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安提戈涅的思考

一.苏格拉底之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什么。

关于这一点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以英国学者A•E•泰勒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苏格拉底死于民主党的政治迫害。

[②]苏格拉底经常抨击雅典民主政治，这使很多民主派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对他怀有戒心，早就想把他除之而后快。

第二种解释是苏格拉底主动找死，希望以死来表明自己观点的正确。

换句话说苏格拉底是为真理而死。

第三种解释，我们称之为“民众迫害说”。

民众把追求真理的人视作破坏他们安宁的威胁。

法国人让•布伦在其所著的《苏格拉底》一书中，认为是民众的鲁莽与怯懦，又有民主政体这种可以让民众的愚鲁和怯懦真正发挥作用的
条件，导致了苏格拉底之死这样的悲剧诞生。

布伦认为像苏格拉底这样“在平庸的日常生活外追寻真理问题”的人往往会被列在人民公敌的黑名单上。

[③]
下面是我们来做进一步分析。

我们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来分析，先看主观的原因。

从苏格拉底的角度来说，他的言行确实为针对他提出的指控提供了可能性。

苏格拉底确实没有直接去否定过去的神，但他的很多主张，比如要求人们做心灵的转向，却是与过去以神为核心的哲学有很大的不同。

其次，我们在《理想国》经常可以看到，苏格拉底用看似站不住脚的论点驳倒看似强大的论点，这确实有可能被扣上误导年轻人的帽子。

因此，苏格拉底的言行遭到起诉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另外导致苏格拉底死亡的主观原因是他在法庭上的不妥协。

他在法庭上桀骜不驯的态度，以及他毫不作出让步与妥协的表现，完全是出于苏格拉底自己的选择，换句话说，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表现可以影响到最终的判决，而这也是苏格拉底能够控制的，但他自己并没有选择那么做。

这一点我们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在苏格拉底受审之前，苏格拉底与海尔莫盖尼斯的对话中，海尔莫盖尼斯对苏格拉底说，雅典的法庭常受到申辩言辞的影响，判无辜的人有罪或判有罪的人无罪，但苏格拉底却说：“现在，如果我还继续活下去，我知道龙钟老太就是不可避免的，目力变坏了，听觉减弱了，学习也越来越困难了，而且学过的东西也记不住了。

当我感觉到自己精力不逮而怨天尤人的时候，怎么还能说我是在幸福的生活呢？正是由于神明恩待我，照顾我，他才使我在适当的年龄死去，而且还是用最容易的方法。

因为，如果我现在被判罪，很明显，那些判处我的人会让我考虑一种最容易的、是朋友最少感到痛苦。

使死者被最多怀念的方式来结束我的生命。

当一个人不给朋友的心上留下任何可耻和不愉快的回忆，身体还保持着健康，心灵还能保持有爱的时候就安静地死去，这样的人又怎能不被怀念呢？当我们认为务必用一切方法寻找理由来逃避一死的时候，神明反对我们完全是正当的，因为很明显，这种方法如果成功了，就不进能像现在这样结束生命，反而要准备饱尝疾病痛苦、在充满各种不堪忍受的灾难而且毫无乐趣的晚年中死去。

”[④]
从苏格拉底的这些受审前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表现是他早就设计好的，而且他已经预测到这样的表现会给自己带来死亡，但是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

因此我们认为，苏格拉底的死亡，却是部分由于他自己的主观原因导致。

下面我们来看看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之后的表现，这一部分我们主要研究在柏拉图所著的《克里托篇》中，苏格拉底有哪些言论，以及这反映了苏格拉底什么样的态度。

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多的挖掘苏格拉底选择死亡的原因。

《克里托篇》明确的记载了他的学生们已经准备好贿赂看管他的守卫。

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即使在被判死刑之后，仍然有活命的机会。

苏格拉底拒绝逃跑的原因是因为他了解到他必须遵守这个城邦的法律，服从这个城邦的公民和法官、以及陪审团所审判的结果。

否则他便会违反他与这个城邦的“契约”，而这样做是违背了苏格拉底所提倡的原则的。

在这里,苏格拉底强调了自己不能“以恶治恶”的观点，
苏格拉底如果逃亡，一定会使种种非难降临到他的朋友头上。

如果苏格拉底逃到法治昌明的城邦，那么结果必然是这些国家会认为他是破坏法律的人而对他不予接受。

如果逃到无法无天的城邦，那么它只能沦为食客宠臣，寄人篱下，再不能像在雅典那样谈论。

再次，如果他逃亡外邦，会使他的孩子成为外邦人。

最后，如果他逃亡那么他死了之后依然要在阴间受到审判。

因此，我们说苏格拉底选择死亡既有现实的考虑也有自己价值理念的考虑。

看完了苏格拉底之死的主观原因，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造成苏格拉底之死的客观原因。

首先看制度上的原因：在古代的雅典，实行的是直接民主。

在法庭上，陪审团由500人组成，在超过半数的陪审团成员认定某为被告有罪之后，该被告就会被判处为有罪。

因此，当很多普通公民认为苏格拉底有罪之后，即便这样的指控不是十分有依据，也会造成苏格拉底被判有罪。

这是古代雅典制度上的不足之处，它并不强调证据与逻辑，而是简单而过分地依赖于民众的判断。

同时我们也知道，这样的直接民主容易受到蛊惑家的影响，民众在投票时往往容易忽略事实本身，而被某几位蛊惑者操纵情绪，在非理智与冷静的情况下进行判断与投票。

在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蛊惑家克里昂成功的说服了公民大会，使公民大会免去了伯里克利在十将军委员会中的职务，从而间接地导致了雅典在战争中的失败。

因此，雅典本身的制度给苏格拉底之死提供了可能性。

再看具体的原因：前面我们提到，苏格拉底为了验证神谕而走访了政治家、诗人、工匠等，得出的结论是：苏格拉底别人聪明的地方在于他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这也得罪了很多政治人物与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为了对付苏格拉底便以对神不敬的罪名和教唆年轻人的罪名对苏格拉底提出指控。

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受审这件事情本身，反映了雅典城邦内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想置苏格拉底于死地。

另外一个导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原因是民众的无知。

我们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证实这一点：这在方面最好的佐证便是雅典人流放了地米斯托克利，一位伟大的雅典将军。

地米斯托克力在抵御波斯对希腊发动的进攻中功不可没。

特别是在萨拉米湾海战以后，地米斯托克利得到了大批民众的拥戴和支持，他的威望如日中天。

但是，雅典人害怕出现一个军事独裁者，结果地米斯托克利竟然被被陶片放逐，十年内不许他回到雅典。

被放逐的地米斯托克利起先住在阿尔戈斯。

不久有人得到地米斯托克利私通波斯的证据。

于是雅典政府在整个希腊通缉他，地米斯托克利因此逃往波斯帝国。

波斯国王想利用他的才智和巨大声望，没有伤害他而是给了他一块封地。

他最终逃到了小亚细亚，这时的民众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如何对待地米斯托克力，开始管他叫叛徒了。

后来，雅典军队在客蒙的率领下，对波斯不断发动进攻，波斯节节败退，波斯国王希望地米斯托克利能为自己效劳，率领军队与雅典军队作战，地米斯托克利觉得无法面对自己的祖国与军队，于是饮鸩自尽。

民众愚昧的故事同样发生在苏格拉底身上，只不过苏格拉底与地米斯托克力不同的一点是，苏格拉底并没有自己提出流芳，也没有在判死罪后逃离雅典，而是选择接受自己的命运。

不过我们要强调的重点并不是苏格拉底与地米斯托克力的命运有何不同，而是说雅典民众的鲁莽与无知确实给他们自己的城邦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这一点毋庸置疑：雅典的民众是愚昧而无知的，他们在某些蛊惑家的煽动下会做出错误的、对自己不利的决策。

因此，民众的无知和愚昧也是导致苏格拉底之死的重要的客观原因。

这些就是我对于苏格拉底之死原因的看法.下面我们来探讨苏格拉底之死对于西方哲学史发展的意义。

二. 苏格拉底之死对于西方哲学史发展的意义
M.P.摩尔在为18世纪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名画〈苏格拉底之死〉的注解中说到：
“希腊的存在哲学本质上是对死亡的艺术追求，造成这一惊人的哲学革命的人正是苏格拉底，他的信仰远远早于后代大多数人信奉灵魂不朽宗教的那个时代；当然这也是因为柏拉图为之塑造了一个信仰不朽的灵魂对于可朽的肉体的优越性的超感的理智世界。

在大卫男爵的画中苏格拉底保持着古典而优雅坚定的姿势，为他所崇尚的至善进行辩论，听者虽然表情各异，但是都为苏格拉底不朽的精神所感动。

”
因此，苏格拉底之死给西方哲学的发展首要的贡献便是他的精神。

在《斐多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苏格拉底临死前，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打发开，而去同他的学生斐多、西米亚斯、西帕斯、克利托等谈论灵魂永生的问题。

不久，狱卒走了进来，说：“每当我传令要犯人服毒酒时，他们都怨恨诅咒我，但我必须执行上级命令。

你是这里许多犯人中最高尚的人，所以我想你决不会恨我，而只会去怨恨那些要处死你的人，我现在受命执行命令，愿你少受些痛苦。

别了，我的朋友。

”说完泪流满面，离开了牢房。

苏格拉底望着狱卒的背影说：“别了，朋友，我将按你说的去做。

”然后他又掉转头来，和蔼地对那些青年说：“真是个好人，自我入狱以来，他天天来看望我，有时还跟我谈话，态度亲切。

现在他又为我流泪，多善良的人呀！克利托，你过来，如果毒酒已准备好，就马上叫人去取来，否则请快点去调配。

”克利托回答说：“据说有的犯人听到要处决了，总千方百计拖延时间，为的是可以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

请你别心急，还有时间呢！”这时苏格拉底说：“诚然你说得对，那些人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延迟服毒酒就获得了某些东西；但对我来说，推迟服毒酒时间并不能获得什么，相反，那样吝惜生命而获得一顿美餐的行为在我看来应当受到鄙视，去拿酒来吧。

请尊重我的要求。

” 一会儿送毒酒的人来了，苏格拉底镇定自若，面不改色，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在场的人无不为将失去这样一位好友而悲泣。

苏格拉底见状大为不悦，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为了避免这种场面才打发走家里的人，常言道：临危不惧，视死如归。

请大家坚强点！”苏格拉底接着在室内踱了一会儿，说自己两腿发麻，便躺了下来。

送酒的人走过来摸了摸他的身体，觉得已没有热气。

突然苏格拉底又喃喃地说：“克利托，咱们该向医药神祭献一只公鸡，去买一只，别疏忽。

”说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合上了眼，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⑥]
为什么我们说，苏格拉底是为了真理而死？这一点我们在《斐多》中看的很清楚。

苏格拉底认为，一辈子真正追求哲学的人，临死自然是轻松愉快的，而且深信死后会在另一个世界上得到最大的幸福。

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

这是因为，哲学家的灵魂瞧不起肉体。

因为肉体的感官常常给我们错误的信号，成为追求真理的阻碍。

只有当我们的灵魂摆脱了肉体，才能真正做到独立思考，求得真理。

因此我们清晰的感受到：苏格拉底的哲学是同他的生活实践融为一体的。

他是一位英雄，他意识到道德理想的力量，并自觉、自愿去实现它，即使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

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文化史上意义深远的事件，他是通过自己的死亡来寻觅并且实践自己心中的真理，他是哲学的殉道者。

他的精神鼓舞了西方的哲学家孜孜不倦地对真理进行探寻。

这是苏格拉底之死对于西方哲学发展的激励作用。

第二，苏格拉底的殉道引出了公民不服从的问题。

所谓“公民不服从”，是人们反抗法律不公的方法之一，即公民通过违抗不合理的法律或行政命令，并付出惩罚代价，以唤起其他公民和舆论的关注和压力。

我们通常把柏拉图的《申辩篇》和《克里托篇》看作西方公民不服从问题的开始。

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说了两件有关自己公民不服从往事。

苏格拉底从来没有担任过城邦的公职,但曾在咨询委员会任职。

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在Arginnsae海战中胜利,由于起了大浪,海军中无法援救受伤的士兵。

有十位将领因此被起诉,委员会判处他们死刑。

苏格拉底是委员会中唯一反对死刑判决的,“委员会里的演说者要处罚我,把我拉走,而你们(民众)大声叫喊,跟着起哄。

但我宁愿站在法律一边承受危险,也不愿意因为怕死,在你们行不义时,站在你们一边。

”
另外一件事情是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被斯巴达打败,寡头专制代替了民主制度,统治雅典达9个月之久。

称“三十人僭政”。

苏格拉底和其他四人被叫到市政府,接受一项任务,把Leon从Salamis押送回雅典执行死刑。

当时被派出去执行这种专制命令的人很多,苏格拉底认为这是寡头专制者干坏事把尽量多的人一起拉下水的一种做法。

这一次“我以行动而不是说话……表示我不做任何不义、不敬神之事的原则。

”苏格拉底没有和另外四个人一起去执行任务,而是“回家去了”。

苏格拉底说,“要不是专制者完蛋得快,我也许早就被处死了。

”
这是苏格拉底在行动上的两次公民不服从，这也表明了苏格拉底的观念：当我们发现某一条或某部分法律、行政指令是不合理时，应当主动拒绝遵守政府或强权的法律。

那么，到底什么法律或指令是合理的，什么又是不合理的呢？这一点，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描述中获得一些基本的认识。

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公开地挑战国王克里翁的权威,违背他的禁令,掩埋了自己的兄弟。

安提戈涅用一种高于国王之法的神法来指责国王之法的非正义。

克里翁问她,“你敢不服从法吗?” 安提戈涅答道,“是的,发布这条禁令的不是宙斯,也不是正义。

……我不相信你的禁令有力量推翻神的法令。

”[⑦]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公民不服从的精神并不完全是苏格拉底独有的，但我们相信苏格拉底的行为确实属于古希腊的公民不服从，这也成为了西方公民不服从精神最初的起源。

苏格拉底还实行一种更加有哲学意义的公民不服从,那就是抗辩。

在陪审团已经定苏格拉底有罪之后，苏格拉底本应该自己提出对自己的处罚方案，但苏格拉底却坚持认为自己无罪。

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令人产生怀疑的问题：既然苏格拉底认为法律的判决是不公正的，而且苏格拉底认为公民有义务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为什么当克里托劝苏格拉底逃离雅典时，苏格拉底又拒绝了呢？
我们从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中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提到了“使死者被最多怀念的方式来结束我的生命”，在同一篇记述中我们看到，阿帕多拉斯对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看到他们这样不公正地把你处死，令我难受。

”苏格拉底摸着他的头微笑地问：“亲爱的阿帕多拉斯，难道你希望看到我公正地而不是不公正地被处死吗？”[⑧]换而言之，苏格拉底认为他被不公正地判死更有利于他被人们怀念。

而他希望被人们怀念的目的是很显然的，那就是苏格拉底希望通过自己的死亡让雅典人重新审视当前的法律制度。

相反，当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苏格拉底选择在这个时候逃跑，确实是一种行为上的不服从，但这种不服从将不会有任何意义。

雅典人将会认为苏格拉底逃跑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非通过行动对城邦不公正的法律进行抗议。

这时最好的抗议倒可能是一种服从，一种坦然地受冤死，这时候的服从倒可能是一种当时所能采取的惟一正当的、并且影响深远的“不服从”了，也许这时只有这种赴死才有可能警醒希腊人，使他们意识到这样一种法律中的弊病，从而起来纠正它们。

这也就是苏格拉底选择不逃跑为雅典城邦带来的意义。

关于“耶稣受审”的思考
耶稣基督被叛徒犹大出卖，落到犹太教的大祭司手中。

大祭司和众长老为了将耶稣置于死地，绞尽脑汁编造假罪证，还唆使一些人作伪证，并煽动教徒对耶稣进行百般侮辱和殴打。

但是大祭司和长老们无权治耶稣死罪，依权限应由罗马帝国委派的总督来裁决。

罗马总督彼拉多审理此案，先询问原告大祭司和长老们：你们为什么事控告耶稣？大祭司和长老们回答：他煽惑民众抗税，还自称是犹太人的王。

接着，彼拉多讯问被告，耶稣据理反驳，不承认有罪。

然后，彼拉多对大祭司和长老们说：我查不出耶稣犯了什么罪。

按照惯例，逾越节前夕，犹太民众可以请求总督释放一名囚犯。

彼拉多想趁机释放耶稣。

当时有一名众所周知的囚徒，名叫巴拉巴。

彼拉多问民众：耶稣和巴拉巴放哪一个？在大祭司和长老们的蒙蔽、挑唆下，民众异口同声要求释放巴拉巴。

彼拉多感到民心难违、众怒难犯，为安抚民众，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虽然不能查明耶稣犯了死罪，但可以对他施以鞭刑，然后释放。

大祭司和长老们以及众追随者不接受，齐声高呼：要巴拉巴，不要耶稣！彼拉多没有放弃努力，吩咐下属把耶稣拉出去鞭打，还用荆棘编成一个“冠冕”戴在他头上，又给他穿上紫色的袍子，以示惩罚和侮辱。

然后，彼拉多再一次对民众表示：我查不实耶稣的罪行。

又指着荆冠紫袍的耶稣，对众人说：看那，这个人！试图获取大家的同情和宽容。

但是，大祭司和长老们并不买账，气焰越发嚣张，高喊：把耶稣钉上十字架。

彼拉多再一次强调查不出耶稣犯了什么罪，不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大祭司和长老们不达目的不甘休，又喊道：依照律法，他该处死，因为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

彼拉多听了有些害怕，耶稣若真是上帝的儿子，处死耶稣那不
是冒犯神明吗！他问耶稣到底来自何方，耶稣泰然自若，避而不答。

彼拉多更想释放耶稣了。

此时，大祭司等人竟然将矛头直接对准彼拉多，高喊：你若释放耶稣，就不是罗马帝国皇帝恺撒的忠臣！这句话对彼拉多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因为这涉及总督对皇帝是否忠诚的政治原则问题。

最终，面对强大的精神压力，彼拉多判令释放巴拉巴，把耶稣交给大祭司和长老们去钉上十字架。

这则圣经故事，如果不从基督教历史方面加以解读，而是以世俗眼光来品味，至少有两点很有意思：一是犹太教大祭司和长老们懂得并熟练地运用了制造民意这一策略，他们为了打赢官司，在提供虚假证据的同时，十分重视寻求和依靠不明真相的民众的支持。

他们煽动大批极容易感情化的犹太教信徒，云集“法庭”，造成令人恐惧的众怒声势，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种诉讼伎俩使大祭司和长老们达到了诉讼目的。

二是总督彼拉多明知给耶稣定罪没有证据，更不应判处死刑——钉十字架，但迫于大祭司和长老们咄咄逼人的气势，尤其是当大祭司和长老们“上纲上线”，提出释放耶稣就是对恺撒大帝不忠时，他那正义感尚存的精神防线被彻底摧毁了，不得不违心地判决了一桩千古冤案，也留下了一则万世传颂的圣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