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动荡时代背景下的个人话语——徐訏四十年代小说研究

西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大动荡时代背景下的个人话语——徐訏四十年代小说研究
姓名：***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指导教师：***
2003.5.1
大动荡时代背景下的个人话语—徐讦四十年代小说研究
学科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指导教师：王本朝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外文化研究生：郭彩云（２０００１４７）
内容摘要
徐讦的名字是与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联系在一起的。

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里，他却以瑰丽诡谲的浪漫故事营造出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

本文试图从对徐讦四十年代小说的解读入手，探寻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他的小说何以出现，又何以风靡一时？从而发现其作品的独特价值。

并力图通过对小说文本世界的深层剖析，透视徐讦丰富而特异的心灵世界。

ｆ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商业文化语境下的写作。

把文学创作作为谋生的手段，使得徐讦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商业色彩。

为迎合广大市民读者的阅读口味，徐讦小说有着通俗化的追求。

但作为一个具有清醒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在取悦读者的同时，亦坚守着知识分子独立的思索。

“俗”只是其作品的外在形式，“雅”则是其作品底色。

第二部分：集体空间中的个体性坚守。

四十年代的战争现实使得作家们纷纷自觉地融入到为时代而歌的大合唱中，写实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盼文学主潮。

徐讦却超然于时代潮流之上，避开对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画幅的描绘，而把艺术思致聚焦于对人性和理想世界的哲理性思索，以浪漫、唯美为时代提供了另一种精神表征。

第三部分：徐讦小说的现代性追求。

徐讦的小说创作雅俗兼容。

从俗的层面来说，其小说中言情成分相较于传统的言情模式已发生了现代性的转换。

从雅的层面看，徐讦的小说创作以“个人性”为起点，着重表现对人生刻骨铭心的独特感受以及他对人性的独特理解、独到发现，以一种“审美主义的现代性”构成对自近代以来主流文学所追求的“社会现代性”的反拨与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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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ａ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ｅｌａｏｆＸｕｘｕ’ｓＮｏ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１９４０ｓ
Ｍａｊｏｒ：Ｍｏｄｅ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ｌａ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ｐｅｃｉ丑Ｈｔｙ：Ｍｏｄｅ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ｙ
Ｔｕｔｏ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ＷａｎｇＢｅｎｅｈａｏ
Ａｕｔｈｏｒ：（３ｕｏＣａｉｙ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ｕｘｕ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１９３０ｓａｎｄ４０ｓ．Ｉｎａ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ａｇｅ，ｈｅｃｒｅａｔｅｓａｕｎｉｑｕｅｗｏｒｌｄｏｆａｒｔｗｉｔｈｂｅａｕｔｉｆａｘｌｙｅｔｆａｎｔａｓｔｉｃ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ｓｔｏｒｉｅｓ．Ｗｉｔｈ强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Ｘｕｘｕ’ｓｎｏ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１９４０ｓ，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ｉｓ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ｏｓｅｅｋｈｏｗｈｉｓｎｏｖｅｌｓｈａｖｅａｐｐｅａｒｅｄ踟ｍｂｅｃ，ｏｎｌ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ｎ也ｅｓｐｅｅｉｔｉ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觚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ｏｒｔｔｅｘｔ，ａｎｄｆｕｌ＿１ｈｅｒ，ｔｏｄｉｓｃｏＴｃｃｒｔｈｅｉｒ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ａｌｓｏｅＢｌｌｄＣＡＬＶＯＩ［＇ＳｔｏｐｒｏｂｅｉｎｔｏＸｕｘｕ＇ｓｒｉｃｈａｎｄｕｎｉｑｕｅｓｐｉｒｉｔｌｌａｌｗｏｒｌｄｔｒｏｕｇｈａｄｅｅ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ｌａｅｔｅｘｔｕａｌｐｒｅｓｅ娃ｔａｔｉｏｌａｏｆｈｉｓｎｏｖ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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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Ｉ：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ａ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ｗａｙｔＯｍ出硷ｌ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Ｘｕｘｕ，ｈｉｓｗｏｒｋｓ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ｔｏｏｋＯｎ１１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ｏｌｏｕｒ．Ｘｕｘｕｐｕｒｓ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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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Ｘｕｘｔｔ＇ｓｎｏｖｅｌ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ｗｏｒｌ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大动荡时代背景下的个人话语
——徐讦四十年代小说研究
引言
作为一位在四十年代曾轰动一时的作家，徐讦的名字在今天却鲜为人知，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们文学史观的单一倾向，使得这位曾以其小说创作“轰动读者”的作家，一直都难以进入批评界的视野，以致于长久地被排除在正统文学史之外，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

吴义勤对这一现象分析说：“文学史上常常有一种奇怪的现象：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许多作家，却得不到评论家的认同。

评论家所把持的文学史毫不留情地把这些作家放逐出去，他们只好无奈地寂寞、沦落几十年。

徐讦正是遭受过这种不幸的一位作家。

”“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位被大陆文学史封杀了几十年的作家，在港台却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港台评论界认为：“徐讦先生可说是文坛鬼才，也是全才，小说、新诗、教文、戏剧样样都来，也样样都精。

川２１司马长风甚至把他跟鲁迅、郭沫若相比。

林语堂也曾指出，徐讦与常被认为是“中国的高尔基”的已故鲁迅，同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杰出作家。

也许这些评论有些许的夸大之处，但有一点却是毋庸质疑的，徐讦之所以能赢得如此高的评价，其创作自有其独特价值，只是由于这些作品长久地被纳入“边缘文学”行列，其价值亦被淡化了。

随着九十年代文学研究多元化格局的迸一步形成，被历史淡忘的声音重新获得呼喊的契机，徐讦这一被大陆文学史尘封了数十年的名字也重新进入了文学研究界的视野。

九十年代以来对徐讦小说的研究不仅浮出了水面，而且研究的滞后性反而促进了它的深刻性，多年来的沉寂蕴蓄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学术定位。

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对徐讦抗战时期的小说重新解读，探寻其小说世界的独特魅力，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丹纳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

”。

３始于抗战的四十年代（这里所说的四十年代包括抗日战争发生之后的两三年，即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时代精神自然从四十年代的文学中去找，找到的不仅仅是时代，而且有作家们对时代的理解。

以战争为开端的四十年代，是一个集外族入侵，政争内战于一体的动荡的年代，这个以战争为标志的政治时代，却不是一个文学时代。

然而，这个时代的战争和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却是无所不在的，反映抗战的文学成为这
一时代的文学主流。

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性的社会生活巨变唉起了一个时代的激情，天性敏感的作家们在神圣的民族战争面前，表现出了强烈的兴奋，投入了无比的热情，这是一个血与火交织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诗情激荡的时代。

诚若诗人臧克家所说：“在抗战初期，全体作家可以说都是诗人。

由于伟大的民族抗日战争的狂风暴雨，中国作家们情绪燃烧到了最高度，而诗歌是一种最直接表现激动情绪的形式，那时候大家都写诗，所有的杂志报纸副刊都大量的刊载诗篇。

”闻这种情绪燃烧，使得作家们纷纷汇聚到了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以情感为诗，以口号为诗，掀起了一个为抗战而写作的创作高潮。

抗战初期的创作主要是报告、特写、通讯、墙头诗、街头剧等小型作品。

这些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它们在大张旗鼓地为抗战呐喊助威的同时，亦陷入了一种被称之为。

抗战八股”的不良景观之中。

《弹花》创刊号上曾谈到：“时代的动力，把‘象牙之塔’里的艺术推迫到‘十字街头’，把‘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推迫到变为宣传的工具，锄梁实秋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中央日报·平明》副刊的《编者的话》中，指责“抗战八股”，并谈道：“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

嘲梁实秋因此丽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并引发了一场关于“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

其实，仔细阅读粱实秋的原话，便会很清楚的得出梁实秋并非反对文学服务于抗战，而是不满意文学创作的单一性，他认为文学不应该被抗战的声音所淹没，在抗战文学的创作之外，还应该允许与抗战无关的优秀作品的存在。

但是。

当对的文坛已陷入了一种狂热的情绪之中，抗战文学的创作已成为当时的时代潮流，似乎只要创作与抗战无关的文学就是对抗战的破坏。

沈从文于一九三九年发表的文章《一般与特殊》对～些作家投笔从政提出批评，其结果是该文一经发表就受到了激烈的批评。

沈从文真实用意也并不是反对文学创作为抗战服务，只是在他看来，作家从政后满足于一般宣传，而忽视了文学创作的质量问题。

应该说沈从文这个自称“乡下入”的作家在这个特殊的岁月中恰恰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但是在四十年代的时代气氛和此时的文学被赋予的政治实用色彩的掩盖之下，当时的文坛是很难用客观、冷静的眼光去看待这些见解中的合理之处的，如粱实秋、沈从文这类自由知识分子也自然而然地被排挤到了文坛的边缘位置。

这是一个政治统御文化、政治消解文学的时代；是～个个体融入群体、个性同化于共性的时代。

正是这一时代的文学空气使得文学被要求服从民族整体利益的需要，接受国家权力话语对文学进行整合。

而接受整合的第一步就是文学应表现国家权威话语所要
２
求的英雄主义。

孙犁在其文章中曾大声疾呼：“这是一个战斗的时代，英雄的时代”，要创造“战时的英雄文学”。

“１这种战时的英雄主义主要集中于“英雄人物”的塑造上。

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奚如的《萧连长》、碧野的《乌兰不浪的夜祭》等都是应时而生的这类作品。

在战争的沉沉硝烟弥漫于民族上空的时代，身临战乱、备尝流徙之苦的文学家们不仅要使自己坚信民族未来的光明前景，而且要把这种坚定的信念传递给同样奔忙于敌机轰炸下的普通大众，“英雄主义”的战争文学正是作家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精神一种理解与把握。

它通过“戏剧化’（矛盾冲突的高度集中，审美感情、审美判断的强化与纯化，封闭式的结构，等等）的手段，制造战争神话，信仰、信念（某种意识形态）神话，以及被英雄化了的人（个体与群体）自身的神话”嘲给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以心灵的慰藉，使他们对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

但是，这种英雄主义的颂歌高唱更象是为迎合时代而发出的空洞的呐喊，激情的宣泄多于沉实的叙写。

不错，在战争中，文学家们当然要为自己的国家民族而呐喊，但它仍然应该是独立的个体的呐喊，是带有自己独特个性色彩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

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作家们一旦服务于战争，却立即失掉自己的声音，而不自觉地参与到代国家而思的创作行列中，个体的独立思索从而汇入了时代话语的洪流之中。

其次，文学要有效地服务于战争，除了要把握时代精神，写出激发民众斗志的篇章外，最重要的首先在于唤起千百万民众的抗战热情。

要唤起民众抗战的热情，就必须适应宣传对象的要求。

时代因而对整个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文学要彻底走出象牙塔，勇于承认“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大众的要求”，捌承认“文艺必须深入民间”。

“”“文艺大众化”成为文学接受时代整和的另一个要求。

正如茅盾所说：“我们现在十万火急地需要文艺来做发动民众的武器，我们不能等待到大众学会蓝青官话那一天。

”“因为在全面抗战的今日，我们的作品如果还是只能达到最少数的知识青年群中，就是文艺这武器尚未充分发挥它的力量ｌ”ｎ１１周行认为：“在抽象的理论上，非大众的抗战文艺是不能存在的。

抗战的文艺同时必然是大众的文艺。

川脚总之，战争要求文学通俗易懂，战争要求文学与世俗进一步沟通，这一巨大的外在召唤使得文学走向民间、走向大众，并具体化为利用ｌＥｔ形式、建造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

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为了宣传而要求文艺通俗易懂以便能够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这是必然的，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文学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决不仅仅是形式问题的解决所能够达到的，还必须迎合大众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以及审美习惯。

而要做到这些，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文学在俯就大众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放弃了自
己的话语立场，日渐迷失于民间大众话语之中。

从四十年代的创作实际考察，～个明显的现象是作家们不再有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的独特性，而更多的是张扬一种群体意识，他们在认同国家权威话语和民间大众话语的同时，亦使自己的创作陷入了一种时代的公式化倾向之中。

即要求文学在内容上要强化民族意识，在形式上则要俯就大众，这两方面的要求使得作家的创作陷入了国家权力话语和民间大众话语的双重挤压之中，知识分子的独立创作精神和个性话语在时代的强力作用下，日益萎缩。

徐讦四十年代的小说刨作自然也无法回避他所处的时代，但时代在他的创作中，只是一个淡淡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上发生的故事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传奇色彩，故事情节曲折，悬念叠起，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当时都市市民阶层的阅读口味，这是他的小说得以熟销的一个原因，也是他始终被主流文学所拒斥的原因之一。

但不能因此而把徐讦的小说创作简单地归入媚俗的通俗文学之列，在他的作品中更主要的是对生命和存在的超越性思考、对心理世界的宏阔而幽微的探寻，对人性和理想世界的哲理性思索。

其小说创作成为四十年代文坛一道特异的风景。

“特”不仅指其小说风格的独特，还在于其小说文本话语的独特，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没有被时代潮流所裹胁，融入描写抗战的洪涛巨浪中，而是选择了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思索精神，对生命的本体意义进行了不懈的追寻，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中他以个人话语言说的方式成为一种异质性的声音存在。

本文试图从对徐讦抗战时期小说的解读中，探寻其小说创作的独特价值，并透过小说文本世界透视作家丰富的心灵世界，从而还原一个真实的个体。

徐讦的小说创作是四十年代众多的小说创作中独特的一个，但并非唯一。

还包括废名、沈从文、张爱玲、无名氏、汪曾祺、萧红等等，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创作，也有自己的理论设计，又都不合潮流，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独特的存在。

历史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曾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更重要的仍在于当后人重新解读它时，它所提供的与当代精神相通的智慧与情感，徐讦小说超越时代的先锋性使得这种历史与现代的相通成为可能，本文的目的便旨在探讨这种异质性的声音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中具有何种特殊的意义。

一、商业文化语境下的写作
（一）徐讦小说创作的通俗化倾向
徐讦的小说大多创作于四十至七十年代。

撇开其香港时期的创作不谈，徐讦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数量并不多，但就是这有限作品，却为四十年代的徐讦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
４
市民读者的阅读兴趣，使其作品在当时得以广为风行。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的成功首先是一种商业运作的成功。

或许正由于这一点，有的研究者将其归入了
通俗小说家之列，如刘成友，蒋先武在《并不浪漫的“后期浪漫派”》中认为，徐讦、
无名氏对“新感觉派”感知方式、浪漫主义手法和“鸳蝴派”小说故事编织手法的综合运用，具有明显的混支和融合的倾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只是有着浓重
浪漫倾向和现代色彩的通俗小说家而已。

这种评定虽不无偏颇，但也指出了徐讦小
说创作中的通俗化倾向，而这种通俗化的追求背后则是文学市场需求的推动。

自近代以来，上海都市化进程加快，到三、四十年代，上海已是一个“繁忙的国际化大都会一世界第五大城市，她又是中国最大的港１：３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它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
界。

¨”１上海的都市化进程带来了市民阶层的扩大，他们是城市里报刊杂志的消费主
体，而市民普遍文化水平的低下决定了报刊杂志的通俗化倾向。

吴福辉认为：“海派
作家本质上是一种报刊作家。

”“因为海派须臾离不开现代文明产物之一的报刊，他
们是依附于报刊为生的一群。

这种依赖性，具有近代的历史背景。

鸳蝴派大都皆报
人出身，包天笑长期任＜时报》记者，周瘦鹃是著名的‘申报》‘自由谈’和《礼拜
六》杂志的编辑人。

被公认是章回体小说大家的张恨水，早年在芜湖办过报。

可见
小说与新闻有不能分解的关系，小说的出路更在于报刊。

”“长篇作品经过报刊而销
行千万份，为文人依靠稿费作稻粱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鸳蝴派遂演变为中
国第一代的职业作家。

海派如要以文学谋生，把小说‘卖’给报刊先行发表，或者
干脆自编刊物‘推销’作品，是很自然的事。

州“１作为“后期海派”代表作家的徐讦，
其小说创作发行同样离不开报刊杂志。

１９３３年，徐讦离开北平赴上海，协助林语堂、
陶亢德编辑《论语》半月刊；１９３４年又和陶亢德协助林语堂编辑《人间世》；１９３６
年与孙成创刊《天地人》；１９３８年，徐讦从法国回到已成“孤岛”的上海，开始以卖
文为生，投稿对象主要是‘西风》月刊、‘宇宙风乙刊》、及‘中美日报》，在此期间，
他还先后主编了《人间世》、《作风》、《天地人》、《笔端》等刊物。

其代表作《风萧
萧》则是边写边在重庆《扫荡报》上连载的。

可见，徐讦的创作有讲究经济效益的
一面，这一先在的目的决定了徐讦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文学策略以迎合读者的阅读趣
味。

实际上，这种策略使他既在某种程度上无拘束地抒发了主体情感，使文学作为
文学本身出现，又使他赢得了世俗社会的青昧，其作品在整个洋场畅销。

有人回忆
说：“徐先生的《风萧萧》在《扫荡报》连载，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

”“”１９４４
年ｌＯ月《风萧萧》由成都东方书店出版发行，此后在不到两年时间内连出五版。

汉·罗·尧斯曾明确指出：“在文学史显现的背后，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客观联系，都是由创造或接受主体造成的……文学史的主人将不仅是作家作品，它还应该将读者放在一个显赫的位置上去。

川”１徐讦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便十分注重读者的阅读感受，他认为：“文艺创作不是仅为发泄作者心灵的冲动，更希望能博得读者的接受和共鸣。

”“”因此，他的小说以浪漫传奇的风格荣登四十年代初畅销书榜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满足了这一时期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

四十年代是个特殊的时代，战争使人经受着生命的大破坏，大毁灭，大劫难，刹那间失去了一切又在一瞬中重新获得，直逼死亡又陡然获生，“劫后余生”的中国市民都有一种“趋轻”的心理欲求与阅读期待，新浪漫派小说（包括徐讦、无名氏的小说）适逢其时，以轻灵的幻想、缠绵的爱情故事使他们享受到了片刻的欢愉，减轻了生存的压力，获得了精神的升华。

如果说，现代浪漫主义在“五四”时期呈现了反封建的狂放姿态，三十年代转向了宁静的田园牧歌，那么到了四十年代就分散为多种存在方式，其中浪漫派小说的兴起代表了浪漫主义思潮从知识精英的自我表现向广大民众的阅读口味靠拢。

它适应了战争的环境，淡化了自我表现的色彩，增加了通俗化的成分，获得了怡情和娱乐的功能。

新浪漫派的“新”，即在于把浪漫主义的情感自由原则转化为讲述奇情、奇恋、奇遇，借助于出奇的幻想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

首先，徐讦的小说通过讲述奇情、奇恋来吸引读者，《鬼恋》通篇鬼气森森：在一个杳无人迹的冬夜三更时分，月光凄艳清绝，“我”邂逅了一个全身黑衣的女子，自称是“鬼”。

纯黑的打扮令她洁净逼人，散发出一股神秘的力量，激起“我”的好奇与追求。

此后，一连数月“我”与她相约在荒郊，从形而上谈到形而下。

“鬼”的出尘的美和渊博的知识令“我”着迷，但除了夜晚的相聚，“我”在白天始终难于觅得她的踪迹。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终于在白天见到了假扮为尼姑的“鬼”，于是，她终于向我吐露了隐情。

原来这女子受过严重的挫折，对人生已经心灰意冷，所以她要淡出红尘世界。

迷离恍惚的场景，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男女主人公之间若即若离、缠绵不休的恋情，营造了小说委婉神秘、亦真亦幻的氛围和浪漫传奇的色调，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阿拉伯海的女神》讲述的是一段海上的奇情、奇恋。

“我”在月夜的甲板上漫步，巧遇一位美貌绝伦的少女，自称是“阿拉伯海的海神”，于是上演了一出人神相恋的浪漫爱情故事。

《吉ｈ赛的诱惑》则因我在旅途中的一次逗留而被丘比特的神箭射中，几经坎坷，“我”和潘蕊放弃了现世的种种诱惑，融入了吉卜赛入自由浪漫的生活中。

《荒谬的英法海峡》描绘了一个梦境，“我”被“盗匪”劫持到一个宛如“世外桃源”的小岛上，“盗
６
匪”的妹妹培因斯爱上了“我”，“我”也喜欢培因斯，但却顾虑重重。

先“我”来到这个小岛的中国姑娘李羽宁希望借助与“我”的假结婚离开这个小岛，但在小说结尾的露露节上，一切却又都出人意料。

扑朔迷离的爱情纠葛大大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

其实，这一超俗的浪漫的乌托邦世界正迎合了现代读者大众企图摆脱现实烦恼和欠缺的乌托邦心理，他的带着离奇情节和浪漫情调的倾诉，给了在三四十年代战乱纷起，动荡不安的人们漂泊凄苦的心灵以温情的抚慰。

正如香港李辉英对徐讦小说的评价：“用传奇式的形式美以及贾宝玉式男人必为若干女人所喜的爱情，织结成奇幻虚缈的故事引人入胜”，“纵任空虚幻想的奔放，……使那些每天奔忙于敌机轰炸下的小市民像是寻到了一角乌托邦”。

ｎ町
其次，徐讦的小说受鸳鸯蝴蝶派的影响，醉心于故事的营造，并将故事写得绘声绘色。

魏子云说：“徐讦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家中一位最会说故事的小说家，……他的故事总是说的委婉温馨，美丽动听。

这是徐讦之所以拥有广大读者，并拥有许多模仿的作家的基本原因。

”“”即使他写抗战题材的《风萧萧》，其中虽涉及抗战内容的间谍战，也仅仅作为一个背景，主要还是表现铁赢之中的爱情纠缠。

为了追求作品的传奇效果，他在故事的言说方式上竭尽心计。

在‘风萧萧》中，他让“我”抱着独身主义的信仰，在白苹、海伦、梅滚子三个光彩夺目、个性各异的女子间周旋。

随着矛盾的展开，自苹被误以为是日方问谍，美方谍报人员梅瀛子要“我”去白苹那里窃取日本军部情报，为了民族正义，“我”欣然从命。

经过一番曲折，双方到了拔枪相向的地步，到头来却弄清楚白苹是重庆方面的间谍，于是双方联手对付日本特务．最后，白苹为获取情报而牺牲，梅瀛子为白苹报了仇，“我”则在日军的追捕之中婉拒了海伦的爱情，到大后方去从事属于“战争的、民族的”工作。

洋洋４０万言的小说，把言情和间谍战揉在一起，设置了一连串的鬼打墙似的迷魂阵，使读者跟着“我”如坠云里雾里，到最后才揭开迷团？作者正是利用悬念的设置，神秘气氛的渲染，来强化读者的阅读兴趣。

第三，将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移入现代小说也是徐讦争取读者一个策略。

徐枕巫曾说：“凡属言情之作，总不能脱离佳人才子之范围”。

㈨在徐讦的小说中男女主人公虽已随时代的发展而发生了角色的现代化转换，但仍难摆脱传统言情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才子佳人的模式。

在徐讦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多美貌多情，才华出众，如《鬼恋》中的“鬼”楚楚动人，“有一副有光的美眼，一个纯白少女的面庞”，而且知识渊博，谈吐别致。

《阿拉伯海的女神》里的女巫，《吉ｈ赛的诱惑》里的潘蕊和罗拉，《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里的海兰和白蒂，《荒谬的英法海峡》里的培因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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