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汉初的商业经营

自商鞅变法起，商人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是国家打击和压制的主要对象。

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从事商业或游闲怠惰而致贫穷，收为官府奴隶。

秦始皇时，将贾人及“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与逃亡者、赘婿、犯罪官吏一起发配桂林、象郡、南海等西南边地。

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与犯罪的官吏和赘婿一样，都在谪戍之列，随时可以被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

秦朝作为一个政权被推翻，但对待商人的政策却被汉代继承并发展，但面临战后的经济凋敝，百业待兴，西汉政府对商人和商业政策有所调整。

秦朝国家的统一，疆域“东至海……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交通的便利促使商业经营范围的扩大。

国家允许民间开发山林矿产，放松了对于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的控制，被剥夺了大额资本的六国工商业主凭借长期积累的经营管理经验，重操旧业，东山再起。

蜀卓氏、程郑、宛孔氏以及鲁曹邴氏都抓住机会扩大冶铁生产，成为富商大贾。

《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

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取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

统一度量衡、货币，修筑驰道等措施无一不在客观上拓展了商人的活动范围，工商业经营中的出类拔萃者，如从事畜牧业致富的乌氏倮以及数世经营丹砂矿冶的巴寡妇清都受到政府礼遇。

汉初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关梁与山泽禁令的放弛，为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对商人的社会地位虽有种种限制，“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还必须和奴婢一样加倍交纳算赋。

但是，西汉初年“无为而治”思想之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对商人经商采取了扶植的态度，商业管理政策的相对松弛，又为商人扩大再生产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为商人获利带来便利，对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大有裨益。

要维持正常的交易秩序，在市场中设置相应的官吏，对商业运作进行监督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早在秦代，就有设置市场官吏的记载，《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之《金布律》：“择行钱、布者，列伍者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

”列，是指市肆，与《汉书·食货志》“小者坐列贩卖”中的“列”具有相同的意思，都是指市场中的买卖组织。

可见，汉朝沿袭了秦的市场管理方式。

商贩们除了需要按时按数缴纳税款之外，还必须遵守市场买卖组织的各项规定。

在宽松的商业
政策和政府的有序管理之下，商人们在自己的经营领域大显身手。

《史记·货殖列传》载，当时的任氏“富者数世”，“故富而主上重之”；关中地区其民“富人则商贾为利”，“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交
易之道行”，商人的脚步踏遍大江南北，促进了商业城市繁荣，丰富了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提高了政治地位。

依据《史记·货殖列传》，秦汉商人大致分为两类：一部分是战国时期的工商奴隶主的后裔。

战国时大富豪有白圭、猗顿和“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的邯郸郭纵以及乌氏倮、巴寡妇清等。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间献遗戎王。

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

……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乌氏倮通过交结王侯的方式“什倍其偿”，与畜牧业经营相互促进，得以“与列侯朝请”跻身政坛；巴寡妇清借助家族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其雄厚的家资作为资本，规模不断扩大，富埒王侯，“礼抗万乘”，受到中央政府的保护和尊重。

另一部分是新型商贾。

以冶铁致富的蜀国卓氏和南阳孔氏为代表，“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治富。

秦破赵，迁卓氏。

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

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

唯卓氏曰：
‘此地狭薄。

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

民工於市，易贾。

’乃求远迁。

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

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
用铁冶为业。

秦伐魏，迁孔氏南阳。

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公子之赐与名……家致富数千金。

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当政者的强力迁徙，本想削弱其旧有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实力，他们却凭着自己非凡的眼光和冶铁技术以及经商的经验，一个“拟於人君”，一个“家致富数千金”，很快成为各个行业里具有代表性的商贾。

他们中有贩运商人、盐铁商人、囤积商人、农林畜牧商人等大商人以及经营各类商业的中小商人，都在秦末汉初的社会环境中，实现了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的双赢。

这些富商大贾的经营之道给后人以启迪。

１．因地制宜，利用资源。

蜀卓氏、山东程郑、梁宛孔氏都是秦灭六国之时被迁徙的对象，失去旧有根基和社会资源，东山再起是需要足够勇气的。

在诸多迁徙队伍中，不乏“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贿赂官吏迁到近处，避免长途劳顿。

而卓氏凭借多年找矿经验，看好蕴藏丰富铁矿的四川临邛，
冶铁“富至僮千人”。

山东迁虏程郑和宛之孔氏都是冶铁世家，与卓氏一样有着战略眼光，成为西汉大贾。

２．因人而宜，发掘潜力。

善于用人不仅仅体现于政治上的选贤
任能，
军事战争中的带兵打仗，同样适用于商业经营。

齐人刀閒，“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齐俗贱奴虏，而刀閒独爱贵之。

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閒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
秦汉之交，商人在国家政策的扶植下，采用正确的营销策略，提高了之前被压制的社会地位，富埒王侯；出类拔萃者受到
国家隆重的礼遇。

其实现社会流动的途径以及商业经营手段耐人寻味。

秦末汉初商业经营启示
秦末汉初的商业经营
□河北师范大学薛志清
摘要关键词YISHIWEIJIAN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王朝，在这过程中，有我们为之骄傲的汉唐雄风，汉代的文景之治，唐朝从唐太宗开始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当然也还有康乾盛世，但是康乾盛世只是一个回光返照而已，他的影响力远远不及前面两个盛世，而在汉唐雄风中，最让人心驰神往的却又是唐朝。

这个盛世的奠基人就是唐太宗。

他统治的贞观年间，史家备加推崇，称之为“贞观之治”，他的治国思想对后来的治国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他的治国方略与当今政治的影响，或者说是契合点，是有必要的。

一、唐太宗思想控制与教育对当今的影响
唐太宗的政治思想完全脱胎于儒家的思想，推行的是儒家的“王道”政治观，尊儒崇经，同时也兼采了道佛的观点，但是主要却是从儒家的思想观念中脱胎出来的“仁政”，这是从唐太宗刚执政就开始探索“自古理政得失”，名臣魏征指出：“乱后易教”，“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而魏征所说的圣哲教化，其实也就是儒家所说的推行王道。

１．尊孔崇儒广施教化与多元思想的并立。

唐太宗两次嘉奖了历史上著名的经学大师，比如像梁皇侃与储仲都，还有张讥与刘炫等前代名儒，他曾经对大臣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鱼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这也是他尊孔崇儒的思想来源。

由于李世民自幼出身于将门家庭，一生戎马，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儒经，但是他具有超强的政治眼光，当他基本上荡平了全国的势力之后，
开始了精选文儒，广施教化的工作，他认为当时之所以会出现那么长久的分裂，主要是因为重武轻文，因而导致了民风太坏，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李世民“锐意经籍”，大量地设立弘文馆，不过唐太宗设立弘文馆他最为重要的出发点不仅是讲授经籍，更为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高参，充分地提高了儒士在社会上的地位。

其实关于儒家思想的发扬，他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将汉代郑玄、三国时王肃等众多版本的经学进行了整理与统一，完成了解读纷杂的问题，有人认为他对于儒家思想的发扬，是不下于汉武帝罢黜百家一样，有着重大意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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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唐太宗的执政思想，同时也探讨了对于当代政治的影响。

唐太宗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奠定了开元盛
世，而他的执政思想笔者以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探讨，那就是思想与教育、任人与执政。

唐朝唐太宗以人为本执政思想
简论唐太宗治国思想及其对当代的政治影响
□
长江师范学院代浩云
摘要关键词任之。

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当人们因奴虏桀黠而以为祸患时，刀閒却大胆起用，发挥其潜力，给以充分的信任，获得丰厚的回报。

３．因时而宜，敢于冒险。

宣曲任氏，在秦末“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战争时，双方僵持荥阳，“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吴楚七国之乱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认为关东胜负未决，不愿意贷，而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

三月，吴楚平。

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善于捕捉商机，勇于承担风险才有可能获得更大利润，而冒险并非盲目，是需要智慧的头脑和判断力的。

４．节俭有道，致富有方。

孔氏“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成为南阳商人的楷模。

“鲁人俗俭啬，而曹邸氏尤盛”，拥有巨万家产，“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盛”，“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司马迁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竞相奢靡的社会风气下，拥有万贯家资尚能折节为俭，任何时代都是难能可贵！
５．不拘一格，多种经营。

商业经营范围多种多样，商业、高利贷、窖藏、发展畜牧业，不一而足，殊途却能同归。

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以其致富的超大影响力改变了邹鲁一带尚儒的社会风尚。

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宣曲任氏“窖仓粟”，“折节为俭，力田畜”，富者数世。

桥姚“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吴楚七国之乱时，诸侯封君赍贷子钱，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大规模的商业经营获利丰厚，但需要高额投
入，风险大，非人人有能力为之。

秦汉时期，投资最大，获利最多的商人要数在秦国由富商为丞相的吕不韦了。

作为商人，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和其他商人并无突出的相异之处，但是，吕不韦的商业头脑和思维要远远超过一般商人，他能够把在赵国为人质，且并不受欢迎的子楚当作“奇货可居”的商品，拿来“贱买”，等待时机成熟再高价卖出，从中获利，只是这次的“利”远非经济利益可比，而是可以带来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其他各方面利益的全方位升值，并且增殖空间相当大，不仅富甲天下，而且跻身仕途，跃居裂地封侯的“仲父”。

当然，商业经营最直接的目的是求利，《管子·禁藏》篇说：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

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

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
下，无所不入焉。

趋利避害，人性自然状态、自然意识之延续，并不以政权的更迭为界，
也难以国家政策的限制而改变。

汉初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和商品经济的日趋繁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舍本追利逐富之风更盛。

秦汉商人因地制宜、
因人、因时而宜，吃苦耐劳、折节为俭，眼光独到，积聚财富，增强经济实力；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其经营理念和营销策略给后人启迪。

参考文献
［１］司马迁．史记［Ｍ］．中华书局，１９５９．［２］班固．汉书［Ｍ］．中华书局，１９６２．［３］（日）大庭脩．云梦出土竹书秦律研究［Ｊ］．简牍研究译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１９８７．
［４］谢华．秦汉私营工商业多层次考察［Ｊ］．文史博览，２００８，（５）．［５］王子今．秦汉时期的女工商业主［Ｊ］．中华文化研究，２００４年秋之卷．
YISHIWEIJ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