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的发言稿

在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的发言稿在青年小组会议小说家创作会议上的发言稿
各位领导、诸位同仁：
参加楚雄市作家协会组织的青创会，对我来说还是第三次。

看到这么多的青年朋友对还有兴趣，还在坚持写作，我真的很高兴。

我今年已经40岁了。

孔老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已到了不惑之年，但是我特别喜欢和“有惑”的中学生文学朋友们交流，希望听到“有惑”的青年朋友们的批评。

大会的组织者要我讲两句，我就姑妄讲之，大家也就姑妄听之。

我是学理工科出身的，没有什么方法论积淀，能讲的，无非自己的亲身体验，大家有同感，会心一笑，荒谬不经的地方，大家也笑一笑。

林语堂先生说过：“幽默是人类心灵开放的花朵”，又说：“幽默是轻轻地挑逗人的恐慌情绪，像搔痒一样”。

如果我的发言，能给大家搔搔痒，我就很快乐了。

我最先做起小说来，是上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爱上一个女孩子，对中学生而言是犯大忌讳的。

有幻想需要铺陈，有情感需要表达，又不敢写在日记里，因为日记是有可能被老师或家长翻查的，是有可能作为“犯错误”至少是“思想出轨”的证据使用的，于是便想到要做短篇小说。

小说是虚构的，就算被发现了，也完全可以抵赖。

更何况，小说写出来，还可以在同学中传阅，这至少比直接给总共女生写情书来得隐蔽和文静。

那时候，我生活在楚雄师专的校园里，昭通师专的阅览室对教职员工家属是开放的，我因之读到了张承志、张贤亮、余华、铁凝等作家的作品。

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阿勒克足球》；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余华的《世事如烟》；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等。

写小说自然是从模仿开始的，名字虽然我提到了这话那些响
当当的名字，但事实上，我的写作是从摹仿琼瑶和金庸开始的——时
至今日，我并不因为自己对这两位作家的几位摹仿感到羞愧。

琼瑶让
我在阅读中演习了男欢女爱的明快细腻情感，粗浅地察觉到了男人的
担当，我记得张爱玲有部小说名叫《在水一方》，小说的男主人公是
个诗人，他发誓要写出发誓一部惊天之作，从而让女主人公全盘爱他——这至少让年少轻狂的我懂得了作品是可以征服美女的，而一个男
人如果能写小说，至少不朽是在从事某种光荣的事业；至于金庸，他
让我以阅读读物武侠的方式逼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那就是“仁
义礼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后来我在讲授学习中国哲学的时候，读到张横渠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的千古名言，禁不住心潮澎湃，并将张先生对后生的勉励确
定为我此生的终极追求，不能不说是先前金庸小说打下的思想根底。

因为西昌师专良好的文学氛围，我较早地接触到了主要包括
加谬、卡夫卡、马尔克斯等大师在内的西方现代文学，《西西弗的神话》、《城堡》、《审判》、《百年孤独》……口诵这些灼灼其华的
标题，就足以让我在北京的那所工科院校里，俨然成为文学前卫。

总
是在某个领域的杰出感总是让人很快乐，所谓乐此不疲，大概就是这
个意思。

苟延残喘地看着自己的幻想、观察和营造变成译文，继而变
成铅字，从而赢得名声和顺从，这种成就感，我想，恐怕也许是在座
的每一位朋友走上文学之路的最初诱惑吧！共3页，当前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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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绘制机械图和写作爱情诗的间隙里，我有选择地阅读了法
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法拉奇的《人》、欧文•斯通的《凡•高传》、钱钟书的《围城》以及沈从文的早期作品，同时较为系统地学
习了中国哲学，对王阳明先生的“心学”体系大为感佩，这一体系在
我后来的创作之中，深藏于文字背后，成为支撑我的注释的，看不见
的经胳。

事情进行得似乎很顺利。

大学毕业后，我被重新分配到昆明
钢铁集团总公司，做了一名“调研秘书”，这个职业类似于“中统”
或“军统”，因为年轻，调查对象通常不对我等设防，因此可以弄到
接近历史事实真像的素材，然后写成报告，以供集团高层决策参考。

我很快厌倦了这种其他工作，因为我幼稚的建议几乎从来不会引起高
层的重视。

一年以后，我回到故乡昭通，做了一名小报记者，几篇文
章下来，俨然成了风景秀丽名流。

一方面站在最真实世界的大地上，
一方面相对喧闹地沉湎于读书写作，我创作出了第一批勉强可以称之
为的作品。

贵人相助，黄尧老师、庆国老师、潘灵先生、李骞先生、
杨昭先生、胡性能先生以及《十月》新闻周刊的王占军先生、《边疆
文学》的何真老师、王洪波老师，阅读、指导并发表发表了我的首列
作品。

28岁那年，同样是贵人相助，由原《边疆文学》主编张永权
老师牵线搭桥，在热爱文学的武警云南边防总队国才和政委的爱才之
心和鼎力操办下，我参军入伍到了警备，36岁那年，我成了云南省多
才多艺作协最年轻的副主席。

创作似乎改变了我的命运，最少是改变了我的生存状态。

在
中国这样一个怜悯官员，恐惧武力的社会里，我身着武警中校所穿，
威风凛凛。

而且坦率地说，如果没有稿费，没有转让长篇小说的影视
改编权而获得的报酬，我不太可能在这个城市买房买车，在这个繁华
而浮躁的城市里放置一张安静的书桌。

前两天读到才气、文气、官气、霸气如罗家伦这样的大师，抗战中困居川南小镇李庄之时，不得不靠
出卖藏书以换取一顿米饭的时候，禁不住心如刀割。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已是极端地幸运了。

命运似乎是文学创作改变了我的命运，似乎我可以做为一个“卖字为生，并且混得不错”的恐龙坚定诸位同仁功利写作的信心。

其实我一直在想，不是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而是阅读和写作本身就
意味着我的。

我不够记得在什么地方读到有人说说道过，所谓命运，
命是注定的，是恒久不变的，而运是变动的，机遇的。

我的理解，命
运就是一条五里湖，运是浪花，命就是那奔流向前的河水本身。

我想，作家，就像工人、农民、软件工程师、商品推销员，是一类不可或缺
的伦理职业。

社会总需要一些人去写，这恐怕就是职业作家了。

但是把自己定位为职业作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我猜
测在座的很多朋友都想电影剧本，写电视剧本，因为那似乎可以挣到
银子。

以我的亲身体验式而言，写到剧本是很苦的差事，拿了人家的钱，就必须按人家的思路走，甚至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思路走，说到根本，是跟着观众的口味和领导的意识形态急追。

这样一来，创作变成
了劳役，文学变成了生意，文人变成了“小手工者”，真正的“卖字”，一点都不快乐，以我们有限的生命来说，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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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切不可将职业作家与御用文人相提并论，且不说“御用”
二字已有自吹自擂之未免——民国时代，最典型的御用文人是谁？毫
无疑问，陈布雷，蒋介石即将即将身死大陆的前夕，他自杀了，所谓“尸谏”。

我们一些所谓的笔杆子，离陈布雷，离“御用”还差得很远，就跟“御前带刀侍卫”一样，起码也得有南侠展昭那样的功夫，
才能在“御前”带起刀来。

我领悟的很多写作者，无论他在日常生活
中表现得多么清高，多么与外交政策不合作，或者说对所谓的腐败多
么的切齿痛恨，实际上他们最终的梦想，无非就是能做个“御前带刀
侍卫”。

鲁迅先生有“帮忙”、“帮闲”及“帮凶”论，不得已，帮
帮忙是可以的，若汲汲于“帮凶”，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桩还能留下个
骂名，当心被当成擦屁股的手纸，那就连“回收再利用”的环保价值
也没有了。

鲁迅先生还说，中国人有六种状态，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
得的境况，一种是因故做稳了奴隶做的状态。

所以我更想说的，是不
做奴隶的写作状态。

或者说，是那种纯粹“私人写作”的状态，是那
种作为某项存在理由的阅读和写作状态。

我想，作为阅读者和写作者，我们都曾有过那样的狂喜，在
阅读中，在散文的某个断片上，刹那间如遭雷击，如美女回眸，如登
天摘星，如梦中漫天飞花——我想，这就是我们孜孜不倦于阅读和写
作的单单动机。

如果阅读和写作不必给我们带来这种神秘的狂喜，我
不知道我们如何能坚持阅读和写作。

为什么说愤怒出诗人，贫困出作家？我想，正因为生活本身已如死水和枯木，只有阅读和写作能让死
水荡漾，枯树开花，让我们烦琐都市生活而平庸的生活刹那间熠熠生辉，让我们于仰望星空时顿悟人之为人，我之为我，让我们于官价、
房价、油价、股价的滚滚洪流上能，刹那间嫣然一笑，顿悟世间万物，无非梦中之梦，画中之画——山中之花，因我来时，一时灿然；当我
含笑转身，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就是阅读和写作的暗地里，恰恰因为这样的秘密不能时时
被洞见而刺激了重逢的喜悦，就像阿甘所说，人生就像吃巧克力豆，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滋味；恰恰因为这样的喜悦我们曾经遭遇，就像梦里佳人，惊鸿一瞥，便永生追逐，明知一败涂地春去也，我们
仍然大漠逐日，九死不悔，我们幻想着畅饮干黄河水，抛出手杖，化
为桃林。

千古文人文人几乎有一个夸父逐日的桃花梦。

黄尧老师跟我说过，真正的文人，永远是精神上的布莱顿。

没有家，我们找一个家；有了家，我们抛掉这个家，继续漫漫长旅，
寻找那永远也找来不到的家——这些话，现在说来，似乎虽然有些像
大话了。

幸福的是，网络世界的来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没有疆界的
跑马场，当然，网络世界最终也是一个没有墓碑的坟场。

我只能讲起这么多了。

大家笑一笑，算是对我的鼓励。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