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才女早卒现象考论

2014.02
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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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才女早卒现象考论
蒋丽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摘
要]
清代是古代女性文学创作十分繁荣兴盛的时期，而才媛早卒是一个突出现象，才媛的“高才”
常被看作是“命薄”之因，笔者检阅《历代妇女著作考》，并析读《江南女性别集》中的才媛诗文集，试图对清代才女的早卒现象及其原因作一探寻。

[关键词]早卒；才学；身病；心病
一、总论“才”、“命”之关系自来即传统文人学士屡屡遭遇的人生困境和思考的人生问题，于男性文士而言，“才高命薄”之叹主要指向外在功利人生，隐含着他们对自我价值与社会人生期待难以两成的忧痛，当移至以家庭为生活重心的才媛群体时，则主要专注于才学与向内的自身命运（年寿、婚姻、家庭等）关系的思考和体悟，“才”主要指诗情文才，“命”更多地与女性的年寿长夭和婚姻家庭美满与否相关。

明末清初才女商景兰在《琴楼遗稿序》中直言“女之夭不夭于天，而夭于多才。

”认为“才”乃是造成才媛“命薄”的首要原因。

清代才媛袁机（袁枚之妹）因所适非人，常有“天壤王郎”之叹，常作忧生忧己之词以抒苦闷，其从弟袁树在袁机亡后于《哭素文三姊》中悲叹道：“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

”袁机的一生正是“命之薄，抑才之累”的悲剧写照。

不过，“才学”真的是才媛“命薄”的祸首吗？
检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有清一代，有诗文集记载的才媛约3660余人。

有确切年寿记录和可推算卒年的272人，其中，在虚岁30岁（含30岁）以前夭亡的有137人，约占前列总数的50.4%。

无确切年寿记录，但注明“早卒”者达42人，注有“未嫁而卒”、“未及笄而卒”、“未字而卒”、“嫁未几而卒”等情况的28人，共计70人。

由此，可见“早卒”是清代才媛群体的突出现象。

但仅将才媛们的“薄命”和“早卒”归于“才累”一端，未免片面，实际上，因才而直接“殒命”的才媛并不多。

检阅《历代妇女著作考》以及胡晓明主编的《江南女性别集·初编》，发现大多才媛是因病而早
亡的，凌祉媛年22“以伺姑疾过劳卒”[1]
，
刘荫“以伺姑病致疾而卒，年二十七”[2]
，吴毓荪已字人，却未待成婚而病亡，徐熙珍“二十岁归南浔周紫垣，婚后一
年余即病逝”[3]……结合别集所收录的才媛诗文作品及相关序、跋、传、行略等提供的信息，不难推见，“病态”似已成才媛生活的常态。

自幼体质的羸弱，婚后家计的操劳，都是造成才媛身病而亡的重要原因。

而独守空闺的寂寥、与亲人的生离死别引起的忧郁感伤让她们“心病”渐起，“身病”接踵而来，亦难逃玉殒香销的结局。

二、翻阅众才媛的诗文，诸如“病起”、“病中”、“遣病”、“养疴杂咏”等诗题频频露面。

陶安生在《病起》一诗中这样描述自己病中的情态——“强扶病起怕春残，弱质经心戒晓寒。

红遍杏花绿遍草，风狂未敢卷帘看。

”[4]春天本是最具生机和浪漫气息的季节，红花绿草总是能够带给居于深闺的女子以无限的希望和遐想，然而，在这最能感动芳心的时节，她却不敢卷帘一睹窗外的春容，只因身病体弱，担心难以抵御清晨寒气的侵袭。

凌祉媛亦常常描述病中岁月，有对病中时光飞逝的无奈感叹“妆台闲煞翠螺新，病里流光瞥眼更……久停梳栉晶奁暗，偶
谱宫商玉笛横。

”[5]
，有对体弱多病的自我调侃“病多聊种药，愁绝不关华”[6]，亦有因久病而生发的忧愁“嫩寒侵晓凝愁重，倦倚鸳衾堕钗凤……可怜病久常相弃，容易尘红涩翠添。

”[7]。

一首首诗词描绘的是由内而外都呈柔姿弱质的病中女子的形象，疾病犹如梦魇，长久地萦绕于众多闺阁才媛的身心内外，难以祛散。

婚后物质生活的困窘，自身对传统妇道的矢志践行，都是外在肉身上的致病之因和催命之符。

《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中年寿可考者，不乏因操持家计而积劳成疾以致身卒者。

才媛刘荫，家为江苏武进望族，年22为江阴缪征甲之妻，“氏于归后，竭力事夫之大母及母，食贫无怨。

初，氏翁以多逋负，故久客外，氏乃积织纺羡余，百计助夫偿夙逋，冀累释而翁得遄归，
以遂夫养亲志。

自翁之远游也，征甲常授徒百里外，氏姑独处，常受困厄。

征甲日夕隐痛，又苦贫乏，不能兼内顾。

惟赖氏家庭之际，委婉维持，有过一引以自任。

姑自是免于有心矣。

然氏以积劳成疾。

疾未愈，值姑亦大病，氏力疾伺汤药三月，不餐不寐者，难以日夜计。

姑病危而复安，氏竟因此致瘵疾，逾年卒。

”[8]夫家贫窘至极，家翁负债累累，丈夫授馆收入菲薄，使得刘荫一入夫家就担起家计的重担，日夜操劳、食贫作苦外，尽其心力孝奉两世姑，却不顾自己的疾痛安危，以致早赴黄泉。

刘荫短暂的生命历程是恪守妇道、极尽妇职的一生，自幼即被授以《孝经》、《内则》等传统道德和伦理规范的教科书，加之“日常生活礼仪或大众习俗”的深刻影响，使她像当时大多数女子那样，在“并不自觉的情况下依照传统妇道塑造了自己”[9]，其《梦蟾楼遗稿·寄外》一诗为我们呈现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女性形象，首句“劳能生善古人思，素奉曹家作女师。

”是叙写自己所受女教的来源和正统性，“绩纺夜深频顾影，窗棂天曙早搴帏。

苍苔未扫三三径，绿萼能开九九时，荆布自甘恬淡意，敢因柳色感春迟。

”深夜纺绩是勤于女工，荆布自甘、不惑春色是谨守妇德。

“我娱亲老手调羹，君向书田莫懒耕。

素志原非忘温饱，男儿分合立功名。

”表明敬奉翁姑之志，以绝夫君内顾之忧，并寄望夫君能酬大志。

整首诗呈现出的，俨然一个标准的贤妻孝妇的形象。

直到诗的末尾，女诗人才委婉道出思情和些许隐忧。

“转怜切责牛衣话，翻少柔肠鸿案情。

旅馆有谁来共语，朝朝应忆听鸡鸣。

”对于传统妇道的内在体认和践行，使其于徒有四壁之屋内“篝灯绩纺以佐薪水”，积劳消瘦仍衣不解带地奉姑疾，以致感寒疾而疟亡。

正是“盐米光阴真琐碎，费尽儿家心血。

”[10]其心力交瘁于黾勉有无中矣。

三、乔以钢在《中国女性传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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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及其文学选择》中指出，由于女性自来受到“授受不亲的闺媛之礼、柔顺屈从的夫妻之礼、惟命是听的婆媳之礼”这一整套完备的妇道规范的捆缚，女性的生存空间变得十分狭小，促使她们的“思维主要朝向自身，呈内敛状态。

”家庭、婚姻、亲情等成为其生活和情感思维的核心，因而，围绕家庭生活特别是婚姻际遇产生的生离死别之伤、独守空闺之悲、“生为女儿身”之恨，种种感伤忧郁的消极意绪成为了众才媛的主要吟咏对象。

对自我人生命运的自伤自怜与自悲，精神与情感层面的苦痛，持久击打着才媛的身心内外，难免因抑郁忧伤以致身心俱病而终。

1、生离死别之伤
及笄后的出嫁是闺秀生命历程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对她们心灵和情感的一次严峻考验。

离开自幼熟悉的生活环境、慈爱的父母和亲密的兄弟姊妹，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面孔，从此与他们朝夕相处，即便是一位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孤独感、陌生感亦是难免的，何况是一个新婚的少女。

据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一书中所附“清代女子初婚年龄统计”表所示，在著者从档案、年谱、文集和地方志等数据中录得的17174人中，13至19岁初婚的有15047人，约占总数的87.6%。

可见，早婚是清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大多数少女在自己身心还未成熟之时，就早早地远父母兄弟而过上“既嫁从夫”、柔顺屈从的生活了。

从“从父”到“从夫”，一面是新妇与自己亲人伦理的断裂，而归于夫家的伦理系统；另一面却是难以割裂的与血缘之亲的情感联系。

伦理断裂与情感牵系的难以两全使得苦闷和忧郁常常萦绕初入夫家的才媛心间。

对亲人的思怀之情也就自然地流泻于笔端。

陶安生《忆母氏作》“犹记相离日，牵衣不忍行。

忽分南北道，已隔万千程。

奉养偏劳妹，承欢更赖兄。

至今消息绝，思念泪频倾。

”[11]首句回忆自己出嫁之时母亲与自己涕泪涟涟，不忍相别。

第二、三句叙写出嫁后与家人空间上的远隔，寄语兄妹代自己尽孝，暗含着不能亲身侍奉父母的隐恨，而只能寄希望于仍在父母身边的兄妹。

最后一句是现今境况的写照，随着时空的转徙，自己与母亲非但不能时常相见，音信亦相绝，于是只能倚窗远望，落泪频频，生活在想见不得见的思亲之苦中。

陶氏的《忆诸姊妹》“异地分离日，相思又几旬。

不逢南去雁，空盼北归人。

客里关山远，梦中笑语亲。

作宵秋已至，惜别赋诗频。

”[12]亦是婚后与姊妹离别，回忆起婚前姊妹
间谈笑赋诗的亲密生活，而生发的思亲之情。

凌祉媛的诗句“相思但恨音书杳，接坐难忘笑语温。

最爱簪花诗格好，一篇吟就愿同论”[13]也传达出相同的意绪。

如果说陶安生和凌祉媛的诗作主要是对昔日美好生活的回忆和对亲人的单纯思念，那么吴清莲的思亲诗则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悲“昼相思，夜相思，万斛离愁只自知，缠绵恨藕丝。

羁天涯，叹天涯。

萍梗飘蓬不自持，归期难定时。

”[14]年幼失怙恃，无奈寄人篱下，待至嫁人为继室，生二子又皆夭，生活的一次次重击，使她以随风而飘的飞蓬、随水摇摆的浮萍自居，自伤漂泊于天涯，难以找寻到最终归宿。

《十二月二十九日为家君忌辰志痛》一诗中吴氏的伤亲忧生之意愈加沉痛“痛亲早凋兮鬓未苍，生我劬劳兮恨难偿。

我欲问天兮天茫茫，悲歌慷慨兮寄我哀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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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守空闺之悲新婚少妇加入到新的家庭后，“既嫁从夫”的观念和准则引导和要求她一切以丈夫为重心，其生活轨迹就是围绕丈夫这一圆心而运行。

而实际上，男性常常缺席于家庭生活，他们或迫于生计出外授馆、经商，或为功名而游宦四海，以致婚姻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才媛们都是独守空闺的，孤独之怨与寂寞之悲随着岁月的流逝渐起渐浓。

思夫之作自然成为女性文学的重要主题，在陶安生的笔下，对远游之夫的殷殷思情满溢她的《清绮轩诗剩》。

《送夫子之官浙江》一诗还只是含蓄地在诗尾寄语丈夫常寄音信回家，随着丈夫离开的时日渐长，思夫之情日益浓烈，《得夫子书并示越游草》中言“越水吴山隔万重，相思相望不相逢”。

“一岁又将残，征人孰为还。

雪花遮望眼，白点鬓云斑”一年又将结束，雪花漫天飘飞，在家盼望归人的她年华渐老，却仍等不到丈夫的归来，相思之情已无处排解。

“少小不知愁，嫁时却偏早。

良人忽远征，别绪萦怀抱。

经岁复经年，红颜日渐老。

深闺独自眠，梦绕关山道。

”自己一生最好的年华，却是良人不在、深闺独眠之苦境，惟有离愁别恨始终相伴左右。

对别离之愁的反复抒写更强化了陶氏内心的孤独寂寞之感和苦闷抑郁之情，丈夫长期在外，陶氏自觉承担起家中大小事务，奉舅姑，育孩稚，亲操井臼之劳，不惮米盐琐事之烦，又遭受乱离之日的迁徙靡定，终使陶氏强支病体走向黄泉。

四、余论
清代才媛早卒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上文我们已厘出导致众才媛“身病”、“心病”的主要因素，此外，有清一代贞烈之风的炽烈，“刲股疗亲”等孝行反复上演，战争离乱，医疗落后而致
的产厄皆难辞其咎。

就特殊地域而言，江南的地方气候一定意义上也影响着才媛的身心状况。

“苦雨”和“苦寒”是江南才女笔下常见的诗题和忧吟对象。

参考文献：
[1]《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胡文楷编著，张宏生等增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版.
[2]《江南女性别集初编》，胡晓明、彭国忠主编，黄山书社，2008年8月版.
[3]《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董家遵着，卞恩才整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10第二版.
[4]《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曼素恩著定宜庄、颜宜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郭松义着.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版.
[6]《中国妇女生活史》陈东原著，商务印书馆1998年4月版.
[7]
《拂去尘埃—传统女性角色的文化巡礼》胡元翎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
[8]《中国女性传统命运及其文学选择》乔以钢.天津师大学报1996年第三期.
[9]《试论古代女子诗词作品中的苦闷情结》吴秀华.河北学刊1997年第5期.书中文献：
[1]《江南女性别集初编》第860页.[2]《江南女性别集初编》第817页.[3]《江南女性别集初编》第1525页.[4]《江南女性别集初编·清绮轩诗剩》第1354页.
[5]《江南女性别集初编·翠螺阁诗词稿·病起》第907页.
[6]
《江南女性别集初编·翠螺阁诗词稿·病中即事》第920页.
[7]《江南女性别集初编·翠螺阁诗词稿·磨镜辞》第894页.
[8]《江南女性别集初编·刘孝妇传》第823页.
[9]乔以钢：《中国女性传统命运及其文学选择》第71页，天津师大学报1996年第三期.
[10]《江南女性别集初编·方外妙尘题词》第830页.
[11]《江南女性别集初编·《清绮轩诗剩》》第1357页.
[12]同上.
[13]《江南女性别集初编·翠螺阁诗词稿·寄怀张沚芳藻馨姊》第895页.
[14]《江南女性别集初编·定香楼小草·有怀又芬三姊及漱芳表姊调长相思》，第854页.
作者简介：蒋丽，女，彝族，南京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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