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家风家教

梁启超的家风家教
梁启超的家风与家教
一、夫妻关系方面：不吝赞扬和尊重。

一个健康的家庭，夫妻关系永远大于亲子关系。

夫妻间良好的亲密关系是子女长大后人际关系的模板。

二、社会关系方面：对家人对朋友，感恩惜缘，仁至义尽。

三、亲子关系方面：
1、任感情流露。

《梁启超家书》收录了梁启超写给子女的一百多封信，在这些信中，他虽然也会对儿女进行教育、指导，但更多时候是像朋友一样的交流、倾诉。

女儿思顺成年成家了，他还口口声声称呼“宝贝思顺”，对待其他孩子也是如此，“小庄庄”、“老白鼻（baby）”都是他日常对孩子们的昵称。

有父可爱如此，孩子该多么幸运！
梁启超的子女都能有成就绝不仅仅是基因的强大，而是取决于他与子女相处的方式。

可见对孩子而言，好的关系比好的教育更重要。

梁启超与子女之间亲密的关系为其（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这是梁启超子女的写照）子女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也正是因为得到了父亲那么多的爱，梁启超的孩子们个个坚韧。

父母所有爱的行为和语言，都会慢慢渗透进孩子的血液里，让他们变得温暖而强大。

2、做学问有态度。

（1）身体第一。

（2）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3）做学问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二者相辅相成。

“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
（4）杜绝填鸭式教学。

做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

（5）学校教育，有其局限性，但绝对重要。

“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见。

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

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

”
（6）专业知识外，拓展视野。

3、逆境处世：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当子女遭遇困境，每有懈怠之心时，他总是及时开导，“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以此为座右铭，也以此劝慰儿女，激励他们砥砺前行。

觉得“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与“天空中没有我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了。

”（泰戈尔《流萤集》）有异曲同工之妙。

政局动荡，长女思顺对丈夫希哲的总领事工作忧心忡忡，任公开导她说，
“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

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

能在困苦中求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

”
“顺儿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到没有办法时一卷起铺盖回国，现已打定这个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

”最坏的情况莫过如此，还能怎样呢？
徽因父亲去世后，他劝慰道，“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

”
《致思成夫妇书》中他说，“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
敌，我们须终生不许他侵入。

”
四、梁启超和泰戈尔的三观异曲同工
梁启超：“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究极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

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
泰戈尔人：“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但哪怕只会唱歌，只要爱人，能为别人带来益处，这样的人生就是有价值的；若一心只想着自己的悲喜，自私自利，不为别人带来益处，即使位高权重，仍将孤独于世，这样的人生就是毫无价值的。

五、梁启超解释“有用”与“无用”之别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和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
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曾国潘）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作甚？着急他作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1927年12月18日致思成书留学学成毕业旅行：
“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

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以西班牙为中心。

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