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译论中的译者地位

西方译论中的译者地位
作者：何甫权
来源：《电影评介》2008年第04期
摘要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对译者公正、全面的认识和对译者地位的正确认识。

然而在活跃繁荣的西方翻译理论中，译者虽被关注但其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并未得到充分认识和阐述，历时研究语文学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结构主义阶段的翻译理论，随着翻译实践的不断繁荣和翻译理论的持续发展，位于翻译活动中心的译者将会得到应有的认识。

关键词译者主导作用主观创造性中心地位
二十世纪以来，跨学科学者高度参与翻译理论建设为这一领域注入活力，令翻译研究呈现跨学科、多视角、多元化发展趋势。

翻译的地位也随之日渐上升，翻译也开始被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项成果，是翻译学得以发展为独立学科。

”(Lefevere 1992)“翻译学”被提出并进入理论和学科建设。

(杨自俭2000)在纷繁复杂的各式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总结中，译者这一角色或多或少或重或轻被述及。

本文试图梳理描述译者地位在历史中的演变。

笔者基于手头现有资料，着重考察译者在翻译研究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地位状况，即语文学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结构主义阶段。

早期翻译理论零碎而不成体系，基本上没有学科意识，而且大都集中在文学翻译领域。

(潘文国2002)有人将这一阶段的翻译研究称为“文艺学派”(Gentler2004)或“语文学派”。

(陈德鸿、张南峰2000)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的创造性，但缺乏系统性。

翻译的主要目标是“美感经验对等”，总的趋势是译者重效果“跟着感觉走”者居多。

(潘文国2002)这一阶段的翻译理论焦点在于“意译”和“直译”。

译者的主导行为得到一定程度重视。

翻译是基于原文的译者选择。

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文学艺术，翻译的重点是进行文学再创作。

尤其要求译者具有天赋的文学才华。

译者的选择很受限制，主导作用或者作为人的主体性没能得到充分发挥。

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泰特勒总结了翻译的三条原则。

(谭载喜2005)在详细阐述第一条原则时，泰特勒指出“译者对原文有略加增减的自由，但增加的必须是与原作思想有联系的内容，删减的必须无损于原作的思想。

”(胡功泽1994)在这里，译者被赋予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对原作的内容略加增减了，但获得这点自由的前提是必须忠实于原作的思想。

获得自由的同时，译者的任务也更加艰巨了，不仅译文的风格与手法要与原作一致，还要保证译文象原创作品那样流畅。

这点自由与如此艰巨的任务比起来，似乎不值一提。

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译者本人还是翻译理论家，都始终把原作放在首位。

译者的身份仍然是原作的“仆人”，只不过这“仆人”的任务要艰巨得多，要内容、思想、风格、表现手法等等一手抓。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现代翻译研究的一大特点是把翻译问题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翻译理论研究家们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来研究翻译，突破了传统译论的局限，为翻译研究赋予了新意。

在结构主义盛行阶段，翻译界结束了带有一定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的主观体验经验总结阶段，扎根于乔姆斯基语言学，强调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强调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及其转化。

翻译理论相信存在一个确定不变的内核，译者只要努力一定能把它找到。

其核心就是等值翻译理论。

(潘文国2002)奈达的理论就是突出的代表。

奈达的翻译理论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他的“动态对等”(Oynamic Equivalence)翻译观或“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翻译观，即译文读者对译文所做出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所做出的反应要基本一致。

要想达到功能对等，译文必须从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章风格、语言文化和社会因素等方面尽可能多地反映出原文的面貌。

可以看出，奈达的翻译理论是以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为归依，以译文和译文读者为中心的理论。

(郭建中1999)这一时期的译者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也有了一点觉醒，不再仅拘泥于传达原作的内容和风格，而是试图在此基础上将原作带来的异域文化和社会特征介绍给本国读者。

然而在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家们看来，翻译的首要任务是“再现原文信息”，仍然是把再现原文信息放在首要位置上。

可见译者的这种觉醒并不是完全的觉醒，而是仅处于萌芽的状态，译者仍站在幕后。

翻译活动变成了一种纯语言的操作，只要遵循语言规律，人人都可以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译者的主观创造性被忽略了。

二十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解构主义思潮在西方翻译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德里达、福柯、巴特、德曼、韦努蒂等人将解构主义引入翻译理论，对传统译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视野。

德曼在《关于沃尔特·本亚明(译者的任务)一文的结论》(Conclusions：Walter Beniamin’s The Task of the T ranslator，1986)中说，译文不是原文的附庸，而是原文的“后世”(afterlife)。

文本因为经过翻译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获得了新的生命，原著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被改写，译者每次阅读和翻译都改写了原作。

韦努蒂在专著《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History of Translation，1995)中明确指出，写该书的目的，就是要反传统而行之——要使译者意识到目前翻译活动中存在的民族中心主义并采取措施，在译文中要看得见译者，要看得见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要抵御和反对当今尤其是在英语国家中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规范。

解构主义者认为，译者才是创造的主体，译作是创造的新生语言。

消除了原文作者与原文文本的中心地位，译者和译作的作用和地位因而大大提高。

译文不仅与原文享有同等的地位，而且原文还得依赖译文才能够生存下去，译者也不再低作者一等而是与作者一样都是创造的主体。

此时的译者不仅走到了幕前，而且还担任起主体的角色。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理解、诠释、决策、摆布等方面的作用得到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