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舞《秦王破阵乐》的“制礼作乐”思想

武舞《秦王破阵乐》的“制礼作乐”思想从初唐时期的群雄割据、战乱四起，使得如家的思想逐渐的走向衰落，因此形成礼乐不兴的现象，民众渴望安定，其经济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

那么怎样更好的安定社会，顺应民心，是当时李世民首要面临的问题以及考验，所以它自身认为需要借鉴的是儒家的儒家思想治国的精髓，并要以儒家的思想作为立国之根本，将政治的统治和文化的艺术相结合到一起，并将礼乐的思想教化于天下的子民，这样才能够使巩固唐朝的最为明智的选择。

所以就选择了“制礼作乐”、“功成作乐”的举措。

在每个朝代中的文化艺术思想的形成都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等各个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君主自身的艺术审美的思想更倾向于直接能够决定着这个时期的文化艺术发展方向以及发展程度。

李世民自身较为的尊崇先秦的礼乐教化的传统，并了解“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教化功能，所以会很重视音乐对于社会的功能和作用，并倡导“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美学追求，不仅开创了初唐时期的音乐艺术的繁荣现象，同时也有效的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从《秦王破阵乐》的产生一直到发展都在不断的完善，且经历了一个个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通俗到高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展示出了李世民作为一名开国君主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也将李世民作为一代明君对于音乐的审美以及追求的一种先秦礼乐思想的展现。

在该曲中，最初的雏形仅仅是作为民间的一种小型的歌舞形式，这种歌舞的形式是伴随着战争场面的一种音乐舞蹈，主要描述的就是战士们在战争胜利之后的喜悦以及欢呼的场面，李世民也就是因为在得胜之时见到了如此的歌舞表演因此对其印象很深刻。

但是就一般的君主而言，在刚刚建立朝野之后，一般是处于日理万机的状况，对于音乐歌舞等形式是无暇管理的，但是对于文韬武略且精通音乐的李世民来讲，自身不仅仅更加的关注并欣赏这类的形式，同时也身体力行的参与其中并对此进行绘制和策划。

在他的直接指导之下，使得《秦王破阵乐》才能够逐渐的成为声势浩大、阵容强大且战阵威武的场面并成为了大型的乐舞形式。

对于这部作品，李世民对此曲情有独钟，并且也和治国安邦的治国策略有着紧密的联系。

面对如此气势恢宏的作品，李世民深感欣慰，并且也降到了自己情有独钟的原因：“联昔在藩，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岂意今日登于雅乐。

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于本也。

”从
中就能够看出李世民对于《秦王破阵乐》的情感以及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在于歌舞形式的独特性上，同时也通过这部作品起到随时警戒自己的作用，让它能够时刻的提醒自己如今的江山来之不易，勿忘当时战争岁月的艰辛之苦。

所以李世民自身最为开国的君主自身并没有因为自身的劳苦功高而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而恰恰是运用这部作品来时刻告诫自己需要保持清晰的头脑，这同时也是之所以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的重要原因。

在此乐舞大获成功以后，李世民又将这部乐舞改名为《七德舞》，其中七德指的就是代替“破阵”，能够让乐舞得到更广的外延和内涵，也更好的将李世民的文韬武略以及开国立业的丰功伟绩体现出来。

乐舞的成功随着文化艺术的自由行并得到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同时也大大的提升了李世民在民众之中的声誉以及地位，为初唐的社会稳定以及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从中能够更好的凸显出李世民深谙音乐教化作用的真谛，从乐舞中能够深切的了解到音乐对于社会的兴盛以及人心所向等方面都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恰恰也是不可被替代的。

所以《秦王破阵乐》的成功创作，也直接奠定了唐朝礼乐教化思想的基础，为唐代文化艺术的发展以及音乐的发展建立了一个模板，对于唐代大型乐舞的发展以及昌盛奠定了基础，因此也能够说明该乐舞的开展和唐朝的长治久安也有着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