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发展_陈坤木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发展
陈坤木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上海　200433)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且呈现继续扩大趋势。

这种差距扩大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而产生,并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呈现加快趋势。

为了避免这种趋势长期发展下去,中国政府应从有利于发展经济的角度,从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和最终消除两极分化出发,正确有效地处理好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居民;收入差距;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2X(2001)10-0018-03
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

这一改革是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出发,从改进激励机制、提高微观经济效率和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入手,改革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推进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在此过程中,中国以基尼系数表示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与经济水平相近的印度形成鲜明的反差。

在1984—1998年的14年中,中国基尼系数由0.257上升到0.456。

印度在1951—1992年间,其收入不均等程度几乎保持不变(L i,Squire,Zou1997)。

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在转轨时期收入分配变化的特殊性。

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机制。

经济发展对收入差距扩大有什么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发展又有什么影响?如何有效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作些探讨。

一、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在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动的关系中,是否存在库茨涅兹“倒U型”假说。

从近期的研究文献来看,多数学者的研究没有支持这一假说,但也有学者认为该假说本质上与结构效应引起的收入差异变化相关(万广华,1998)。

李广众(1999)利用中国1985—1995年的实际数据,按照格兰杰因果检验法进行计算,结果表明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经济的发展都在格兰杰意义上导致了收入不均等。

尽管对此尚未达到共识,但从中国经验分析,两者仍存在密切关系。

1.经济发展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
经济发展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东部地区,其人均收入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发挥了地区经济发展比较优势,促使经济快速增长所致。

从而,导致了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2)城市经济的相对快速发展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进入城市的资金、技术增加,但劳动力因户籍制度的制约仍然不能真正进入。

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阻的情况下,城市经济的相对快速发展,其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必然快于农民人均收入增长。

(3)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东部地区农村工业化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

许多研究表明,农村区域间收入差异主要由于乡村工业化给农村家庭带来的较高工资性收入和农村工业化进程差异所导致的就业机会不平等所致。

(4)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非公有经济部门内部分配机制是以效率为主,而且有很大的灵活性,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会高于公有经济部门。

根据李实等计算,1988年、1995年非国有部门职工收入的基尼系数均比国有部门高出6.4个百分点。

(5)财产积累效应导致投资收入差距扩大。

到90年代中期,城镇居民平均财产规模已相当可观,1996年的城镇居民户均金融资产达到3万元左右。

然而金融资产在不同居民户之间的分布的不均等程度大大高于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

根据李实等研究,1996年金融资产额最高的20%居民户拥有的资产量所占的比例高达48%,而最低的20%居民户的这一比例仅占4%。

自有房租金收入的差距也是财产积累效应的结果。

城镇居民自有房产的折算租金的集中率明显高于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具有扩大城镇收入差距的效应(李实等)。

经济发展也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农村工业化。

国际经验表明,农村中的非农化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对于降低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贡献(K uznet s,1979),中国台湾省是最突出的例子。

台湾省
收稿日期:2001-06-13
作者简介:陈坤木(1959—),男,浙江绍兴人,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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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2001年第10期 O ct.,2001 No.10
1953—1980年间,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工业化过程中没有上升,反而迅速下降,基尼系数从1953年的0.558下降到1964年的0.321,1974年的0.287,1980年的0.277。

这是由于台湾全面迅速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对平均化具有最为重要的贡献(F ei,etal1979,朱云鹏1997)。

尽管现阶段中国大陆非农化中的工业化程度还不高,而且在农村内部起到了拉开收入差距的作用,但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全国收入差距起到了积极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2)第三产业的发展。

城市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尽管由于其就业人员比例的增加会带动城镇内部总体收入差距扩大,但对城乡收入却起到平均化作用。

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将使城乡收入平均化速度加快。

(3)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国家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下降了,但是由于国家总收入的快速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相应增加,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为1132.26亿元, 1996年增加到7407.99亿元,期间大多数年份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高于10%。

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促使国家转移支付增加,从而促进地区间、行业间居民收入的平均化。

2.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目前多在消极作用上,有人认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障碍,而对其积极作用的研究比较少。

应该看到,部分收入差距扩大具有积极意义。

例如,个人教育收益率提高引起的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专业技术人员和非技术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劳动贡献大小所引起的收入差距的扩大等,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

从积极意义方面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通过引入竞争机制,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改革初期,农业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企业引入以奖金为主的激励机制,均扩大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

但通过竞争机制的收入扩大,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和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

今后,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和劳动力自由流动,企业转制,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还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但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合理利用生产要素,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益的。

(2)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在投资要有一定启动成本的条件下,收入分配不均促使收入分配向高收入阶层倾斜,有利于私人投资的增加,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的投资热情,有利于可用于投资的利润的积累。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经济发展。

(3)收入不均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总储蓄率,进而促进投资,推动经济发展。

如果一国居民的人均收入较为低下,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必须用于满足生活开支时,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短期内将有利于储蓄率的上升。

这在改革初期“短缺经济”时效果明显,但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这一作用已走向反面。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随着差距的扩大而增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影响社会安定而导致资源浪费。

1995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28.6%,城镇的贫困发生率也达到8%。

据估计,农村贫困人口高达2.46亿,城镇贫困人口2800万(李实等,1999)。

城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生活严重困难的已达15.2%,而现有失业保险只能承担2%的失业人口,远不能满足现有8%—9%失业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李江等,1998)。

低收入阶层的扩大,贫困人口的增加,影响社会安定。

低收入阶层的犯罪以及其他影响社会安定的活动会直接导致资源的浪费,因为这种活动使用的资源并非参与生产活动,同时社会为了维护法律尊严,保持社会安定,必须投入一定的资源防止这种活动的产生;一旦社会动荡,财产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还会抑制投资活动。

按照国际上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提供的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较为合理;0.4以上表示差距过大。

1978年至90年代初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处于比较合理的水平,但从90年代中期起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处于差距过大位置并呈现继续扩大趋势,对社会安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2)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而引起总体居民消费不足。

理论研究已经证明,收入差距越大,收入越向少数人集中,总体消费倾向越低。

中国从1996年到1998年的3年中,基尼系数提高了0.032,而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了0.53(边际消费倾向1996年0.770,1997年0.597,1998年0.236),后者下降幅度高达70%。

这已成为拉动内需的一个主要障碍。

(3)国民经济循环受到影响。

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支付于奢侈品消费,容易引发易有经济泡沫的房地产等部门的投资,增加储蓄形成食利资产,增加高档消费品的进口,易致经济结构的畸形化。

农民收入水平低,对工业品的购买能力弱,工业的发展得不到农村这个主体市场的支持。

居民收入在地区上存在过大的落差(1998年中国人均可支配货币收入水平最高的大中城市是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大中城市的4.8倍,1998年中国农民纯收入水平最高的省是最低省的4.4倍),会使后进地区吸收和涵养人才的能力下降,影响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经济互补。

二、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发展的趋势与政策建议
从中国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和有关经济政策看,在21世纪初期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将趋于扩大。

理由主要有:(1)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中国的基尼系数低于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国家,高于亚洲的一些国家,更高于欧洲发达国家的普遍水平(世界银行,1996)。

如智利1994年基尼系数高达0.565,中国台湾地区1953年也高达0.558,有些国家还要稍高一些。

从国际发展的经验和部分学者研究的结果看,中国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也呈类似“倒U型”曲线,尽管这一拐点还不能确定,但是显然现在还没有到达拐点。

一般认为当非农业人口的比重达60%—70%,人均收入水平达到1000美元时,收入差距将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即达到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拐点。

与此相比拟,中国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基尼系数仍将上升。

(2)从近20多年中国基尼系数变化看,1984年到1998年的14年中,由比较平均到差距过大,以及近三年在宏观收入分配中居民劳动收入所占国民收入份额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又提高了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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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年增加0.01以上。

中国非农人口要达到60%—70%,至少需要20多年时间,因此,中国基尼系数有可能会达到0.55左右。

(3)城市国有企业转制等改革使下岗工人、失业工人增加,而社会保障水平又较低,则必然会提高城镇集中指数,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非公有经济发展速度相对加快,使原有公有经济的收入平均化作用削弱。

(4)进入W T O后农业部门受到冲击,据预测,2005年虽有部分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其他部门,但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将会比1995年下降2.1%,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则会增加4.6%(文岗, 1999),从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当然也有促使收入平均化的因素,例如,加快城市化进程,开发中西部地区,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劳动力流动,农村“费改税”,以及加入WT O后行业之间的自由竞争等,都将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以及个人之间收入差距。

从以上几方面比较分析,今后一二十年内,中国居民收入扩大的力量仍强于缩小的力量,基尼系数还将继续增大。

为避免这种趋势长期发展下去,或者避免其迅速发展,以至于成为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中国政府应从有利于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从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和最终消除两极分化出发,正确有效地处理好两者关系。

(1)大力推进城市化和农村非农化的进程。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趋向合理的重点所在。

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现代化,已经阻碍着经济的发展。

从改革户籍制度等入手,加快城市化进程,不但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的发展,而且会极大地缩小城乡差距。

同时,要加快农村非农化,加快中西部的开发,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和农村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或者阻止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2)加大农村税费改革力度。

费改税可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

同时,改变农村按人头分摊的税费为按收入征收的税收,即“累退税”改为“累进税”,阻止农村富人与穷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深化农产品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发挥中西部地区在粮食上的比较优势。

进一步加快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使人口向经济增长快的地区集聚,以缩小城镇与地区之间的差距。

(3)大力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投入。

加入W T O后,中国农业劳动力失业增加,城市技术知识水平较低的职工失业增加。

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必须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对农村劳动力和下岗职工的再教育,提高再就业率,减少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收益率在提高,1995年城镇职工的教育平均收益率达到5.9%,比1988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

在农村,教育对获取非农就业机会的作用越来越大,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与文盲劳动力相比,在1998年获得的非农收入的概率高出近10个百分点(李实等,1999)。

(4)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

在加强“三条社会保障线”建设的同时,更应重视对农村养老事业的建设,因为农村人口权重大,其收入差距的大小左右着中国收入差距的大小。

重视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帮扶,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发展相当数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业,解决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人口,使居民收入分布人口由“金字塔”型逐渐转向“腰鼓”型。

(5)保护合法收入,打击非法所得,取消不合理的收入分配。

如果收入差距来自于人们认可的一些原因,如劳动贡献、知识能力、个人天赋、甚至个人机遇,收入差距不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反而会成为提高效率的激励因素,对此,应给予法律保护。

反之,通过利用一些非法手段,借助于权力和垄断力量来获取个人私利的行为,人们心理上会产生强烈不满,甚至会引起社会不安定。

对此,应予以打击。

但这除了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调整之外,还必须借助于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

(责任编辑:杨国玉)
(上接第17页)市场上的混乱。

当前对于近距离的这一部分速递业务市场,应从法规、政策上明确可以由各类速递公司进入竞争,但同时也应对这一市场实行相应的行业管理,防止在政策过渡期市场混乱的局面加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正规的中、小速递公司的成长。

2.引入国外竞争——利用国际性公司的进入促进产业组织的优化。

速递业不属于自然垄断产业的范围,其适应的市场结构应有一定的竞争度,对于正处于成长期的速递业来说,外国公司的适当进入会有利于其产业组织的优化,引入国外竞争能够更快、更有效地促进市场的竞争程度。

国际速递公司的进入对国内的速递企业来说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首先,国际速递公司的进入将直接降低中国速递业务的集中度。

随着速递业务市场的进一步放开和对外贸易的增加,过去由中国邮政独家专营国际速递业务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司将瞄准中国这个巨大的业务市场,而这一趋势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更成为必然。

其次,国际速递公司的进入将给国内企业带来新的管理理念、服务理念,以其产品(服务)差别化的优势对国内速递企业形成无形的压力,进而转化为动力促使国内速递企业的发展、进步,对于整个速递业会逐渐实现产业组织的合理化。

(责任编辑:杨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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