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经济视角下的法德和解

二战后经济视角下的法德和解
（文\老瞒）
引言
自中世纪开始，德法两国的矛盾便是欧洲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两国之间不断爆发战争，使得整个欧洲都时常处于动荡之中，积怨愈来愈深。

二战之后，法德矛盾几至极点，尽管以阿登纳为代表的德国政府想要改善两国关系，但是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法国政府却时刻想要从经济以及领土上肢解限制德国。

但是随着英美政策的改变以及联邦德国政府本身经济的发展，法德和解也获得了巨大的契机。

在这契机之中，尽管政治缓和在法德和解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政治也是法德之间最为紧张的领域，最难以达成和解的领域。

所以法德以及英美另辟蹊径，以当时合作需求最为旺盛的经济领域作为解开德法矛盾的钥匙。

而经济，尤其是煤钢资源的争夺，作为德法矛盾近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德和解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相比于法德和解的政治方面的研究来说，法德和解的经济方面还研究较少，其长时间作为政治和解的前导或者是附属领域，很少有学者将其拿出来作独立的研究。

本文将尝试阐述法德经济发展与合作与法德和解的内在逻辑并集中阐述法德自二战后到《爱丽舍条约签订》这一期间两国间重要的经济事件。

一、德国的经济问题与盟国对德经济政策
（一）战后德国经济的凋敝
希特勒称霸世界的妄想不仅给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承担了深重的灾难，也为使德国人民自身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惩罚。

就如斯大林所说的，德国在战后成为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①]。

其中经济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

战争造成的最为直接的损失便是人口的丧失，战争中德国有约为550万人死亡，其中还未包括失踪的人数，其中大部分是青壮年劳动力。

而幸存下来的男性也有多数致残。

[②]这不仅仅对个人和家庭是巨大的悲剧，也是德国经济恢复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除此之外，因为德军后撤所进行的焦土政策以及盟军推进所带来的破坏，德国自身的基础设施以及生产设施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交通运输方面，战前让德国人引以为傲的交通系统陷入完全被破坏。

火车站、隧道等的破坏、货车车厢以及车头的损失使得铁路运输基本瘫痪；大量桥梁的坍塌、船只的沉没封锁了德国的合流，内河航运陷入停滞。

这些都使得德国物资难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较快的调度并不得不依赖占领的盟军为其提供必要的运输服务。

[③]在生产方面，德国的工厂亦遭受到了巨大的毁灭。

战后整个德国有30%~40%的工厂难以运转。

而且据统计，在1946年，德国的工业水平只占到战前1936年的33%，生活必需品缺少，农业生产所必要的肥料等十分缺乏。

[④]上述问题共同导致盟军占领区的德国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这种困苦使得德国人民认识到了经济是其德国及其人民当时需要解决最为迫切的问题，但是各国在经济上对德国占领区的苛刻限制，使得他们在被占领初期根本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可能，他们需要一个外力来帮助他们。

但是英美，尤其是法国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都抱有惩罚德国并防止德国崛起的想法。

所以为了德国经济的恢复与复兴，德国必须要示好，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与法国缓和关系。

（二）美英法对德经济政策的转变
美英法最初为了实现对德国的惩罚并防止德国再次崛起，对德国占领区实施了严格的限制政策并想要长时间持续下去。

最开始主张对德国进行非工业化的“摩根索”尽管没有实施，但是其对后来的相关措施。

1945年4月，美国推出的JSC-1067文件规定限制德国工业的发展以保证其在经济上难以再次崛起。

[⑤]上述的计划与文件在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是之后的JSC-1779文件以及之后实行的新的德国工业水平计划，其使德国“维持欧洲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为底线，制定了对德国大规模的“消灭工业计划”。

但这一计划强调“一个有秩序和富裕的欧洲需要一个稳定有生产力的德国进行经济合作”已经违背了摩根索的一个基本立场。

因为美英等国家虽然想要惩罚德国，但是如果完全按照计划来，德国在战争以前就在欧洲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这些严苛的政策绝不能为已经损失
惨重的欧洲经济的恢复做出贡献，同时此种对德国经济的惩罚会使得德国40%的人民由此死亡，这些是盟国所不想看到的。

[⑥]除此之外，苏联的阴影始终笼罩在英美的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心头。

所以，以英美为代表的部分盟国逐步转变对德的经济政策。

盟国政策的转变是以1946年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巴黎会议上发表的《关于为德国的经济统一建立集中管理的声明》为开始的。

他强调要让德国“经济统一”，要让德国为欧洲经济复兴做出贡献。

[⑦]1947年，尽管与苏联在对德政策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但是英美顺着贝尔纳斯的思路建立了“联合经济区”以及“经济委员会”，实施修改过的“限制工业计划”，并着手实施欧洲重建计划。

但是可以明显看出法国没有积极参与到放松对德国的经济限制的行动当中，这极大阻碍了英美的计划。

（三）法国对德经济政策上从强硬到妥协
法德从中世纪开始就战争不断，作为雠仇，二者总是在想不断削弱对方的实力。

二战之后法国在德国的猛攻之下迅速败亡，这不仅仅使得法国人的自豪感受到了打击，而且更加深了德法之间的矛盾。

所以在战后初期，法国为了限制德国的军事再次崛起，想要严格限制德国经济与工业的发展。

而作为法国当时政治领袖的戴高乐极为推崇对德的严格经济措施，其主要的经济主张是无限期占领莱茵地区、控制萨尔并将鲁尔置于国际控管之下等。

[⑧]尽管在1946年戴高乐下野，但是在法国政坛，对德强硬的基调仍然延续了一段时间。

长期担任外长部长的皮杜尔也曾明确表示不能以放弃鲁尔作为与英国结盟的条件，而且他极为反对美国加速恢复德国经济的计划。

[⑨]法国秉持着这种立场，不仅仅占领区建立统一的德国中央政府等重要政治问题难以解决，就连占领区的经济恢复等作为突破口的经济问题也受到了阻碍。

而面对在苏联势力扩张的阴影之下，英美想要快速解决德国的相关问题，不仅是为了弥合盟国之间的分歧，也是为了尽快建立起对苏的的一道屏障。

法国最终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遵从英美的意见，放松对德国经济的强硬政策。

法国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人口伤残120余万，
工厂大部分被毁灭，近4000万英亩的土地难以耕种或者是无人耕种，据计算德国的占领使法国损失2万亿法郎。

[⑩]法国与德国一样，在遭受到如此巨大的损失后，难以靠自己的力量完全恢复，因此也需要外力。

所以法国做出巨大让步经济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法国本来就与德国在工业上联系紧密，而战争之后法国为了复兴经济，这就更加凸显出法国对德国煤矿资源的需求。

英美两国摸清了法国命脉，于是通过减少德国煤矿对法国的供应等方式不断向法国施压，法国迫于压力不得不妥协。

除了煤矿的问题外还有美国经济援助的压力。

美国用经济援助一方面对法国进行助力为欧洲复兴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不断增加其在法国经济政策实施中的话语权。

从1944年到1951年，法国的外债不断上升，从1.3亿上涨到35.9亿，其中近80%为是美国支援的。

[11]再者，英美为了引诱法国做出更大的让步使法国的部分要求得到了满足。

比如英美在1946年到1948年间逐步同意了让萨尔在经济上归入法国，政治外交及防务也由法国管理；1948年，美国同意让法国参加管制鲁尔小组等。

[12]
法国就这样在获得美援与遏制德国之间，表面上坚持遏制德国的强硬立场，在实际上却不得不不断向美国在对德问题上不断妥协。

二、西德经济的恢复与法德经济问题的解决
德法作为欧洲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他们对于欧洲的稳定、发展和联合都具有最大的影响。

尽管在战后两者在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在美国的援助以及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又迅速崛起成为欧洲的车头。

虽然西德政府不断示好，但是很明显法国是在美英的胁迫以及苏联势力的威胁下不情愿地接受西德的示好。

不过随着西德经济的发展以及一些重要经济问题的解决，经济合作对法国愈来愈有吸引力，这种被动逐渐变为了主动。

而经济上的合作正不断增进二者的理解与互信，消融政治上的坚冰。

（一）西德经济的恢复与两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1948年经济改革之后，英法美占领的德国部分就已经开始逐步重建，工厂得到重建、交通系统不断恢复、逃到西德的大量人员逐渐得到妥善的安置，同时，占领区的经济管理局和后来西德的中央银行等
机构通过货币改革，货币紧缩政策等不断稳定德国经济，推动其恢复发展。

到了1951年，西德全年各个时期生产第一次超过1938年水平，贸易额也第一次接近于取得平衡。

[13]
虽然到了1950年，盟国对德国的部分生产禁令以及对外贸、经营等的限制才基本放开，但外贸等的自由化为其经济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这只是增加了进口，而未对德国的出口产生多少影响，在盟国的管制之下，大部分进出口代理公司的机构严格奉行美元和贸易政策，被禁止进口德国货物，德国只得通过出口原材赚取少量外汇。

所以形成了极大的外汇赤字。

[14]除此之外，西德太过依赖于美国的援助，自己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以及自力更生的能力十分不足。

所以西德也需要不断改善与欧美其他国家的关系，寻求更多的宽松政策与合作机会。

而对法国经济最为重要的则是煤炭的供应。

法国战后因为重建与发展的需求极大，所以钢铁工业快速发展。

到了1950年，一些大规模的计划和投资趋向于将洛林、诺尔和诺曼底地区把上下游结合成为一些整体。

[15]在产业发展与整合的同时，对西德能源依赖以及与西德竞争的问题也逐渐突显。

而且与此同时，西德的钢铁工业也在美国的有意扶植之下重新崛起。

1950年联邦德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了1212万吨，而法国却只有865万吨。

[16]如果法国不能和西德改善好关系或者有其他强制性力量来规划，法国的钢铁工业煤炭必然会因为西德国内钢铁工业对煤炭的蓬勃需求而难以保证，而且同时长期以来法国生产的钢铁价格就因为需要进口德国煤炭而价格较高缺少竞争力，这对法国经济的影响极为不好。

而煤炭问题的核心就是鲁尔问题与萨尔问题。

（二）两国间重要经济问题的解决与经济合作的建立
两国之间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煤钢资源与生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具体化就是鲁尔与萨尔问题。

这两个问题在最初是经济问题，可是在战后却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

法国将这两个问题当成分割德国领土，防止德国再度崛起的重点。

所以解决鲁尔与萨尔问题是解决两国矛盾的关键，而两国矛盾又是欧洲联合的关键。

但是随着两国经济的
发展，将鲁尔与萨尔问题从经济的角度解决成为了主流。

1、鲁尔问题的解决与煤钢共同体的诞生
1945年，戴高乐就曾提出想要肢解德国，将德国建成国际共管的路而国家。

但是不仅仅是英美高举德国统一的大旗，甚至苏联也表明不想因分离鲁尔而毁灭德国。

[17]所以法国也不得不将分离鲁尔的问题主要放在经济上而非政治上。

而后英美为了让鲁尔在西欧复兴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强迫法国接受了新的双占区工业水平计划，并改组了鲁尔煤钢工业。

法国对此极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1948年英法美荷比卢召开了建立独立西德的伦敦会议，而本次会议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鲁尔问题。

六方达成了《鲁尔国际管制条约》并于后来成立了鲁尔国际管制区。

法国成功进入了英美煤钢小组，可以对鲁尔煤钢工业进行监督。

但是却又难以对生产的细节进行干涉，也没法割断鲁尔与西德政府的联系。

这一条约与机构随着发展也逐渐暴露出极大的问题。

对法国来说，管制机构的作用太过薄弱，无法满足法国对鲁尔经营权与分配权的要求。

对德国来说，鲁尔区的国际共管是对德国经济上的歧视与压制，这会对德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极为消极的作用同时在政治上激起德国百姓的不满，这使得法国陷入战火重燃的忧虑之中。

所以法国认识到需要转变思路，主动地去解决鲁尔问题。

所以1950年，针对上述两个问题，莫内制定了关于“舒曼计划”的备忘录以及细节方案《艰辛文件》。

他所提出的煤钢共同体比鲁尔管制机构更具有执行权，而同时共同体内的成员是平等的。

在1950年巴黎会谈开始后，法德双方激烈较量，但最终双方各退一步，德国让渡出了产品分配权与经营监督权但获得了更为合理的发展空间和平等的地位，而法国则同意取消本来想要强化的鲁尔管制机构与鲁尔法规却也挣脱了钢铁生产的束缚并能够很好地监督德国钢铁的生产。

终于在解决法德之间的分歧之后，1951年六国代表签订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这开启了法德和解的实质性进程，也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18]
煤钢共同体建立以后，各国尤其是法德之间的钢铁煤炭贸易量得到了提升，而且更是成功地将两国的煤钢基础工业融合，这在经济上
加强了两国之间的联系，而这种利益也让两国看到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之后的共同市场以及欧洲原子能联营集团打下基础。

而同时，虽然煤钢共同体的架构是一个经济架构，但其作为一个对参加国都有一定约束力的超越国家的管理机构，为以后建立更具有效能的政治，经济机构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2、萨尔问题的解决与《罗马条约》的签订
虽然鲁尔问题的解决令人振奋，但是若不能解决萨尔问题，则法德和解依然为是泡影。

正如阿登纳所说“如果我们明确要建立新的德法关系，那么必须也在萨尔问题上寻求一条前进的道路”[19]。

萨尔问题主要是法德两国想要争夺煤炭资源所造成的。

萨尔可以为法国提供极大的经济利益，而德国在此则不仅有经济利益，还因为该地人民倾向于德国而有了民族利益。

尽管法国对萨尔的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将萨尔纳入到法国的经济体系之中，但是战后法国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明显想将萨尔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完全从德国分割出去然后并入到法国。

在经济方面，法国自1946年开始逐步用关税壁垒将萨尔孤立，攫取煤矿的开采权，进行货币改革，加入法国经济联盟等一系列手段将萨尔从德国剥离而并入法国。

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与理解的，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英美为了使法国在鲁尔问题、成立西德政府等上让步所以在萨尔问题上给予了法国最大的包容，这使得法国肆无忌惮地在萨尔强加上政治烙印。

法国通过操纵萨尔立宪会议通过宪法、鼓动萨尔成立自治政府、派遣国防和外交事务高级特派员等手段使得萨尔彻底成为法国的囊中物。

法国的这种操纵以及英美的这种放纵让萨尔问题变得愈来愈棘手。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法国不得不改变其萨尔政策。

不仅是在政治上冷战有转为热战的可能，美英对德政策的改变以及联邦德国崛起带来的对萨尔回归的强烈要求，经济方面的因素也使得萨尔回归只是时间快慢的间题。

首先，前文提到，联邦德国的经济自成立以来迅速恢复，尽管在五十年代初期其外贸还受很大的限制，但是在经济迅速发展之下外贸的不足也正让他人看到了联邦德国广大的市场，同时萨尔正因为被迫合并到法国，且难以与法国煤钢企业竞争而不断缩小在法国的市
场。

所以在英法美不断放松对联邦德国经济种种限制的状况下，联邦德国的复兴对于萨尔有极大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如果联邦德国能够让萨尔的产品不断进入德国，不断加强二者之间的经济联系，到了一定时机，萨尔回归的几率会大大提高。

再者，随着舒曼计划的提出，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萨尔对于法国的价值越来越低。

法国选择兼并萨尔地区主要就是为了为自己钢铁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煤炭供应同时减少德国崛起的可能。

而舒曼计划则就是选择煤炭和钢铁作为突破口，将煤、钢、铁放在一个几国共管的高级机构之下，为煤的自由流通提供了一个共同市场，这大大减少了法国对煤矿供应的担忧，而萨尔作为煤矿产区对于法国的意义也开始逐步下降。

[20]正如阿登纳所预料到的“只要实现了舒曼计划，萨尔问题也就会无形中得到解决”[21]。

尽管在1950年到1954年之间法国在萨尔问题上还有所反复，但是法德和解已然是势在必行。

1954年法德两国签订了《萨尔协定》，和平解决萨尔问题奠定了基础。

1955年，萨尔全民公投《萨尔法规》，萨尔人民表达了想要回归德国的愿望。

[22]1956年两国签订了新的萨尔协定，萨尔将正式分两阶段从政治经济方面并入西德。

萨尔问题的解决可以说解决了法德和解进程中最大的障碍。

而其解决办法就是从经济领域着手，当然也可以说萨尔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基于法德两国政府从经济角度的长远考虑，更是两国乃至西欧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在萨尔问题解决之后，欧洲的联合迅速发展，德法荷比卢等国签订了《罗马条约》，着手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联营。

相比于欧洲煤钢联营，这两个经济组织并非是在美国的威逼之下签订的，而是各国着眼于本国以及欧洲整体的经济利益而主动结成的。

同时这两个组织所能协调的合作范围也大大超过煤炭和钢铁，这不仅体现了以德法为代表的国家经济联系之深，也提现了各国对经济合作的渴望。

三、法德紧密的经济联系与《爱丽舍条约》的签订
一个个条约的签订、组织的成立就如法德和解路途上的里程碑，引人注目，但是如果没有条条道路将里程碑连接在一起，里程碑也就
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我们也应该关注似乎不太起眼的经济数据。

联邦德国和法国自1950年左右就逐步建立起了密切的经济联系。

两国的进口额在1950年至1958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8.8%，出口额增长13.2%。

在1954年之后，联邦德国成为法国最大的出口贸易对象国。

1958年联邦德国成为法国最大进口贸易对象国。

[23]到了1960年法国已然成为联邦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24]
两国的经济发展为和解提供了极大的动力以及必要的条件。

随着两国经济联系的愈加紧密，政治上的和解也在不断加速。

1963年，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与德意志联邦的总理阿登纳在爱丽舍宫签订了《爱丽舍条约》并发表了共同宣言，两国和解的进程终于完全达成。

条约不仅仅将两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紧密地连接了起来，其在政治上也为两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政治伙伴关系。

这为两国间合作交流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和计划。

四、结语
虽然相比于法德政治方面的和解来说，法德经济方面的合作似乎较为容易。

但事实上其也相当复杂。

在战后初期英法美占领区在战争中遭受到了巨大破坏，在极为严格的限制之下，自己发展经济根本不可能，其需要改善与法国的关系，使英美的对德较为友好的经济政策得到实施。

而法国也受到了重创，其需要美国的援助，但是却难以放弃其削弱德国的目标，然而随着美国援助越来越多以及苏联势力的扩张，法国不得不对英美妥协，放弃对德国强硬的经济立场。

伴随着联邦德国与法国的经济逐步恢复，两国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联邦德国在严格的限制之下对外贸易极难发展而且过于依赖美援，其不得不寻求改善与其他国家关系借此放松对联邦德国的管制。

法国则是在煤钢发展方面面临着煤炭供应不稳以及与西德竞争的问题，也急需要与西德更好的合作。

两国的合作开始变得主动，鲁尔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同时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

随着联邦德国对萨尔的影响越来越大、煤钢共同体让萨尔的价值不断降低，萨尔问题也从政治难题回归到了以前的经济问题上，顺利解决。

随后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联营也就顺势建立。

随着上述事件的发生，德法两国的经济愈加紧密，两国也逐步建立互信。

最终得以签订《爱丽舍条约》，这不仅仅是法德和解的完成，也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里程碑。

[①] 舍霍夫佐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817页。

[②] 吴友法著：《德国通史（第六卷）》，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页。

[③] 卡尔·哈达赫著：《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1页。

[④] 吴友法著：《冒险失败与崛起——二十世纪德意志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93页。

[⑤] 曹迪：《迪安·艾奇逊与冷战初期美国的对德政策（1947-1953）》，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6年。

[⑥] 卡尔·哈达赫著：《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4页。

[⑦] 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8页。

[⑧] 法国当代史研究所：《戴高乐和民族面对防务问题1945——1946年》，法文版，法国普隆公司1983年版，第227页。

[⑨] 金重远：《法国现当代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203页。

[⑩] 章正余：《戴高乐（下）》，北京：京华出版社，2003年，第515页。

[11] 萨尔贝特罕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98页。

[12] 金重远：《法国现当代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217页。

[13] 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91、192页。

[14] 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