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

11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影响
摘要：在19世纪，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突出表现在这两种贸易都对清政府财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茶叶和鸦片出口关税方面，中国半殖民地特征非常明显，即对最重要出口商品的茶叶征收很高的出口税，而对最大宗的进口商品鸦片征收很低的进口税，清政府这种“抑内护外”的做法压制了国内优势产业的发展。

总体来看，茶叶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鸦片贸易的发展则加重了中国19世纪的危机。

关键词：茶叶贸易／鸦片贸易／关税／国家财政／l9世纪危机
茶叶和鸦片贸易对19世纪的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怎样评价这种影响，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关注点也不尽相同。

总的来看，学者关于鸦片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问题关注较多，关于茶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问题则关注较少。

有学者认为，茶叶与鸦片贸易的扩展不仅打破了中国贸易的平衡，而且打破了中国经济的平衡，并进而打破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平衡。

①此话可能只说对了一半，即鸦片贸易的确打破了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平衡；而茶叶贸易则不尽然，茶叶贸易尽管量值很高，促进了国内生产和商品结构的改善，但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影响比较有限。

茶叶和鸦片共同的作用是促进了19世纪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过在影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方面，茶叶贸易是促进作用，鸦片贸易则是促退作用；两相比较，鸦片的促退作用大于茶叶的促进作用。

本文在研究茶叶和鸦片对清代财政影响的基础上，进而分别探讨茶叶和鸦片对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

一、茶叶和鸦片税收对清代国家财政的重要性及其比较
1．茶叶税收对清代国家财政的重要性
茶叶税收在清代财政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可以从清代茶法的演变中体现出来。

清朝茶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行茶马法，时间在清初至雍正年间，这是明朝茶法的延续。

第二阶段即从雍正年间至咸丰年间行茶引法，政府开始重
视茶税的征收，起初税率较低，后来逐渐提高。

第三阶段从咸丰初年开始征收厘金及茶税，茶叶税负加重。

在第一阶段，茶叶主要是作为一种战备物资，茶税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并不明显，到了第二和第三阶段，茶税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为政府所重视。

清代茶叶产量增加很快，对国家财政的贡献越来越大。

到嘉庆年间(1796—1820)，全国共颁茶引40万道左右。

其中浙江最多，共14万引；四川次之，13万余引；安徽再次之，8万余引(皆未计余引)。

②按每引配茶114斤计(每引100斤，每千斤准带附茶140斤，即每引准带附茶14斤，以充途中消耗)，合4560万斤。

按每斤纳税1厘2毫5丝计，合57万两。

③咸丰年间，因为战乱而使国家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征收茶厘对解决清政府的财政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茶叶贸易繁荣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也起了重要作用。

植茶业发展使地方茶叶贩运日益兴旺，地方政府税收随之增加。

1864年，湖广总督官文认为，湖南与湖北两省将近70％的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于商业税收。

④1885年前后，清政府在湖北崇阳、咸宁等县和蒲圻县的羊楼岗地方设立茶厘总局，每年收茶厘银达20余万两。

⑤可见茶税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

茶叶关税收入对清政府的财政同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茶叶出口量激增，其关税收入对政府财政的贡献越来越大。

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1817—1833年广州口岸出l口的茶叶占出口总货值的60％左右(见表1)。

此后直至鸦片战争前，广州茶叶出口平稳增长，年均达42．3万担，价值1692万元，约占当时广州出口总值的63％，这还不包括从陆路运往俄罗斯的茶
叶。

⑥鸦片战争后，直至19世纪中后期，茶叶一直是中国占第一位的出口商品，其出口值在有些年份甚至占中国总出口值的80％以上。

在各通商口岸，尤其“南方各省商务，茶为大宗，海上通商以后，每以华茶出口之多寡，定一年商务之盈亏”。

⑦但由于其他产品(如丝和丝织品)出口量增加，后期则主要是由于印度和锡兰茶叶的竞争，中国茶叶出口值在全国出口总值中的比例逐渐降到40％—50％；到19世纪最后10年，已降至30％以下；至20世纪初，更降至10％以下(见表2)。

尽管中国茶叶在19世纪后期遭遇激烈竞争而引起出口量值的下降，但总的来看，茶叶在19世纪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全部出口商品所换得的外汇有52．7％得自茶叶，中国全部进口商品所需要的外汇有51％是靠茶叶去支付的。

⑧即使英国在对华大量输入鸦片后，中国茶叶出口的优势仍可以使中国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基本能弥补因鸦片进口而造成的大量的白银外流。

在1867—1894年，中国仅出口的茶叶价值即大致与进口的鸦片价值相当。

1880—1891年，清政府茶叶关税收入总计5338．9万两，年均449万两，相当于同期海关出口税收的55．4％左右。

⑨可见，清政府从茶叶贸易中得到了巨大收益。

2．鸦片税收对清代国家财政的重要性
鸦片对中国经济的危害巨大，鸦片贸易使中国大量财富流失，使本来就已普遍贫困的中国人变得更加贫困，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计。

可以这样说，英国人疯狂地向中国推销鸦片，而中国人痴迷于购买和食用鸦片，是19世纪中国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而因鸦片所耗费的财富以及不断的巨额战争赔款，则是清政府财政近乎崩溃的最主要的原因。

由此不难理解，清朝的灭亡实乃势所必然。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严禁政策，但实际结果却是越禁越多，进人中国的鸦片数量成倍增长，1821—1827年年均9708箱，1828—1835年年均18712箱，1836—1839年年均35445箱。

⑩1840—1858年间，鸦片进口虽然并不合法，但《南京条约》中也没有规定鸦片为非法商品，清政府采取基本不干预的政策，结果导致鸦片走私更加猖獗，进口量比鸦片战争前大大增多，仅上海一口输入的鸦片就已接近鸦片战争前全国鸦片进口的总量。

以1854—1855年度为例，上海进口货物总值为1262万两，其中鸦片货值911万两，竟然占到总货值的72％!⑾也就是说，中国茶叶及丝绸等出口商品换得的外汇，一半以上用来购买鸦片，中国的财富就这样流失了。

鸦片关税和厘金收入是清政府财政收入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清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鸦片而亡，可晚期的清政府却又依赖于鸦片而苟延残喘，突出表现为鸦片税收在清政府财政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19世纪后半期成为海关税收中最主要的部分。

这很有讽刺意味，却也恰恰体现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特征。

清政府鉴于无力阻止鸦片走私，而财政又入不敷出的情况，于1858年在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正式把鸦片作为商品征税，规定每百斤纳银30两，并美其名日“洋药税”。

很显然，清政府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税收。

对此，有学者指出，1842年以来的鸦片贸易部分在条约口岸合法进行，部分在条约口岸近海的鸦片趸收点非法进行，清楚地说明此间的鸦片贸易“是无案可稽的走私者一绅士的协议”，“在北京未能以武力遏制外国人和中国人手中的鸦片贸易之后，中国当局别无他途，容忍鸦片贸易，并且从中取得好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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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情况看，鸦片作为19世纪占中国进口值第一位的商品，鸦片贸易合法化前却在政府财政收入中付之阙如，对国家财政来说的确是巨大的损失。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支持清政府征收鸦片税，只是说既然清政府无力制止鸦片贸易，则不如堂而皇之征税。

这是一个非常苦涩的结果，可除此之外，清政府又能做什么呢?当然，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后果是导致鸦片无限制地大量输入，鸦片税从此成为清朝海关一项最重要的税收。

据各海关历年统计，1862年后鸦片关税税收一直维持在100万两以上，1874—1892年则维持在200万两以上，1888年最高达250多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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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五条，除在海关每百斤征收鸦片税30两外，华商运销内地时，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

但英国人认为这样对鸦片的倾销非常不利，所以一直反对，尽管中英双方早在1876年就订立了《烟台条约》，但英方为拖延时间，久久不予批准。

最后双方妥协，于1885年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制订了新的征收鸦片税厘的办法：鸦片输入中国口岸时，由海关封存，在按照每百斤向海关交纳进口税30两，并纳厘金80两后，就可以运销全国，不需要再交纳其他税厘了。

⒁从1887年起，海关开始鸦片税厘并征，即每百斤共征收110两。

原来厘金由地方征收，而今收归海关税务司，征收后的厘金归中央财政，这样便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

直至清朝灭亡为止，鸦片厘金在清政府财政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每年都在300万两以上，1888年最高达656万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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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鸦片既然已在海关税务司交纳厘金，国产鸦片也仿照这一办法，自1887年起各地鸦片在运经各通商口岸时也实行鸦片税厘并征。

从此，鸦片生产大省如四川、云南等地鸦片由各通商口岸运销全国，在重庆、宜昌、蒙自等内地主要海关，鸦片税厘成为其税收最主要的部分。

以至于当时重庆海关税务司好博逊感叹说，鸦片税收“足以使本省向来所收一切捐税黯然无色”。

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清开展的许多自强项目或多或少与鸦片税厘有关，甚至就是靠鸦片税厘来建设的。

如1877年两广总督报告说，广东机器局正在建造16艘炮舰，已花费的96860两白银，加上每月支付的薪饷以及各种杂费4148两，全部取自所收缴的鸦片厘金。

这项建造炮舰的计划到1880年时仍在继续，每年要从鸦片厘金中抽取11万两(广东当时鸦片厘金总收入为23万两，其中12万两作为“供奉”上缴朝廷)。

1887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得到批准以高雄和淡水两处鸦片厘金收入支付其海军和其他军事开支。

同年，四川机器局从鸦片厘金中抽取67771两银用于制造机器、步枪、子弹等。

⒄可见，鸦片厘金收入已经成为清政府财政支柱。

鸦片在19世纪的中国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它既毒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危害国家利益，可最后它却又成为了清政府赖以生存的一种财富来源，可以说清政府深深地患了鸦片依赖症。

这是鸦片流毒在19世纪后期愈演愈烈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清政府中的一些开明人士也曾力主禁烟，但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道义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

3．茶叶和鸦片贸易对清代国家财政重要性的比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茶叶和鸦片对于清代国家的重要性，体现在税收的重要性方面。

自古以来，中国历代政府财政支出多依赖于土地税，尤其是粮食税。

在清代，虽然土地税平稳上升，但它在整个政府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却一直在下降：乾隆时期，土地税占总税收比例为73．5％，至清朝灭亡前夕，这个比例已经降到35．1％。

清代增加的一些新税收，比如海关税和厘金，是土地税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

⒅从收入与支出的比例来看，到了19世纪，清政府的税收并没有显著上升，支出却大大增加了。

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屡遭列强侵略，被迫支付越来越多的战争赔款；第二，有识之士力主发展近代工业和军事工业，以图自强，可这些都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

无奈之下，清政府必须设法开辟财源，这导致一再加大对茶叶和鸦片海关税及厘金的征收，尤其是主要出口产品茶叶税厘的征收。

从保护民族产业的角度来说，政府应该征收较低的出口税，而征收较高的进
口税，这是符合各国贸易惯例的。

但在19世纪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出口税一直比进口税高，有的年份(如1872、1885年)居然高出一倍以上，表现出鲜明的半殖民地特征(见表3)。

在最主要的进出口商品即鸦片和茶叶上，这一点表现得非常突出。

如1867年，鸦片进口税为6．76％，茶叶出口税则分别为红茶11．40％、绿茶8．6％、砖茶7．35％；1885年，鸦片进口税为7．3％，茶叶出口税分别为红茶9．9％、绿茶11．55％、砖茶12．45％，茶末更高达27．1％至54．2％。

⒆从趋势来看，税率都在提高，但茶叶出口税提高更多，而19世纪后期中国茶叶已经面临国际茶叶市场的激烈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只能越来越弱，突出表现为茶叶出口值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例越来越少，下降速度很快：1867年59．67％，1873年50．68％，1883年45．84％，1893年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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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对于茶叶这个中国最有希望的产业之一，政府本应大力支持，这样也可以寄望其将来对国家有更多的贡献，但清政府却没有这样的意识；对于鸦片这个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的商品，政府不但应该征收高额税收，更应该下决心禁止，但清政府却将之视为财源，其税率一直比出口茶叶税低。

这样一种短视行为，
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和长远的危害。

即便如此，列强仍指责中国政府征税太高，要求降低商品进口税。

如1840年，英国政府抱怨说，“中国省际货物通过税的税率过分沉重，以致消费英国和其他国家进口货的，实际上就只限于沿海的人，而沿海人民却只是那个庞大帝国人口中的极小部分”。

[21]巴麦尊在致全权代表懿律的训令中，指示要求中国取消这些税，至少应该降低。

可见，英国对中国内地的广大市场的觊觎之心。

清政府在列强的威逼利诱下，给予洋商诸多优惠，各种税率亦降至最低。

内地厘卡亦是对洋商礼让三分，而对本国商人进行百般刁难，即所谓“若运货人内地，华商反不如洋商之便宜；因内地厘卡不若洋关之公道，一切商务任从厘卡之横行”。

[22]到19世纪后期，洋商在内地远比华商经营便利，其获利亦比华商高。

薛福成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创办厘捐之初，洋商之货亦在各子口抽课，均无异同。

迨至成丰八年十一年订立条约与各口通共章程，始议定洋货、土货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子口征收纷烦，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给予半税单，为他子口毫不另征之据。

其不领税单者，仍应逢关纳税，遇卡抽厘。

斯乃格外通融之法，体恤洋商，已无微不至。

彼洋商运洋货，以子口半税抵内地厘捐，其获利过于华商远矣。

然而商人无厌之求，靡所底止。

往岁滇案未结，英国威使复徇奸商之请，藉端要挟，所欲甚奢，日久相持，使立《烟台条约》，定于租界不抽洋货厘金。

又洋货运入内地，不分华商、洋商，均可请领半税单，是又格外通融之法，所以优待洋商，流通洋货，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23]
如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进口商品如煤油、火柴等，实行较低的税率尚情有可原，但如鸦片之类的奢侈消费品甚至是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进口商品，仍然实行极低的税率，则实为祸国殃民之举。

更为荒唐的是，中国进口的烟、酒等奢侈消费品，竟然完全免税!对此，郑观应非常感慨，他对中外税制做了比较，批评政府的这种做法不公平：
历考泰西各税额，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六十为率，最多则有值百取百者。

美国进口货税值四征三，商虽非之，然不能违抗。

亦有不全征税者，盖
于轻重之中各寓自便之计。

如洋酒、烟卷等物，外洋征税极重，在国中列肆卖烟酒者，尚需纳规领牌。

今中西和约，凡进口之吕宋烟、洋酒只充伙食，概不纳税。

查中国通商章程第二款，凡有金银、外国等银钱、面、粟、米粉、砂谷、麦饼、熟肉、熟菜、牛奶酥、牛油、蜜饯、外国衣服、金银首饰、搀银器、香水、碱、炭、柴薪、外国烛、烟丝、烟叶、酒、家用船用杂物、行李、纸张、笔、墨、毡毯、铁刀、外国自用药料、玻璃器皿，各物进口，皆准免税。

查泰西俱无此例，尤属不公。

[24]
清政府这种“抑内护外”的做法，从短期看影响了关税收入，从长远看则压制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