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解]高山下的花环论文

论《高山下的花环》在军事题材上的新突破
摘要：《高山下的花环》是李存葆在深入南疆前线写出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获1982年全国中篇小说奖第一名，一经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评论界给予了很高的赞誉，认为这是军事题材小说的“开山之作”。

改编成电影和译成多种外文后，更扩大了它的轰动效应。

《高山下的花环》作品结构大开大合，人物命运大起大落，在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完成了人物性格的锻造和故事情节的演进，形成了作品崇高悲壮的艺术风格。

作者一改传统的模式和套路，以其深刻的思想、深厚的感情、丰富的人物形象塑造，真实的军人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得读者不得不对当代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刮目相看。

《高山下的花环》对后来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字：《高山下的花环》；军事题材小说；新突破；意义
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三十年，这一时期的军事文学作品中革命的激情压倒一切情感内容，作者重“表达什么”而忽视“如何表达”，本着为政治服务的主旨。

主题基本是讴歌革命的胜利，普遍旋律是乐观的英雄主义加革命的浪漫主义，宣扬英雄主义的旗帜，让英雄更加完美是作者的目的。

作品中一味的乐观主义，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单一的美学特征等问题。

随着军事文学的发展，第二阶段即八十年代末至现在，我们称之为新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受到“反思文学”和以“人的重新发现、人的觉醒和解放”为主旨的大的思潮的影响。

军事文学在继承建国三十年发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并取得一定的成就。

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高山下的花环》取得很大的成就。

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更有人情味儿，实现了从“神”化英雄向“人”化英雄的转变，敢于揭示矛盾，也不再是一味地用乐观主义调子来讴歌革命的胜利，开始进行一些反思，反思战争带给我们的伤痛，探索人性的复杂并且初具悲剧审美范式的意识。

《高山下的花环》有人称之为“军事文学的开山之作”。

尽管它不是最完美的，但不失为开创军事文学新结局的力作。

一、建国三十年（1949—1979）军事题材小说存在问题
（一）一味的乐观主义
战争作为一种非常态的存在形式，在这种形势下，最能体现人性的复杂，不管胜利与否，总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要求作者不能高踞于生活之上，洞察到战争的本质，对战争做出细致而深入的理解和思考，在建国三十周年的军事题材作品中，出现了一大批军事文学作品，出现了军事文学创作的高潮，是军事文学创作上的里程碑，但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一如曹文轩所言：“唯独中国文学表现的是战后的欢乐，带着英雄主义的激情和乐观主义的调子，它空前的向人们显示了欢欣鼓舞的场面，在战争的荒废虚无上，在一穷二白的家园里，完全无视战争给予的灾难，缺乏对战争本质的反思，对人性的深度的开掘，对悲剧意识的正视等。

这时期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一种放声歌唱的胜利欢歌，没有一丝一毫的悲伤。

纵然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我们除了胜利一无所有，但是我们一直在歌唱。

似乎忘记了侵虐者对我们无穷无尽的掠夺，似乎忘记了战争对我们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伤害，胜利掩盖一切，生命失去的悲痛，心灵受损的伤痛，精神压抑的沉重，只有一味的革命乐观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的基调，革命的激情高于一切，也是写作的全部感情内容。

（二）高大全的人物形象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走过了漫长而艰辛的道路。

战争呼唤英雄，战争也产生了英雄。

而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需要缅怀英雄，需要用英雄的精神来激励人们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

而党的文艺政策，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127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成了作家们毋庸置疑的指导方针。

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在作家们有意识的张扬下，积淀为一种传统。

由于这些非文学因素的影响，作家们不再从生活出发，从生活中寻找独特的艺术发现，而是从观念出发，以人物和事件阐释观念，并将之镶嵌到既有的结构模式之中。

在这里，英雄已不是“一个”而是
“一类”，他们是革命的化身，是胜利者的代表，按照当时突出政治的教条，革命者必然会胜利，弱小者必然会强大，而敌人注定会灭亡这一公式就成为了写英雄的叙事框架。

可以说，写英雄成了当时作家的神圣使命，他们怀着满腔的热情，抱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来描写英雄。

这些英雄人物极大程度地符合了当时的价值观、审美意识。

英雄是标准化的英雄，精神是纯而又纯的崇高，英雄是革命战神而为人们崇拜和仰慕。

《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敌后武工队》中的魏强、《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都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

他们有着共同的品质，那就是都具备坚定的正是信仰，高尚的品德，顽强的意志，英勇的斗争精神。

即使写他们的缺点也只是行动有点鲁莽，遇事不冷静等近乎可爱的缺点，并且还会在革命的大熔炉中改过，成为一个完美的英雄。

当时的作家们在创造英雄形象时，都是把人物身上的缺点统统去掉，把几个人的优点按理想主义的标准糅合成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典型化，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遵循着“典型化”的原则来处理英雄人物的缺点。

他们以虔诚的心，以神圣的使命感来进行创作，形成了一套道德标准模式，按照这种道德标准，他们对英雄人物进行了过滤，滤去了个人的私心杂念，滤去了个人的情感纠葛，滤去了个人的生活隐私，滤去了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弱点，总之，“人性的一切杂质均被过滤、蒸馏，人的全部丰富性只剩下一种属性———阶级性。

这一时期的英雄主义写作呈现出一种固定的模式，英雄都具有共同的道德行为特征: 具有无比坚定的政治立场，把党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随时准备为党牺牲个人一切;具有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情操，对党无限忠诚，战斗中英勇无畏;英雄们一般要被置于最艰苦的战争环境，受到最严峻的战争考验，从而显示出英雄们超凡的智慧和勇气。

这些英雄，大多数被作者以过滤的手法予以提炼、净化，拔高到近乎完美无缺的地步，因而失去了常人的普通、平凡和亲切，渐渐从现实的土壤中被疏离为神。

（三）单一的美学特征
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应用，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占
支配的情绪，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性的拒斥，等等。

这种种战争文化心理特征并没有在战后几十年中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因此，建国三十年来的军旅长篇小说，受战争文化心理的影响，而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并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模式。

有着较为单一的审美特征。

这一时期的军事题材小说，主要就是高扬的英雄主义主旋律，宏大叙事的史诗性追求和鲜明的民族特色。

高扬的英雄主义旋律。

早在1953年，周扬就说过：“我们的作家为了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向往的理想人物，这就使得作品中的人物都是高大全的。

宏大叙事的史诗性追求。

建国三十年大多军旅小说作家都有意无意地追求最大的历史概括性，企图将时代风云和民族命运纳入笔端。

建国三十年来军事题材小说宏大叙事的背后往往存在许多被遮蔽的东西，过度地强调两元对立，意识形态的过度介入成为这一时期作品难以愈合的硬伤。

尤其是对于国共两党内战的描写，对于国民党抗日以及国民党自身，进行全盘化的否定。

在意识形态的强烈介入下，这一时期作品的艺术性被极大地削弱，许多历史的真实面貌甚至遭到遮蔽。

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化，军事题材小说往往通过国民党自私自利、贪生怕死的一面进而反衬出共产党军队的英勇顽强。

我们以对敌人的仇恨和强烈的主观的民族感情取代了我们对历史的客观认。

我们没有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

众所周知人性是复杂的，尤其在战争这种非常态的状态下尤其检验人性的复杂，所以英雄不可能是高大全的。

除了讴歌革命我们还可以写的东西有很多。

作家李存保的《高山下的花环》让我们看到军事文学作品中新的东西，不论是在人物塑造上还是在揭示矛盾和悲剧的意识反思上都有所突破。

二、《高山下的花环》的新突破
（一）从“神”化英雄到“人”化英雄的转变
雨果说过：“比海更广阔的蓝天，比蓝天更广阔的人的心灵”。

作家们对人物心灵世界的挖掘，尤其在战争这种非常态中更能体现人性的复杂。

作者善于挖掘这种心灵，他一改传统的高大全的人物，他笔下的英雄是优缺点的，不完美的。

如靳开来、梁三喜、赵蒙生、雷军长，这些人物不同于周大勇、黄继光，也
不同于“霓虹灯下的哨兵”，他们没那么完美，但却让我们更喜欢，喜欢他们的真实，是一个个从“神”化英雄到“人”化英雄的转变，也可以说是“军人是人”命题的重新审视。

《高山下的花环》中的人物更有人味儿，其中梁三喜是文中比较完美的人物，但作者并没有让他简单化。

他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既带有淳朴憨厚的农民品质，又具备精明强干的军人素养，他热爱连队，忠于职守，身先士卒，作风过硬，堪称一个铁铮铮的汉子。

就这么一个英雄也有点小毛病，他也会私下猜测赵蒙生调走的“小道消息”，当赵蒙生拿到调令时，他一下子由平时的忠厚变为靳开来似的的暴怒和痛骂：“滚蛋，你给我滚蛋”，在决战高地时，上级领导做指挥时，发过牢骚，导致领导还以为又是靳开来呢！这么一个军人也有他柔情的时候，在给妻子的一封遗书中，我们看到他的温情他的一往情深，他的细致，对未出世孩子的亲昵，还有他对生的眷念和死亡的思考。

除了革命的激情，他还是一个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军人，除了革命的激情还有亲情爱情的牵绊，这样的英雄让我们更感动更喜欢。

靳开来，一个有着戏剧般的过程但却有着悲剧的结局的一个人。

他耿直，本色，没有任何一点的粉饰，一个实干家，爱发牢骚，喜怒言于表，他说话从来不拐弯，对领导不恭维，容易得罪人，但却有着一颗无私的心。

尽管他一直得不到提拔，但他革命的激情不容任何人质疑。

他的这些小毛病一直伴随到他壮烈牺牲，作者对他的描写并没有让他在革命的大熔炉中得到净化，成为一个完美的英雄。

而正是作者的没有让他变得完美更突显他身上的闪光点，更让我们喜欢这个有血有肉的英雄。

最具开拓性的人物应属赵蒙生。

在建国三十年的军事文学作品中根本没有这样的人物，就是近几年的作品中也很少有这种内涵如此丰富的人物形象。

他完全是一个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人物，他的成长过程艰辛和曲折，富有意义和典型。

他的思想在战火的流血和硝烟中成长起来，实现了一个有沉沦到奋发，从卑微到高尚的巨大转变。

他初到部队的时候，只是一个心灵受到污染的高干子弟，只是他“曲线调动”中的一个环节，直到临战前，还在活动调动的事，差点做了一个逃兵。

这时的他压根儿谈不上英雄，可以说他的言行简直亵渎了指导员的称号。

他的成长是在雷军长骂娘，小金小北京靳开来梁三喜的壮举和豪情流血
和牺牲面前，在强大的善良的力量前复苏了那暂时消退的将军后代的尊严。

如果没有战争的净化，他只是一个贪图享乐自私自利的高干子弟。

他的蜕变过程艰难曲折却也是自然合理，作者细致的描述了他的自尊受到严重伤害而引起的巨大痛苦和思想上的矛盾，他在紧要的关头没有后退，但并没有多大高尚的动机，只是想着怎么样洗雪自己的耻辱，捍卫军人的尊严。

这一过程真实自然，并不做作，写出他由不自觉到自觉，由被动到主动迎接生活的挑战，具体逼真，令人信服。

这样一个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英雄让我震撼，也让我们更加地喜爱这个在战火的洗礼中成长起来的军人后代的英雄。

《高山下的花环》中的人物没有沿袭旧框架，极力克服旧的公式化，强调重视英雄人物的个性塑造。

他笔下的英雄人物不再是高大全的，而是有缺点有人情味的的英雄，他们是英勇非凡的，带有强烈的英雄色彩，同时又没有超越人的实践能力，而是普通人也可以做到的，不是神化了的英雄，而是人性化的英雄。

更主要的是描写了在战争这种环境下对人性的考验，呈现了人性的复杂，使得回归本色，更显真实。

梁三喜、赵蒙生、靳开来是英雄，还有小北京、小金、甚至段雨国他们也是。

他们是英雄的同时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七情六欲，有人身上的弱点，并不是无所不能的。

在描写这些人物的没有像前十七年军事文学作品中在简单的二元敌对关系中来展现人物，而是多角度的描写了人物且真实，这是《高山下的花环》的成功之处，也是感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的原因所在。

（二）敢于揭示矛盾
1.部队基层干部矛盾
《高山下的花环》中连长梁三喜与指导员赵蒙生之间这一对人物的冲突及转化一直贯穿始终。

梁三喜来自农村，是个吃苦耐劳，平时训练严格，战时英勇，生活作风艰苦朴素，为人忠厚老实的人。

赵蒙生，则是一位高干子弟，借当指导员意图“曲线调动”，工作三心二意，临战前有想法设法企图调离。

他们本是吃同一个娘的奶水长大的孩子，但一个是农民的儿子，一个是军人后代，不同的地位和经历，决定了他们生活作风和思想感情的差距。

赵蒙生看不起灰头土脸的连长，连长不信任三心二意的指导员，作者通过馒头事件，休假问题、临时调动的三大冲突事件体现了他们的正面冲突来体现军队内部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有作
风问题，更有思想上的矛盾。

2.部队上层领导的矛盾
如果说梁三喜和赵蒙生代表的是军队内部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那么雷军长和吴爽之间则代表了上层领导之间的矛盾。

他们两个同时经历了生死，一起在战争年代流过血，动乱年代吃过苦，吴爽曾经救过雷军长。

但在今天正义的对越反击战中，她把电话打到生死攸关的前线，只为调他儿子离开前线，要雷军长照顾自己的儿子。

她由一位“女中豪杰”变为一位贵妇人，滥用职权，肆意践踏党的纪律，败坏党风，拉关系，谋私利。

雷军长他嫉恶如仇，坚持正义，他也在文革中受过伤害，但是他并没有由此而变坏，一如既往的坚持正义，让自己的儿子奔赴在最前线，最后牺牲在战场上，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他是他的儿子。

他和吴爽是一对鲜明的对比，作者并写这一对矛盾并不是为了写矛盾而写矛盾，是为了揭示当时党中所存在的一些陋习，但是正义始终会战胜邪恶的，这也显示了党风的扭转还是有希望的。

3.揭示社会矛盾
如果说基层矛盾和上层领导之间的矛盾眼中的话，那么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归根结底还得看到社会的矛盾。

吴爽的变化，不仅仅是个人的原因，更多的是社会原因。

她在战争年代都不怕任何事儿，在文革期间却要处处小心，还是免不了受到身心的伤害。

这使得他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利谋私，不想儿子牺牲想方设法的想把儿子调离前线。

作为她的儿子，从小生活在那种环境中，他是军人后代的节气和尊严被埋葬了。

雷军长儿子的死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文革时期产生的两发臭蛋，这是十年动乱留下的后遗症。

这种揭示不是直接的宣告，不是歇斯底里的控诉，而把它放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用将士们的鲜血透露出来，这种揭示默默的却是血淋淋的效果，这是无声谴责的最高境界。

作者敢于揭示矛盾，并且高明之处在于不仅仅揭示矛盾，而是在矛盾中展现英雄本色和一切正义美好的东西。

（三）初具悲剧审美范式的意识
在建国三十年的军事文学作品中，无一不是歌颂革命，宣扬英雄主义的旗帜，一首首革命的赞歌。

当然这与军事文学的特殊性分不开，赞美英雄是必须的。

可是一味地唱赞歌也不行，战争作为一种非常态的存在形式，一旦发生战争给我们
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不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

而我们好像忘了战争带给我们的伤害，尽管我们除了胜利可能一无所有，但我们依旧高歌胜利。

在《高山下花环》中则打破了这种局面，作者笔下的几个人物都具备一定的悲剧性，有了一定的悲剧审美范式的意识。

梁三喜，他为掩护同志而牺牲，把他的一生奉献在了战场上。

他死后留下一大笔债务，留下的遗书则是交待家人千万不要麻烦党和人民，用抚恤金还清债务。

他的行为体现了中国广大农民军人为祖国和人民付出了太多太多，但要求回报的则实在太少了。

从另一个方面也体现了时代的特色，十年动乱造成农村的贫困，为国捐躯的战士，却还负债累累，遗书还在为账单而担心，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和痛心吗？这难道不足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胜利的欢歌吗？
副连长靳开来，他的死是因为连队经过艰苦的穿插、跋涉、深入敌国，断粮缺水的情况下，为搞一捆甘蔗而牺牲。

但却违反了上级的三令五申八项注意（不准动越南老乡的一针一线），尽管正如他所抱怨的一样：“自己的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却白白送给人家两百个亿，今天，奶奶的，我就不信两百个亿还换不回一捆甘蔗”。

他的牺牲不仅壮烈且悲，但死后却连个三等功都没有请到，我们的国家就这么对待一个味保家卫国而牺牲的战士，人民英雄。

如果说连长梁三喜的死和副连长靳开来的死具有悲剧的味的话。

那么小北京的死则更具悲剧性，他的死则是真正的悲。

这“悲壮”带有历史的阴影，使人们更加痛恨那产生臭蛋的动乱年代的十年。

他聪明机智，远大的抱负有着军人后代的风范，但却因为连续两发臭蛋，使这么一个英勇的战士就倒在了血泊中，这不得不让我们痛定思痛。

《高山下的花环》中一扫中国式的圆满结局，不再是一味的为胜利唱赞歌。

更像是一首悲歌，道出了历史的真实，也正是这种真实有了更感人的力量。

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是初具悲剧意识的军事题材作品。

三、《高山下的花环》的文学史意义
（一）引起军事文学的反思
如果我们认为走过某个领域，就认为我们拥有或占据了那片海域的全部，以为再没有什么风景可写，那就大错特错了。

历史对于文学的价值即在于它的深邃感和丰富性，它永远深不见底，也在于它的时代性和穿透力，它永远不会老去，
其思想或审美的基因总是顽强的存活于现实生活中。

《高山下的花环》的发表引起了许多军事作家的关注，可以说是军事文学作家的思想上的一次拨乱反正。

他们反思过去军事题材的作品，反思历史，在创造形象上不再是单纯的宣扬英雄主义，也不再是为了让英雄更加完美，更不是在简单的二元敌对关系。

新的创作局面打开，同时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家和作品，如黎汝清的《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陈怀国的《遍地葵花》，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莫应丰的《将军吟》，柳建伟的《突出重围》项小米的《英雄无语》。

这些作品一改传统的模式，不管是从选材角度还是人物的塑造上都不再是单一的，具有模式的，更全面的描写了战争生活，更关注作品的个性，关注作品中人物的个性和人性，人物更真实，再次强调“军人是人”的主题。

新时期以来受“反思文学”和“人的重新发现、人的觉醒和解放”为主旨的的大思潮的影响。

军旅作家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军人本身，把笔触从共性伸向了个性和人性的探讨，正视军人生活的酸甜苦辣，大胆描写军人性格的二重性甚至多重性。

最早发端于《高山下的花环》到朱苏进的《醉太平》中，你见不到一个真正的完美的英雄，他们本可成为一个一个完美的英雄，但作者并没有这么写，而你看到的只是英雄的碎片。

再到陈怀国《遍地葵花》即描绘了军人的吃苦耐劳的憨厚朴实的优秀品质的一面，又无情的对其封建思想做批判。

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则第一次写出了军人身上的“红色”和“黑色”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秉性，使得作品有血有肉，为军事题材文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注入新鲜的血液。

（二）军事文学作品的悲剧审美范式的确立
建国三十年以来，中国的军事题材作品一味的唱赞歌，胜利的欢歌。

就如曹文轩所说：“唯独中国文学表现的战后的欢乐”，带着英雄主义的激情和乐观主义的调子向人们展示了欢鼓舞的局面，在一穷二白的家园里依然唱着歌，完全无视战争带给我们的伤害，缺乏对战争的反思，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对悲剧意识的正视。

如果说《高山下的花环》通过对梁三喜小北京靳开来的死的刻画揭示了一系列的矛盾，有着悲剧的审美意识的话。

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则写新四军高层领导人物的软弱性格造成了皖南事变的惨案的内部原因，这之后又出版了《湘江之战》《碧血黄沙》，分别再现了长征途中红军和喋血湘江和红西路军在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