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论“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现状

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论“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现状
作者：魏银蝶
来源：《社会与公益》 2020年第10期
魏银蝶/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摘?要：近几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全国各地都在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村改居”社区便是城镇化建设浪潮的产物。

但在具体实践中，“村改居”社区作为一种过渡
型社区，面临着一系列治理问题。

本研究从“村改居”社区的形成与发展，基于熟人社会与半
熟人社会视角来论述“村改居”社区，从中发现此过渡型社区社会资本现状，并提出相应的优
化措施，以期为“村改居”社区治理提供一个新的治理视角。

关键词：“村改居”社区；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社会资本
一、相关概念
（一）“村改居”社区
“村改居”社区，是由农村社区转制过来的城市社区，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区，兼具城
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的部分特征，在治理结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与经济结构等方面具有明显
的“亦城亦乡”的过渡性特征，所以它是一种过渡型社区。

“村改居”是一个过程，而“村改居”社区是其结果，最终目的是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道路的建设。

（二）社会资本
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是在1916年，最早阐述它的学者是翰尼范（Hanifan），但他仅仅是描述了社会资本在日常生活中
的运用。

目前，学术界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论述分为三个层面：微观层面，我们将这种社会资本
归属于个人，它强调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建立的各种关系，是个人发展的资源，主要代表人物是
布迪厄；中观层面，将这种社会资本归属于公共产品，它的公共性使之与其他资本相区别，可
以影响个体的行动，主要代表人物是科尔曼；宏观层面，社会资本被看作一个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关系、互惠规范及社交网络，这些特征可以促进合作，最终提高社会效率，主要代表人
物是帕特南[1]。

本研究主要采用帕特南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包括信任、规范与网络三个要素。

二、“村改居”社区的形成与演变
空间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是国家空间逻辑的必然结果[2]，从传统村落到城市社区不仅是空间上的转变，人际关系、社会结构、治理方式都会发生变化。

（一）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这一概念目前成为学术界对中国传统乡村的经典描述，这一描述最早来自费
孝通先生，在他对乡土社会的理解中“熟悉”是非常重要的面向。

例如，生活在村子里的人，
每个孩子都在人家眼中长大，在孩子眼中周围的人也是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3]（P24-30）。

在这个“熟悉”的社会中，信息是透明的，大家知根知底、守望相助，培养了深厚的信
任基础，主要以血缘、亲缘基础形成了特殊信任关系，以地缘基础形成了乡村生活的普遍信任
关系，信任关系稳定且较少掺杂利益因素。

同时，在这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可以得到从心所
欲不逾矩的自由[4]，这里的规矩不是正式法律，它是自然形成的礼俗，这种规矩可以成为“地方性共识”，也可以说是非正式规范，它是村庄熟人社会成员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形成并共同享
有的，包括价值、规范、习俗、伦理道德等，是熟人社会秩序维系的基础。

通常情况下，地方
性共识具有内在的影响作用，形成了潜移默化的村规民约，形塑了农民的行动逻辑。

（二）半熟人社会
与传统乡村无规则不同，“村改居”社区与城市商品房社区一样更加强调通用性与标准性，居住空间的立体化与标准化、住宅设置的封闭性、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界限分明。

随着传统公
共空间的消失，以往村干部各家串门，拉家常式的工作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新社区，这对原始的
邻里关系和社会交往网络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导致社区居民人际关系的“隔
离化”和“陌生化”。

治理主体与治理方式的变化，村民缺乏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以及还
未形成现代社区业主意识，造成“村改居”社区居住空间的社区化以及行动逻辑农民化的尴尬
现象。

社区居住人口流动性增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现代性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环绕着
这个“新生儿”，传统乡村的“地方性共识”逐步瓦解。

虽然相同的生计模式、历史沉淀的记忆、互惠互助等观念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新型社区的契约精神、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等
规则也未真正建立。

三、“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现状
（一）社区基本信任不足
撤村改居的过程一般是由政府主导，多个村的村民被集中安排在一个新的社区，社区人员
关系复杂，价值观念各异。

一方面，居民信任关系逐渐向家庭内部收缩，只维持了特殊信任关系，以业缘为基础的普遍信任关系还未真正建立，那些村规民约在这场变动中发挥的作用逐渐
淡化，居民交往呈现利益化趋势[5]。

另一方面，原先各个村的村委会，改居之后只保留一个居民委员会，村民对这个新的基层组织信任程度不高，居委会开展工作存在一定困难。

（二）社区互惠规范缺乏
虽然村落消失，新社区形成，但是社区中的很多居民文化水平不高，同时社区公民教育相
对缺失，宏大的政治教育和空洞的道德价值宣传并不能有效培育新社区的互惠规范，熟人社会
到半熟人社会的新旧互惠规范在某些领域呈现出空白，依靠道德、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范约
束居民行为的效力正在减弱。

一方面，在“村改居”社区中，土地流失和人口流动打破了传统
乡村的封闭性和熟人社会的网络关系，原始乡村的声望体系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村改居”社区是一个大杂居社会，村民不再耕种土地，开始寻求各种工作，社区居民职业分
化显著，降低了居民之间的原始利益关联，同时削弱了以村集体经济为支撑的互惠规范。

（三）社区网络关系弱化
经历空间变化后，原先熟人社会的邻里关系被打破，到处充满着陌生的气息，邻里关系网
络逐渐缩小。

一方面，当问及与邻居的相识程度时，只有一小部分表示与邻居比较熟悉，还有
一部分表示从来没有与邻居打过招呼，大家不愿过多交流，交际圈子局限在原村庄的人，以及
自己的家庭内部，很少主动去接触新的人；另一方面，现存社区组织发展面临着资金有限、成
员缺少、制度建设落后等问题，制约了社会组织的发展，而这带来的影响就是居民互动频率低、社区参与意识不强以及社区自治能力较差。

四、培育“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
第一，重视文化建设。

多元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着社会个人的行为规范，“村改居”社区
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既有传统文化的特性，又充斥着现代文化的因素。

所以，应从文化建设方
面培养居民的信任关系和互惠规范。

首先，加强物质文化建设，满足居民多元的物质文化需求，如建立社区阅览室、社区文化广场、社区体育活动中心等，促进居民之间的互动交流。

其次，
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培育居民公共精神，如对社区好人好事进行宣传，发挥榜样作用。

第二，增强制度建设。

“村改居”社区存在很强的过渡性，内部人员复杂，异质性较强，
政府应完善社区制度规范来弥补新旧规范对接上的空白。

首先，基层政府应针对新社区的特殊性，制定完善的社区规章制度，约束社区各行为主体，增强社区的稳定性。

其次，明确各治理
主体的责、权、利，加强法律法规对街道、居委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监督，发挥制度权威的
作用。

第三，发展社区组织。

构建密集的社区关系网络需要以社会组织为载体，因此，应关注社
区组织发展，从而拓展社区关系网络，提升居民之间的互动频率和社区参与积极性。

首先，鼓
励居民成立自治组织，使不同的居民因同一兴趣聚集在一起，共同协作完成某项任务，增进个
体之间的信任，建立普遍信任关系。

其次，社区应挖掘自身资源，发挥社区特性，吸引外来社
会组织的加入。

最后，地方政府应多关注“村改居”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给予一定的
资金支持和相关优惠政策。

五、结语
“村改居”社区与传统的农村社区不同，传统的文化资源和农村社会资本包括信任基础、
互惠规范及社会网络关系等正在从村民身上流失，村民对新社区也表现出较低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文化共同体出现断裂。

传统的生活场域是社会资本的形成基地，它是各种社会信任的基础，有了社会信任才会有交往关系，大家才会遵守组织制定的规范条例，可以说它是社会的一种
“黏合剂”。

城市拆迁必定会破坏熟人社会的基础，面对新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合作成本增加，社区管理成本也随之增加。

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原来的信任基础、互动结构发生改变，
新社区逐渐成为“半熟人社会”。

为了促进“村改居”这种新型社区的有效治理，“村改居”
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不容忽视，政府、社区组织、外来人口和失地农民等多方主体都必须通过
沟通交流建立起信任关系，同时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有效的互惠规范及和谐的社区网络的支持。

参考文献
[1]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王列，赖海榕，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吴莹.空间变革下的治理策略：“村改居”社区基层治理转型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7（6）：94-116，244.
[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4]陈柏峰.从乡村社会变迁反观熟人社会的性质[J].江海学刊，2014（4）：99-102.
[5]吴晓燕，关庆华.“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流失与重构[J].求实，2015（8）：37-45.
作者简介：魏银蝶（1994—），女，汉族，江苏连云港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
基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