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氏故郡[2]

月氏故郡西周时期，月氏居敦煌祁连间。

周秦之际，“月氏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成为比匈奴强大的游牧名族，并统治中心为地处河西走廊中段的昭武城，也就是今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一带。

昭武城“前临山麓，地当水湄;材阜林椒，不啻仙源”。

月氏又称“月支”“禺氏”亦即古籍中的“和氏”。

月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

据清人何秋涛《周书王会篇笺释》的考证认为：《逸周书·王会解》《穆天子传》卷一及《管子》之《国畜》《地数》《揆度》《轻重》甲、乙篇中的“禺氏”或“禺知”，即是月氏。

这足以说明“月氏”早在周代就已出现。

月氏是中国境内的古老民族之一，公元前16世纪即散居在中国西北，游牧于河西走廊一带。

从近年来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遗址的发掘来看，月氏文化是铜石并存，也发现了铁器。

从使用的器物来看，石器虽有磨制，但打制较多，并且制造粗糙；陶器的制作也很粗，形态笨厚。

从出土的带翼铜镞来看，制造工艺已相当先进，与周代的极为相似，但又具特点。

（大月氏的生存条件）历史的河西地区，虽间有沙漠、戈壁，但在东西长达一千多公里的土地上，地势平缓，绿洲草原连绵不断；五大河流从南到北贯穿其间，这五大河流在西汉时被称为氐量水（今敦煌党河）、籍端水（今酒泉疏勒河）、呼蚕水（今酒泉市北大河）、羌谷水（今张掖市黑河）、谷水（今武威石羊河）。

其地下水资源丰富，水草丰美，宜牧宜耕；南面的祁连山是天然的优质牧场，且山中生长的仙人树果实可充饥。

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为月氏民族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月之人精通天文历法，尊崇周文王创立的《周易》学说。

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精通《周易》的国师，对地理风水和阴阳学说多有研究，对选城建国更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传说月氏王狩猎到昭武这块水草茂盛的地方，当时他骑在高大的马背上向南远眺，皑皑祁连山白雪覆盖；向北一望，合黎山青翠欲滴，雾岚中百鸟鸣唱；山下弱水一泻千里，这一切景致都令他心旌神摇。

他率领侍卫在茂密的芦草丛中狂奔，忽然，不远处一对交配的马鹿映入他的眼帘。

他手下的部将看见这对高大的马鹿立即拉弓如满月，弓响箭飞，只见一朵祥云冉冉升起，马鹿蹄踩五色祥云飘向空中，月氏王眼看马鹿消失在白云蓝天之中，驻马神思良久。

但见脚下这块草地东侧的大湖呈月牙形，草地像凹凸的半圆，北面弱水发出“哗哗”的声响，南面祁连山像一座硕大的靠山，山随地势，水从洼流，恰似天地巧妙安排下的一幅八卦图，而刚才马鹿交配的地方正是八卦的轴心。

月氏王心中大喜。

纵马到马鹿交配的地方，将一支孔羽花翎箭插在草地上，并以此处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各走九九八十一步，下令在此修筑一座城池，取名“昭武城”。

昭武城地处黑河中游，山丹河在它东约十公里处的张掖市甘州区靖安乡境内与黑河交汇；淤沙河从祁连山中奔涌而下，途经甘州区明永镇、沙井镇到临泽鸭暖箭台村汇入黑河；梨园河从鸭暖野沟湾汇入黑河。

淤沙河在昭武城之东，梨园河在昭武城之西。

昭武城三水环绕，一山背靠。

它的中北部是天然草场，西南部是宜耕宜农的肥沃土地。

月氏人放牧的主要牧畜有牛、马、羊、驴、等。

羊是月氏人的主要衣食之源，他们养的羊很多。

郭璞注《山海经》云：“月氏国有大尾羊，如驴。

”《太平御览》说：“月氏国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寻生如故。

”月氏人是最早懂得用牛的民族之一，他们用牛犁地，用牛驮物。

康泰《外国传》说：“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

”月氏人在昭武城一带放马牧畜，很快便殷实富足起来。

有了固定的城池、稳定的农牧业，月氏人口也逐渐发展起来。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月氏…控弦者可一二十万。

”可见月氏人口众多，国力强盛，当时连匈奴都很惧怕，将太子冒顿（modu）送到昭武城当人质。

刘爱国摘自《临泽史话》6-8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10年5月昭武城的月氏人在《临泽史话》中有很多与月氏古国遗址相关的信息，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只是摘抄了一部分。

这是本新书，大家有时间可去看一下。

月氏月氏一名，最早的确切记载当属《史记·大宛列传》。

先秦史籍中的禺氏、禺知、月支，研究者多认为是月氏的同音异写，实为同一民族。

秦汉之际，月氏游牧于河西走廊的敦煌、祁连间，势力一度强大，曾与东部的东胡从东西两侧夹击匈奴，迫使匈奴头曼单于送子入质。

匈奴冒顿单于（头曼子）立，经整肃内部，实力骤增，开始强于月氏。

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初年，冒顿大举攻伐月氏，月之不能敌，被迫远徙伊犁河流域。

这部分西迁者汉文史籍作大月氏，另一小部分留居原地未西去者，则进入南山（今祁连山）中，与羌人杂居，称小月氏。

大月氏西迁的伊犁河流域，原是塞人住地。

大月氏西击塞王，迫使塞人向西南远徙。

然而，刚盘踞伊犁河流域不久的大月氏，于公元前161年前后，又遭到由河西相继而来的乌孙人的攻击，被迫再向西迁去。

伊犁河流域从此便由乌孙占据。

一部分大月氏人未能西迁，遂于少数留居的塞人一样，服属于乌孙。

再次西迁的大月氏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攻占了位于阿姆河中上游地区的大夏，并以大夏的巴克特利亚（即蓝氏城，今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为都城，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且采取了分离五翕侯的分封制度。

汉武帝时，曾遣张骞至其国欲约之共击匈奴，虽未能达到目的，但以后往来渐多。

公元前1世纪中叶，其内部五翕侯之一的贵霜翕侯兼并其他四部，统一了大月氏，国势渐强。

从此，西方历史上便称其为贵霜王朝，四世纪起，称其统治下的大夏故地为吐火罗，而中国文献一般仍称为大月氏，东晋之后，亦称该地为吐呼罗，睹货逻（吐火罗的同音异写）。

由于大月氏王国所处的欧亚大陆交通咽喉要冲的特殊地理位置，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

公元5世纪后期，大月氏政权被南下的厌哒人所灭。

月氏人的经济在河西及伊犁河流域时，皆以游牧业为主。

自西迁大夏后，大部分人转为定居农业。

由于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商业也很繁荣。

进入祁连山及河湟地区的小月氏，则与当地羌人一起过着农牧兼事的经济的生活。

月氏的文化，与其种属、族源有密切关系。

月氏的来源，因文献资料急缺，中外史学界颇多歧见。

有河西土著戎羌说、突厥说、印欧族说、伊朗族说等。

如我国史籍《魏略》称其为羌，《旧唐书》称其为戎。

部分中外学者以汉文史籍描述月氏“人民赤白”以及他们使用吐火罗文，属于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则认为属于印欧人种。

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据《汉书˙西羌传》对小月氏“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的记载，认为月氏是河西的土著民族；另一种意见以月氏在河西驻牧时的文化遗存—沙井青铜文化与内蒙古鄂尔多斯青铜文化风格相同的特点，认为月氏当源自北方草原的“先狄文化”，其语言当为阿尔泰语系的先突厥语族。

鉴于上述歧义，研究尚待深入。

不过，尽管大月氏因西迁异域而造成了研究的复杂化，但小月氏仍是留居者，史载他们避入祁连河湟后，经过与河湟诸羌“杂居共姻”，以及与“汉人错居”，逐渐接受了羌人文化或汉人文化，到魏晋时期，已分别融入到当地的羌族和汉族中。

——摘自《中国民族概论》536—538页中央民族出版社2001年月氏我们暂时先回顾一下曾经居住在阿姆河与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大夏人，不过这些人也分布在该河以北和这条山脉以南直至印度河平原地区。

丝绸之路上几乎所有的中亚民族，都不断的经历过种族遗传学的改变过程，因为他们吸收过新的、首先是异族成份，或者是自己归属到到其他异族中去。

这一点也特别适用于大夏居民，他们生活的地区，可以粗略地划定为今日的阿富汗。

从地理学上看，这个地区可以说是中亚各个山脉的一个交会点。

来自东方的与来自西方的一些民族，特别是从广阔的中亚各地的民族，都在这个地区找到了避难所。

他们或者作为主人在这里定居下来，或者作为移民加入到一个现存的社会中去。

既然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自从亚历山大时代以来的希腊人涌入的情况，那么安息人、塞克和印度人对大夏的影响就不能置若罔闻。

月氏人游牧部落自中国西境（今日甘肃）的迁来，对于大夏地区的希腊大夏王国的灭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他们是在公元前2世纪时，被同样是游牧民族的匈奴人从他们世代相传的故乡中赶出来的。

有一小部分人奔向南方，进入西藏高原以北地区。

但大部分人继续向西转移，穿过伊塞克湖畔的游牧民族乌孙地区，到达阿姆河，在大夏定居下来。

部落中的五个领袖，有一个取得了统治权，建立了贵霜王朝。

贵霜人大约直到公元2世纪—按照歌卜勒的断代—才在丘就却·卡德费泽斯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在这个帝国版图最大时期，向西北部扩张到咸海，西南到达赫尔曼德河，东部伸展到恒河中部盆地。

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月氏人在其向西迁徙的几百年时间里，是否保留了原有的民族特点。

在中国人看来，他们一定还是原来那个民族，因为中国人在月氏迁向大夏后不久，就试图与他们取得联系，以便于他们携手对付中国西翼的、制造麻烦的游牧民族匈奴。

由中国皇帝刘彻（汉武帝，公元前141—87年）派遣的使者张骞，于公元前139年离开中国，前往月氏进行联系。

他的充满冒险的旅行，并未得到预期的结果，但在中国却引进了人们对那个位于遥远西部的大夏地区的兴趣。

当中国的军事远征抵达了费尔干纳河谷，与西域建立了贸易关系之后，这种越过中亚大沙漠和草原所进行的联系，就得到了维持。

这首先是从刘彻当政时开始的。

我们不清楚，月氏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在大夏定居下来的，以及他们与其他民族融合的程度或者结盟的程度，甚至他们的初始语言也不为人所知。

有些学者倾向于把他们与那些印欧语西地吐火罗人等同看待。

关于吐火罗人，我们知道，他们再向西迁移的过程中，从黄河弧形地区来到了大夏，因此后来甚至把大夏地区称作吐火罗斯坦。

希腊历史的编写者阿尔特米西亚认为，大夏被四个部落，即；阿希欧依、安息、吐火罗以及塞克所征服。

吐火罗人在不同的时期出现不同的地区，我们也将在库车与焉耆绿洲中见到他们。

有些人认为，应当把月氏人与吐火罗人联系在一起。

即使是这样，月氏人来到大夏不久，就放弃了他们的传统语言，接受了大夏人的语言，在书写中采用了希腊文字。

他们在大夏是作为统治阶层而定居下来的。

在文化上，他们继承了希腊大夏王国的遗产，不久就表现出接受了袄教的形式，而在把贵霜王国巩固了之后，就越来越多地归附于印度的文化与宗教。

他们最初几代国王所铸造的硬币，就已经带有印度的象征性标记和印度神，而自从伟大的迦腻色迦一世当政起，佛教得到了格外的礼遇。

在贵霜王朝时代，大夏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与文化的大熔炉，正如贵霜国王所铸硬币上记载的那样。

再向中亚和东亚传播伊朗和印度文化，特别是在传播佛教方面，这个国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伊朗的萨珊政权强大以后，贵霜王朝的东部地区，继之又在包括核心地区，都处在了波斯人强大势力的控制之下。

在波斯朝廷所任命的贵霜沙赫，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首脑。

在不由他所掌握的地区，例如巴米扬，则由地方君主进行统治，有一部分与贵霜沙赫保持着松弛的藩属关系。

尽管如此，贵霜王朝的晚期至少也延续到公元4世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