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科的文学性不能削弱——当代中学语文教育刍议

摘要文章对当前中学语文教育忽视文学性的倾向及其危害作了全面分析，提出了必须加强语文学科文学性教学的见解。

认为传授语文基础知识、培养语文能力和进行文学审美教育是语文学科所独有的教育功能。

同时，文章还探索了加强语文学科文学性教育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中学语文；语文教育；文学性＊＊＊说来也怪，中学语文这一学科，现在竟然成了不受一些人欢迎的学科，一些学生认为枯燥无味，提不起他们的兴趣、学起来没劲，甚至一些语文教师也觉得教起来没有意思。

内容丰富多采，以形象见长的语文学科为什么竟然使他们觉得索然寡味，以至受到他们的冷落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多年来语文教育中忽视语文学科的文学性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中学语文教育忽视文学性，表现在诸多方面。

首先，表现在教材选编上的严重失误。

其一，重语文训练而轻语文教育。

片面地强调“语文是工具”，导致课文的选用和知识短文的安排全部服从于“听说读写基本技能训练”。

一些文字粗糙的文章，从实用角度而被选中；一些文质优美的文章即使选用了，也只是被看作是语文训练的工具，不是从进行语文教育、塑造人的角度出发。

其二，重普通文轻文学作品。

为了训练需要，大量选用普通文，许多优美的文学作品不见了，初中教材尚好一些，高中教材尤为严重。

仅以高中第五册为例，就选编了两个应用文单元，共6篇课文，占全册课文总量的25%；仅选录了一篇外国文学作品（《警察和赞美诗》），还只是个自读篇目。

许多优秀的名家名篇，不能登上中学语文的“大雅之堂”。

据统计，高中六册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作品仅占11篇，不到总量的8%，象雨果、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狄更斯、果戈理、托尔斯泰等世界闻名的大作家，学生只能从教材注解中知道他们的名字，有的连注解也未提到过。

前些年，在中学语文教材中还可见到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狄更斯的《穷人的专利权》、果戈理的《泼留希金》、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节选），现在这些作品也都在教材中销声匿迹了。

其三，选文重政治标准轻艺术标准。

为了让选文在政治上无可挑剔，领袖文章和一些政治性很强的文章占了很大比例，仅领袖文章在高中教材中就占了10篇。

其次，表现在升学考试试题设计上的偏颇。

从试题类型比例看，检验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试题多，检测学生文学修养方面的试题少，前些年检测的文学常识类题目，近些年显著减少。

再看阅读选文，试卷中的许多现代文和文言文不重文采，如1990年考卷中现代文阅读选文是三个人学习文言文的发言，枯燥无味。

1994 年文言文阅读选文是选自《宋书·孝义传》，更是语言晦涩，乏味得很。

加上近些年实行标准化考试，百分之六十以上题目只须选择答案，不大容易检查出学生的文学修养。

为了适应这种考试，各类练习如洪水猛兽在中学横冲直撞，许多学生整日穿行于ABCD，跋涉于题海之中，象陷入了“八卦阵”，穷于应付，疲于奔命，严重地影响了学生语文实际水平的提高。

[!--empirenews.page--] 二当前中学语文界忽视文学性的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

这种倾向，忽视了课文中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削弱了语文课文和语文知识的美育功能，情感教育功能和培育学生文化素养、思想素养的功能。

长此以往，危害无穷。

第一，降低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本来以形象见长、集各类体裁于一身的语文学科，应该是学生非常喜爱的学科，可是由于过分注重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选文又不大考虑学生的心理和年龄特征，缺少趣味性，使许多学生对语文不感兴趣，把语文学习当成了一种负担。

第二，造成学生语文修养的低下。

教材选编，缺少文质优美的文学作品，覆盖面小，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少，使许多学生知识面狭窄，语汇贫乏，文学素养差，提到许多文学史上的名家名篇，都茫然无所知，简直有点“举秀才，不知书”的情形。

1994年高考试卷中提到的李汝珍著《镜花缘》、拜伦著《唐璜》，这么一些起码的文学常识，竟然难倒了一大批学生。

让学生填写“桃李不言”和“他山之石”成语的下句，不少学生出了考场，竟对教师说“从来没见过这些成语”，可见学生孤陋寡闻到了何种程度。

较之五六十年代，学生们阅读文学名著的兴趣也有所下降，学生争读文学名著（象当年争读《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的热烈场面比较少见了，这与语文教育中削弱文学性不无关系。

第三，削弱了语文课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中学语文课在中学教育中义不容辞地担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它对学生“树立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共产主义道德”，都起着不可低估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一个中学生的成长，品德的形成，世界观的树立，首先得益于语文课，在这一点上，其影响甚至超过政治课。

而这些影响和教育，大都通过文学审美作用得以实现。

不难想象，如果削弱了语文的文学性，文学作品对学生的熏陶和感染也就无从谈起。

过去语文界曾流行一种说法：“不能把语文课变成文学欣赏课。

”笔者并不反对，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语文课具有文学欣赏因素。

如果完全消除文学欣赏因素，也就完全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作用。

而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深深地打动学生感情，使他们在欣赏过程中，得到感情上的满足，认识上的深化及美学的享受的。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作品才能充分发挥它陶冶情操、塑造灵魂的作用。

三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当前必须坚决纠正忽视语文学科文学性的倾向，必须强调语文课的审美教育功能。

首先，强调语文的文学性，是由语文学科的性质决定的。

“语文”一词出现于建国初。

“五四”以后，小学语文称为“国语”，中学语文称为“国文”。

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编审教科书时，吸收了叶圣陶先生的意见，改称“语文”。

什么叫“语文”？历来看法不一，《新华词典》解释为：“1.语言和文字；2.语言和文学的简称。

”而叶圣陶先生解释为：“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连在一起就是‘语文’。

”（《语文教育书简》）笔者认为“语言文学”之说更贴切些。

前三则解释并不矛盾，都强调语言因素，也都确认了语文的“文学因素”。

“语言文字”中的“文字”决不是专指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当然包括用文字写成的文学作品；叶老提到的“书面语言”则当然包括文学作品。

语文学科在任何时候都包含文学因素。

[!--empirenews.page--] 但是，前些年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却争论不休，许多语文研究者否认语文的文学性，他们可以肯定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思想性、实践性、综合性，就是不承认文学性。

198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学法》（何深等编著）指出，“中学开设语文课的意义，主要在于使学生掌握语言——这个人类交际的工具”，“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就是只字不提语文的文学性，这种认识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我们认为对于语文学科的性质，正确的提法应是：语文是一门思想性、文学性很强的基础工具课。

提到“文学性”，人们不禁要问，文学的本质特点是什么？文学，就是通过形象、典型来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这些形象具有生动性、可感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文学创作包含着作家的思想感情，强烈的爱憎。

作家按照一定的审美观念，对自然和社会生活进行选择、概括、加工，创造出比自然和生活中的美更高更理想的美。

这样，学生在学习这些作品时，就会受到强烈的感染，获得更高更强烈的美感，得到更大的愉快和满足。

正因为如此，选入课本中的优秀作品，对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他们健康的审美观念，进而陶冶他们的情操，培养他们的优秀品德，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前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过：“艺术不仅作用于学生的理智，而且影响他们的情感，因此艺术有助于培养信念。

……越是依靠情感为基础、信念就越坚定。

所以艺术在道德教育中起着这么巨大的作用。

”文学的审美功能当然也是如此。

其次，从语文教育的任务看，更有必要强调文学性，进行文学审美教育。

语文教育，既有传授语文基础知识的任务和培养语文能力的任务，也有开发学生的智力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同时，还具有进行文学审美教育的任务。

语文，确实是中学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学科。

但仔细分析起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语文学科特有的任务，政治课更是首当其冲，历史、地理课也责无旁贷；“开发智力”也决不是语文学科的“专利”，任何一个学科，特别是数学、物理、化学更是“义不容辞”。

只有“传授语文基础知识”、“培养语文能力”、“进行文学审美教育”才为语文学科所独有，才真正体现出语文教育的特色。

对于前两项任务，人们不会有什么争议，对于“文学审美教育”则大有探讨之必要。

年龄稍大点的语文教师们都记得，1963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有一句大家印象很深的话：“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

”这无疑是针对1956年文学、汉语分科教学而言的，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我们决不能因为这种提法而否定语文课的“文学”的性质，否定进行文学审美教育的必要性。

走向另一个极端，危害可就严重了。

“文革”期间不是提出什么“马列主义进课堂”、“政治挂帅”、“突出政治”等口号吗？“复课闹革命”时，语文教材就是《毛主席语录》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一书，完全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

后来有了语文教材，也是“领袖文章一大半，文学作品靠边站”，语文教育深受其害，成了“十年动乱”的“重灾区”。

[!--empirenews.page--] 再次，从我国语文教育的发展看，语文教育“文学性”的特点，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文学审美教育从未中断过。

我国古代并没有“语文”这一学科，但语文教育却古已有之，它与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结合进行，主要通过儒家经典、蒙学读物、诗歌和文选来体现。

所谓“儒家经典”，主要是指《四书》、《五经》等，大都是一些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和诗歌。

至于“蒙学读物”，许多已失传。

宋代广为流传的《三字经》、《百家姓》，虽为识字之书，但也都是些琅琅上口的韵文。

诗歌选本则有宋代的《千家诗》和清代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大都为诗歌文学的精品。

文选，则有南朝萧统编撰的《文选》，选录了452篇名家作品，是古代优秀文学作品之荟萃。

而清代吴楚材、吴调侯选编的《古文观止》收录文学作品320篇，更是集中了我国古代文学之精华。

开创私人办学先河的孔子曾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可见古人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作用多么重视。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就具有鲜明的文学特色。

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中，“语文”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秦定学堂章程》，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备的学校体系——癸卯学制。

当时即给语文学科定名为“中国文学”，更是突出了文学性。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当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国文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