中国史 学传统对史实的强调和近代中国对科学主义的追求 的影响， 中国考古学话语实践表现出对经验观察与直 接感知的重视和强调， 将所指意义固定在确定性程度 高的方面， 而对不确定性所指的探讨， 则经常抱持怀 疑和犹豫的态度， 所以在处理考古材料， 对具体材料 。 进行解释时表现得极为谨慎和小心 另一方面， 在将 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方面， 或出于对历史文献 的信心， 或为急于对所发现的模棱两可的考古材料寻 求确定性解释的迫切心情所推动， 表现出相对激进的 态度， 倾向于将解释本就极具伸缩性的考古材料与较 为明确的文献记载进行直接关联， 以合理化、 明确化 对考古材料的解释， 阐明其意义。 所谓二重证据法， 在这种具体实践中演变成以意义相对明确的二手文 献为主导， 而以意义相对模糊、 可选解释余地大的一 手考古材料去附会、 辅证或补正文献。 若从认识论的角度反思， 在这种看起来矛盾的学 科话语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考古学， 其学科实践还 存在另外一种发展轨迹： 工作人员总是习惯性地将新 发现的材料与先前发现的同类材料进行类比， 以确定 。 这些材料的性质与归属 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天经地 义和无可厚非的。 但是， 这样一来， 无形中形成这样 一个认识与研究的逻辑过程： 即用先发现的材料和先 有的认识去定位和定义后发现的材料； 考古学的认识 史， 首先是一部发现史； 先有的发现和认识左右后来 的发现和研究， 这种状况极易使研究工作陷入教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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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疑古派代表顾颉刚先生看来， 历史上存在过一
收稿日期：2014 － 06 － 05 作者简介：郭立新， 男，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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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可信且夏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就可以依据文献所 载夏的活动范围来寻找到夏的遗存 。 虽然传世文献 并没有具体指出夏在何处， 但因后时代国家的中央地 点， 影响了后人对先秦传世文献的认识， 将“夏 ” 视为 “中原” 最早的以洛阳为中心的 王朝， 在这一地区发现 的相当于夏时期的遗存就应该是夏文化 。 在此背景 下， 看起来无论在时间与空间都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的 二里头遗址便被认定为“夏 ” 文化， 郑偃 （ 即通常所谓 郑州商城、 偃师商城 ） 则依据同样的逻辑被认定为早 中商都邑。 今天， 这样的观点已写进教科书， 深入人 心， 根深蒂固， 成为国人集体潜意识中的历史“情结 ” 和定见。 “二重证据法 ” 所谓 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美好的古 史解决方案， 笔者亦深以为然。 但是在其背后， 很少 有人深入思考， 所谓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配合使用与 补证， 这里面谁才是第一手的主证材料， 谁是经过后 人加工的带有后人意识形态痕迹的仅居于相对次要 位置的二手材料？ 两种材料是否各有其内在的逻辑 和线索？ 两种材料之间对比研究的重点是各自材料 碎片之间的直接类比， 还是在理清各自内在关系基础 上的结构性类比或关系类比， 即重在形似还是神似？ 在学界长期将二重证据法奉为上古史研究圭臬的同 时， 这些问题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和澄清。 相反， 在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各自特点和局限性的牵引下， 相关研究与历史真相和科学探索越行越远， 使上古史 研究变得类似于西方的圣经考古： 仅仅通过考古发现 和发掘来印证古史记载的正确性， 并丰富和补充相关 论述而已。 关于考古材料以及考古研究的特点， 笔者曾经指 ：“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里， 出 考古学是这样来定位自 身的：透过古代物质遗存来研究人类社会。 不同于自 ， ‘以物说 然科学可以专注探寻物质世界本身的秘密 ；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大多专注于理解人与社会本 物’ ， ‘以人说人 ’ ； 考古学家却要以‘以物说人 ’ ” 。考 身 古学家必须经常面对和处理大量的物质性能指 。 一 方面， 与声音、 文字等能指符号相比， 考古学家所处理 的物质性能指， 具有残缺、 静态、 实在、 形象和直观的 特征， 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进行观察、 检测与分析； 另 一方面， 与历史学中的文献等能指的所指相比， 考古 ， 学物质性遗存的所指更为丰富多样 其直观性在使某 些所指具有鲜明的确定性的同时， 又使更多的所指朦 胧含混而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从可感知的实在的 物质形制与质地， 到可分析的类型与功能， 然后到相 关物质遗存的生命史， 再到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方面 的信息， 其所指的不确定性在显著地增加。 所以， 考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