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位置及“丸山悖论”——丸山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革命”位置及“丸山悖论”——丸山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作者：郑树敏
来源：《云梦学刊》 2014年第6期
郑树敏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丸山昇是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其学术著作中，“革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日本战后“悔恨共同体”的情绪底色中，“革命”作为一种主题已经实际
内化于丸山昇本人及其研究之中。

此外，丸山昇在对“革命”进行细微辨析和宏观思考的过程中，还达成了对“革命”的深层次认同；同时，丸山昇超越了“竹内鲁迅”的“文学者”概念，建构了“革命人鲁迅”也是极具学术敏感力的选择。

最后，从最深广的人性关怀出发，丸山昇
始终保持了对“革命”中“人”及其选择的考察与思考，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即如果拒绝了抽象原则，“革命”的动力将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丸山悖论”。

关键词：丸山昇；革命；悖论；鲁迅
中图分类号： 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4）06-0006-05
收稿日期：2014-10-10
作者简介：郑树敏（1990- ），女，山东泰安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位置：内化于自身的“革命”概念与认同
二十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发生了太多革新与剧变，无论是形而下之器，还是形而上之道，
都在苍黄翻复之中曲线向前。

于中国而言，在各种意义的层面上言说的“革命”是这一世纪挥
之不去的主题,对这一词语的质疑与辨析在70年代末以来从未间断，而且，世纪之交，怎样思
考“革命”显得更为重要。

丸山昇的论文集《鲁迅·革命·历史——丸山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2003年的出版，能够在这一问题上给我们诸多启发。

1995年，香港出版了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一书，该书批驳了“革命是必
由之路”的观点，反对了激进主义和情绪化的暴力革命观点，引发海内外诸多赞同或反对的声音。

陈建华2000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一书，将“革命”一词的来龙去脉、革命与现代性、革命与人的关系等问题抽丝剥茧细细叙来，是学
理性较强的研究成果。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丸山昇呈现给了国内学界这样一种研究姿态：对待“革命”，既没有否定，也没有鼓吹，他关于“革命”的学术研究与个人思考都是拒绝从抽象
原则出发，是基于实践而非理论，基于现实同情而非政治压力。

本文即是基于对丸山昇学术著
作的研读，尽力传达出个人对以下问题的思考：丸山昇在何种背景之下一以贯之关注中国“革命”，为什么“革命”在他的研究中居于真正的中心位置，以及在否定抽象原则与革命动力来
源的冲突之下，“革命”实践与“革命”情怀何去何从。

个人认为，“革命”一词是丸山昇的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不容忽视的关键词。

而丸山昇
对“革命”的思考又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中言说，以“文学”的方式为内容和媒介，对“革
命”的意义界定与学术思考便显得极为重要。

丸山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是1948年，基本与新中国的成立同时。

《鲁迅·革命·历史》一书中提到，彼时日本战败之后，日本的中国研
究界是处于“悔恨的共同体”的精神状况之中，有一种由既未能阻止、又未能反对那场对中国
的侵略而产生的罪的意识。

同时，日本的近代化是来自上层改革而完成，而社会真正意义的近
代化并未实现，而当时新中国的情况给予日本知识界某种中国式“大众基础上的”近代化更值
得借鉴的看法，再加上美军对战败日本经济、政治的压制又使得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新文学作
品的反帝抗战描写有了同为“弱小民族”的心理认同，因此，当时日本左翼方面有对红色中国
的憧憬。

丸山昇对中国革命的观照即是在这种底色之中开展。

在丸山昇的概念里，“革命”有无上限与下限？有没有什么基本内涵？个人以为，丸山昇
概念里的“革命”，延续了鲁迅的革命概念形成方式，具备一种“未完成性”。

鲁迅说：“所
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

革命无止境，假使世上真
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

”（《黄花节的杂感》）[1]。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革命”不一定非得成功，“革命”可以失败，或者说，没有一劳永逸永远先
进的“革命”目的与方式。

更进一步，“革命”对鲁迅而言，是比马克思主义概念中的“革命”更为宽泛的概念，“革命”是不满现状的活动，使得人类、社会进步的活动，都是“革命”。

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接近于“革新”的概念。

这种“革新”不只是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更是思想意义上的“革命”。

推翻一个制度或者政权不是“革命”的目的，在革命中塑造“新
的人”才是最终归向。

得到鲁迅启发的丸山昇也不是从特定“革命事件”出发进行学术研究，
而是将“革命”作为思考的主题与线索。

当然，丸山昇的“革命”既是宏观的，也是具体的。

当他在处理某一人物、事件时，他会
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理清此处“革命”的细微内涵。

这种方法把所有知识、史料先问题化，然
后着手重新构造历史的脉络、逻辑和方向。

他没有预设一个结论，而是在研究过程中让史料的
走向决定问题的走向。

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处理的是一个小问题，但却能够带动一段历史。

比如，《“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一文，深入分析了鲁迅的“革命文学”观，且指出在中国，
“革命”并非是由马克思主义首次提出，在之前已有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而鲁迅是经历了这
些革命的残酷失败，故而，“为革命的文学”在鲁迅那里是有着马克思主义和国民党两方面所
提倡的并存。

经过丸山昇对“革命文学”中“革命”何指的精准梳理，我们得以清楚了解鲁迅
能在当时便指出“革命文学派”的“新”缺乏与现实交锋的深刻性和坚实性的原因。

特定情境下的“革命”内涵考察之外，“革命”还是丸山昇学术研究的某种背景底色。

丸
山昇最初的研究起点，是出于同中国人“分享被压迫民族的命运”的心理动机，并希望在鲁迅处、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历史处，寻求到能够给与日本社会以启迪的思想资源。

自然，他对自己
的研究有着清醒的意识：“本来研究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挖掘出那些未被意识到的意义并让它作
用于今天。

只是，不能忘记，这有时最终只不过成为自己的影子在研究对象上的投影。

”[2]丸山昇是在“革命”的理想主义情结中，试图达成对具体“革命”情景的某些还原。

这也是日本
学者的“革命”观与欧美学者的不同之处，欧美学者可能倾向于从革命理论的想象出发，或褒
或贬，以完美逻辑来切割革命实践；日本学者则从同为东亚民族的历史认同出发，从对史料的
挖掘与对现实的观照出发阐释“革命”，力图避免“投影”式的研究。

鲁迅研究：继承“文学者”，建构“革命人”
丸山昇在评价竹内好的研究时，说“竹内的中国论，比起论述中国本身来说更倾向于论述
日本”，同样，丸山昇的研究也没有或者说没有必要摆脱其日本化的倾向。

不过，丸山昇基于
对中国革命关注和考察基础上建筑的“革命人鲁迅”概念，完成了对竹内好的继承和超越。

丸
山昇自评说，他是将竹内好式“文学者鲁迅无限生发出启蒙者鲁迅的终级之处”的论述中心，
发展为“将革命作为终极课题而生活着的鲁迅（革命人）生发出文学者鲁迅的这一无限运
动”[3]的探寻立场。

鲁迅多次在自己的杂文中提到只有“革命人”才能创造出“革命文学”这一观点，例如，“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

”（《革命时代的文学》）[4]但丸山昇关注到鲁迅人生经历与精神人格的“革命”底色仍然极富学术敏感力。

钱理群曾经区分了“革命人”与“革命家”，指出：“‘革命家’的鲁迅
是与‘文学家’鲁迅、‘思想家’鲁迅对举而言的。

或者说，它是外在于‘文学家’鲁迅与
‘思想家’鲁迅的。

因而它的实际含义只能是‘革命政治实践家’鲁迅, 而在毛泽东的体系里，‘党性’又是政治的最高体现。

这样,‘革命家鲁迅’实际上就是‘党的鲁迅’。

1960年代的
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也是这样塑造鲁迅的。

”[5]也许是旁观者清，丸山昇跳出了信奉理论而坚决行动的“革命者鲁迅”，别具眼光将鲁迅期待中的“革命人”概念赋予他本身。

在《辛亥革命及其挫折》中，他辨析了“鲁迅之革命”的内涵——政治革命与人的革命为
一体，将革命作为精神的问题、人的问题来把握，而并非在“政治革命”之外单独考虑“人的
革命”和“精神革命”。

丸山昇明确提出革命不在鲁迅之外，而在其内：“中国革命这一问题
始终在鲁迅的根源之处，而且这一‘革命’不是对他身外的组织、政治势力的距离、忠诚问题，而正是他自身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鲁迅原本就处于政治的场中，所有问题的存在方式本身都
处于政治的场中，‘革命’问题作为一条经线贯穿鲁迅的全部。

”[6]正因为“革命”于鲁迅，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自身的欲求，所以“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他自身的失败。

”[7]对鲁迅的“革命者”身份的确立，是对竹内好一元化强调“文学者”鲁迅的超越，而从丸山昇本身出发，也有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研究对象的自觉不自觉的代入感。

《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一文，除辛亥革命之外，还论述到在文学革命、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北伐、清党等历史事件中鲁迅的思想转变与文学创作，鲁迅逐渐卷入实际的斗争，作为“现在”的人来行动。

丸山昇的论述使我们清晰认识到，鲁迅的“革命”不是作为宏大的
先行“概念”存在，而是植根于现状的“事业”，已经内化为鲁迅自身的追求使他投入其中。

因此在经历了几番失败与挫折之后，与同时期左翼的革命文学家相比，鲁迅才能不断强调“革命”的残酷一面，对他们的乐观表示忧虑，这种清醒自然顺理成章，但依然难能可贵。

关于鲁迅“革命文学论”的形成问题，丸山昇在《“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一文中提出，鲁迅对于“革命文学”的看法并非来自于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而是源于他内心已经成型的思想。

另外，丸山昇还区别了马克思主义接受在中国与日本的不同。

在日本，因为之前有着直接为任何目的服务的文学都是无力的这一观点，所以能够很快接受了
相反方向的“艺术是阶级斗争的强有力武器”这一全面颠覆的革命性命题。

而中国则有文学的
艺术性与实用性多种文学观念，马克思的出现并不是作为绝对权威，这其中的中间项和保留条
件使得鲁迅的认识灵活而丰富。

综上种种分析，丸山昇指出，鲁迅历经挫折之后，最终在心中孕育的信念是：中国革命只
能背负现存的“无智慧”“不关心”的民众甚而借助其力量前进。

对于鲁迅的“文学无力说”，丸山昇指出应该在“思想”与“行动”、“理论”与“框架”中把握。

也即，和为了现实的只
是哪怕一点进步也付诸行动的行为相比，深化提高“根本的”抽象层次的思想反而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在鲁迅那里，思想并非终极目标，目标与现实之间的“中间项”才是问题所在。

事实上，“中间项”问题也是革命的阶段化问题。

丸山昇批驳了成仿吾等创造社的年轻人是革命冒
牌货，而当真正的革命者柔石、瞿秋白出现时鲁迅即开始真正接受归依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因
为革命的承担者只能是有着缺点近于冒牌货的人来承担，而真正的革命家的产生也是他们修行
的结果。

丸山昇对鲁迅对于叶遂宁和梭波里自杀发表言论的分析也与“中间项”的阶段化相关。

“世间哪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文学者在革命前抱有的幻想可能会由于现实的革命而被否定。

从鲁迅这里，丸山昇坚定了对革命在本质上只能是永久的工作的认同，“革命人鲁迅”既
是研究鲁迅的方法，也是深入考察“革命”本身的角度。

丸山悖论：“革命”中的“人”及其选择
在立足于“革命”的文学、历史研究中，丸山昇注重考察具体的“人”的特殊性。

在《作
为问题的1930年代》里，丸山昇通过分析冯雪峰、许广平的文章和周建人的文章对相同事件的相反描述，阐释了自己对于“路线”本身的质疑。

通过谈论左联内部的人际关系，以及鲁迅与“现代派”和“第三种人”的关系，表明的是现实中的人不是某种理论和政治立场、“路线”
的代言人，而应该强调他们作为具备自身经历的人的存在。

“正确”或者“错误”的路线是由
活生生的人来担当，但是存在于现实中的人的无数实践，却无法全部还原成路线。

关于“国防文学论战”与“文化大革命”的三篇[8]有着很强的针对性，是对当时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先行的对文学历史的重新解读的质疑，也就是对文革时思考和思维方式的质疑。

丸山
昇以缜密的“实证”研究的方式还原历史选择中的“人”。

以周扬“颠倒历史”的问题为例分析，丸山昇具体到历史现实中，例如在反右“高潮”中怎样保全自身，怎样使得鲁迅权威与党
的权威同时共存的问题，在这些具体事件上分析周扬个人的心理动机，指出“倘若将问题还原
为与这些因素相割离的个人的恶的秉性、意图，那么就不能实现对问题的批判，也无法把握中
国变化的法则”[9]，实然，丸山昇在《围绕施蛰存与鲁迅的论争》中提出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当事者”的概念是在学术研究中对“人”始终秉承的一种“了解之同情”。

正是从此处出发，丸山昇写萧乾的两篇文章才能做到见微知著，由萧乾一个人的命运考察
了中国一代或一类知识分子的选择。

在《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中，丸山昇写道：
“在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往往把作家在大环境下的选择密封于‘历史的必然’中，而
不大谈论个人的内心选择的契机及其样态。

对此如果能够更深更广地予以阐发，也将有助于弄
清小环境具有的意义。

将这些累积起来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恐怕才会明确地呈现出自身立体
的构造，而不再是中国革命史的翻版，或反过来，仅作为现象的作品和流派的罗列。

”[10]以
这种考察方式，丸山昇理清了萧乾的选择背后的思想逻辑和情感支撑。

萧乾之外，丸山昇还写了《关于潘汉年·初稿——1930年代群像之一》一文，将潘汉年从
重重文字记忆中打捞、还原，给了我们一个较为真实的革命者形象，从而也将“中国革命难以
捉摸的复杂性和兴味之处”展现于纸面。

研究本身是严肃的，但是文章读来却有着跌宕起伏的
刺激性，当然这与潘汉年这一人物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有关，但同样，也是丸山昇对革命斗争中
的人物不由自主地“代入”体验感染了我们。

正如他在文末不无感情地说：“曾经被鲁迅讽刺
为‘齿白唇红’的革命文学者的青年，不久便岂止是革命文学者，而是作为革命家终生献身革命，并在自身也作为重要一分子创立起来的新国家之下悲惨地死去。

而我们首先应当做的，乃
是不对这一切感到畏缩，或即便有所畏缩也要坚持重新加以审视。

[11]”在这里，被研究者的
命运与研究者的学术热情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融。

丸山昇对于所要研究的人物选择总有自己的考量，除上文提到的人物之外，他对何其芳、胡风、施蛰存等人也有深入的了解，在他的学术文
字中，读者总能被人物经历的跌宕与研究者的热情双重打动，“革命”也就不会是冷冰冰的事
件罗列。

不难发现的是，丸山昇一直对30年代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关于30年代，他曾经有一系
列的追问：“如果今天重新将1930年代作为问题还有意义的话，那么尽管它有那么多弱点和缺陷，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中至少相当一部分（关于这一点我的认识到现在依然不变）还是被
这场运动所吸引，他们真的甘愿为此不惜自己的生命，这是为什么？是什么从内心驱动着他们？果真不过是幻想吗？如果说是幻想，那不是幻想的又能是什么呢？再则，如果说人活着不光是
为了面包，而是有所需要，那又是什么呢？1930年代便是为建构包含这一系列追问、能承担实
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的一种尝试提供了天地。

这是1930年代的全部意义所在。

”[12]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是1985年，丸山昇是从30年代出发，从鲁迅出发，反思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
其革命实践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经验与挫折，但他还不能对以上的一系列问题作出全部的
回答。

丸山昇把自己陷入了某种可贵的“悖论”之中，即如果拒绝了抽象原则的魅惑力，那么“革命”的动力从何而来？要改良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药方从何开出？
个人认为，丸山昇是了解鲁迅的，因为他们都属于拒绝被“抽象原则”说服的“革命者”，所以他更易从鲁迅资源处吸收养料。

但丸山昇与理想主义情结更为浓厚的周扬、潘汉年、胡风
等人之间就更“隔”一些，这种“隔”就是“丸山悖论”的体现。

也即，拒绝抽象原则，就不
能完全理解被抽象原则完全感化的“革命者”。

如果一定要对拒斥抽象原则之后的革命动力问
题追根究底，我们可以发现，将“革命”大而化为“革新”，好像可以逃避思考，毕竟向上与
向善是不容被否定的追求。

但这时候新的问题是，“上”与“善”的衡量标准是什么？这个问
题的答案仿佛又指向可以提供依据的抽象原则。

革命抽象原则的强大浪漫主义精神再次介入，
使“革命者”在虚幻描述中寻求“实在”。

抽象原则具有某种魔性，如穆旦1976年在《神的变形》之中借“魔”之口对“神”挑战：“我在人心里滋长，重新树立了和你崭新的对抗，而且把正义，诚实，公正和热血，都从你那
里拿出来做我的营养。

你击败的是什么？熄灭的火炬！可是新燃的火炬握在我手上。

虽然我还
受着你权威的压制，但我已在你全身开辟了战场。

”[13]在权力介入之下，“神”“魔”互换，而人最终“反抗一切压迫”的呼声，只好在权力幻术的腐蚀之下一次次消解于这一无解的命题
之中，而同时历史也是在这一“悖论”中次次轮回。

整个二十世纪，革命将其强大的浪漫主义精神施加于现实，制造了大批注定会破灭的神话，群体政治性与个人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不断处于冲突之中，因此引发了系列不堪回首的悲剧。

在
新时期，抽象原则的浪漫主义的狂热性和危险性不断被检讨。

但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
同的情感走向，而今，市场经济大潮的席卷带来众多社会问题，怀念“革命”、重新“革命”
的呼声逐渐多有耳闻，实然，只要社会存在不公，“革命”理论对乌托邦或“大同社会”的畅
想就会始终存在。

然而，丸山昇值得钦佩之处在于，他始终相信改进的可能性——“我看看世界之政治、经济、文化的现状时，还不能相信现在的情况就是人类找到的最高的社会、文化形态”[14]，但
这种信念却并非出自抽象原则。

丸山昇希望，人们能够继承鲁迅“常觉得‘黑暗’与‘虚无’
乃是‘实有’”的情况下，依然“反抗绝望”的韧性。

丸山昇继承了鲁迅的遗产，也继承了鲁
迅的困惑。

或许最终“悖论”之下，针对30年代的一系列追问，思考或许无效，但不应放弃思考，“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28.
[2][3][6][7][9][10][12]丸山昇著，王俊文译.鲁迅·革命·历史——丸山昇现代中国文
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7-48，30，29，39，139，230，285.
[4]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7.
[5]钱理群.建构“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2005年11月27日在丸山昇先
生〈鲁迅·革命·历史〉一书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J].鲁迅研究月刊，2007，（02）.
[8]《围绕1935、1936年的“王明路线”——“国防文学论战”与“文化大革命”Ⅰ》；《关于“国防文学论战”——“国防文学论战”与“文化大革命”Ⅱ》；《关于周扬等人的
“颠倒历史”——“国防文学论战”与“文化大革命”Ⅲ》[A].鲁迅·革命·历史——丸山昇
现代中国文学论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王风，白井重范.左翼文学的时代：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07.
[13]穆旦诗文集·1·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60.
[14]丸山昇.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J].鲁迅研究月刊，2004，（12）.
[责任编辑余三定；责任校对杨年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