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世俗化与现代化

土耳其的世俗化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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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世俗化与现代化-法律
土耳其的世俗化与现代化
文／王珍
前段时间，我有幸受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和土耳其总理府的邀请，随中国记者学者代表团在土耳其进行了短期的文化交流。

我对土耳其的神往由来已久，这种神往也许正源于对自己国家的关注：土耳其和中国多有相似。

两者都有过辉煌的历史，都产生过伟大的帝国和文化；两者又有着相似的现实，当前都在经历着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更为让人温暖的，是两者在历史上曾有过密切的文化交往，而这种交往在今天很多方面正朝着更为积极的方向拓展。

当然，让土耳其产生魅力的，还在于当今的土耳其作为伊斯兰这种古老文明的一部分，显示出它宽容平和的内涵，表现出它在伊斯兰世界与众不同的现代性品格。

令人惊异的民族新生——“土耳其民族不属于任何宗教”
土耳其和我国很多伊斯兰文化地区一样，是多种文明的沉积之地。

现在在土耳其居住的人们多信仰伊斯兰教，而在此之前，则多信仰基督教；再往前，则信仰更为自由、更为多元的多神教。

它的历史清楚地显示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赖以生息的文化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如同新疆，现在居住在新疆的人们，有50%多的人信仰伊斯兰教，而之前，佛教在这里一度十分兴盛，曾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以至于佛教史也无法忽略；仅仅在四五百年前，伊斯兰教在新疆还远不是现在的情形。

离现在不远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现代维吾尔族的前身回鹘等民族曾信仰佛教，但后来他们亲近了、信仰了伊斯兰教；再往前，这里则是祆教、道教等多种宗教自由存在和发展。

当我们说“土耳其文化是伊斯兰教这种古老文明的一部分”的时候，还是有些犹豫的。

因为土耳其这块土地还显
然是先前的基督宗教（主要是东正教）文化的延续，也同时承载了更先前的多元自由的多神教的文化。

有谁能够否认文化的延续性呢？就是说，在文化血脉上的继承与延续上，伊斯兰教并不是土耳其人的唯一信仰，只不过是在这块土地上，伊斯兰教更触手可及，更为显明，因此人们多把土耳其与它联系在一起。

不过，即使现代土耳其人信仰的伊斯兰教，在很多方面已经与传统的伊斯兰教、与当今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伊斯兰教大有不同了。

也许正是这种不同，带来了土耳其的奇迹，给古老伊斯兰文明带来了现代魅力的惊异。

但更令人惊异的是，推究它的原因，竟源于土耳其民族尤其是它的革新者，对自身文明的克制与革命。

建国前，奥斯曼一土耳其帝国积贫积弱的形象一度被称为“欧洲病夫”，其主流的伊斯兰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和现代文明不相容的。

但土耳其较为成功地推动了伊斯兰古老文明的现代化，以民主实践的事实驳斥了西方人长期以来持有的“伊斯兰教与民主不相容”“中东民主例外论”“穆斯林例外论”等论调，证明了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并不必然相互排斥，穆斯林可以成为民主主义者。

更为重要的是，民主和繁荣一直是阿拉伯世界长期以来的梦想，而崛起中的土耳其在阿拉伯世界显然已经成为充满活力的风景线，它探索现代化道路的途径在伊斯兰世界引起了示范效应，一些激进伊斯兰组织逐渐温和化。

土耳其的新气象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最初首先表现在伊斯兰教方面。

因为在几近土崩瓦解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正是伊斯兰教渗透并支撑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伊斯兰文化在土耳其是如何完成了自身的革新呢？文化，乃是人的精神和灵魂，文化的改变直接体现了人自身的改变，因此，伊斯兰文化在土耳其的变化也直接体现了土耳其这个民族、在土耳其的穆斯林对自身生命的体认、
转化与新拓展。

这一转变，世人一般称之为伊斯兰文化在土耳其的世俗化、民主化、现代化。

在这场旨在拯救、重塑土耳其的文化运动中，我们要对其建国者凯末尔表示敬意。

凯末尔认为，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腐朽落后，伊斯兰教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必须把人们的思想从传统伊斯兰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正是凯末尔推出以世俗主义为核心目标的一系列改革，开启了土耳其伊斯兰教现代世俗化道路，奠定了土耳其现代化、民主化的基础，使土耳其走向现代崛起之路。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说：“凯末尔为他的民族赢得了独立，也为自己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为了生存下去，土耳其必须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

”凯末尔曾经指出，伊斯兰教并非是自古以来土耳其唯一的文化历史，仅仅是漫长历史的一个阶段，是整个区域文明的组成部分。

他提出土耳其人是历史上所有伟大宗教熏陶的产物，但“土耳其民族不属于任何宗教”，因此世俗主义成为其必然的逻辑选择。

宗教革新、民族重生与文字改革——“文字改革将使土耳其民族进入一个新的光明世界”
凯末尔实行的改革是要把土耳其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神权统治的社会转向具有资产阶级现代文明的社会，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即把宗教从原来无所不在的情形逐渐安置于私人领域。

这种变化可以归纳为3个层面，一是国家政权层面，驱除宗教（伊斯兰教）的影响，绝不允许宗教势力以任何形式的宗教团体或者政治团体干涉政权；二是社会生活层面，积极引导，审慎把握；三是个人信仰私人领域，保障自由，这一层面改变的是伊斯兰教传统文化习俗而非改变民众的个人宗教信仰。

但贯穿于这种变化并使
这种变化得以长期稳定维系的，是文字改革。

语言是思维的产物，同时又塑造思维，思维支配行动，而教育是塑造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系统化手段。

因此在一个国家巾，教育是维系政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教育的基础是语言。

语言文字的变化可以带来全新的文化、全新的人。

文字改革对塑造一个民族及其精神的影响最为深远。

这与中国“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可谓异曲同工。

在土耳其，阿拉伯文字母不是一般的字母，阿拉伯语也不是一般的语言，而是《古兰经》的语言和载体，具有强烈的、重要的宗教内涵。

凯末尔变革存在了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字母，采用拉丁字母。

他认为，传统的阿拉伯字母极其晦涩难懂，既造成大量文盲，又严重阻碍土耳其人向欧洲学习。

他提出，“伟大的土耳其民族改变蒙昧状态的办法，只有把自己美丽的原有文字简易化。

用这种工具才能摆脱蒙昧落后的状况。

要掌握这种读和写的钥匙，唯有采用拉丁字母来改革土耳其字母。

文字改革将使土耳其民族进入一个新的光明世界。

”
1928年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正式通过《字母改革法》，宣布将土耳其语改用拉丁字母拼写。

从新的一年开始，禁止用阿拉伯字母印刷书刊，中学停止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教学。

要求40岁以下的土耳其人都必须学习新文字，目标是用15年时间在全国人民中普及新文字。

1931年成立土耳其语言学会，开始剔除土耳其文中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词汇，简化和纯洁土耳其语，新造土耳其词汇。

采用新字母后，土耳其语日益变得富有活力起来。

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文盲率已从建国初期的80%多下降到50%。

文字改革是土耳其现代化的关键性环节，它既割断了和伊斯兰教传统联系的脐带，也同时割断了与外部伊斯兰世界联系的纠葛。

一方面更有利于塑造一个
具有独立精神、自由发展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在价值观和文明取向上与更广大的外部世界联结起来，更有利于把民众对伊斯兰教的认同演化为对国家的认同。

特别是让伊斯兰教教义用土耳其语宣讲出来，消除了少数人用阿拉伯语言理解、宣讲伊斯兰教的神秘性，拓展了土耳其民族对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理解，也增加了民族自信，为伊斯兰教的民族化、现代化奠定了至为重要的基础。

对此，有土耳其学者说：“文字改革切断了与伊斯兰东方文明及文化的最后联系。

事实上，为了在西方文明的范畴内建立我们的民族文化，为了从乌玛制度逐渐演变到民族国家制度，把我们自己从阿拉伯宗教哲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是完全必要的……”
国家政权与宗教的分离——“苏丹制度必须废除，宗教和政府事务必须分开”
土耳其国家政权与宗教的分离主要包括：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政权；教职人员的设置归属国务院；教职人员的宣讲内容受到严格规范；一切教育归属教育部。

在国家政权方面，土耳其坚定地推行政教分离，抵制宗教，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权和国民教育。

“苏丹制度必须废除，宗教和政府事务必须分开。

”凯末尔领导废除了苏丹一哈里发神权统治体制，废除了国教，摧毁了传统伊斯兰文化政教合一的基础，把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在完全世俗化的基础之上，在伊斯兰世界引起巨大反响。

其《宪法》第一部分“总则”的第二条把“共和国的特性”明确规定为：“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以法治来治理的、民主的、世俗的和社会的国家”，第四条更进一步确保了国家的性质，规定上述条款“既不可修改，也不得对它们提出修改”。

《宪法》还删除了“伊斯兰教是国家宗教”的所有相关条款，彻底
推翻了伊斯兰教及其教职人员在国家政权中的支配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参与国家政权与干预国家政权有所不同，前者以国家政权为主导，后者以宗教权威为主导。

比如一些国家禁止宗教势力参与国家政权，是要防范其干预政权；一些国家并不禁止宗教势力参与政权，但也同样禁止其干预政权。

如何规范宗教事务，产生教职人员，是从政教合一体制下走出来的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方面。

根据1924年的法律，土耳其废除了伊斯兰教最高法典说明官，着手关闭了旧的宗教事务部、宗教基金部，代之以共和国的宗教事务局和教产基金管理局。

宗教事务局隶属国务院，局长由国务总理委派。

宗教事务局的职权包括：有关清真寺的管理工作以及清真寺其他工作人员的任免和对于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实行的监督。

局长任命伊玛目、布道师、穆安津（宣礼人）等，教职人员成为国家较低一级的公务人员。

教产基金管理局主要负责管理已由国家接管的宗教财产以及对宗教设施的维修。

这样，在制度构架、人事和财务上完成了国家对宗教机构及其人员的控制。

如何进行共和国允许的宣教，是土耳其变革宗教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土耳其限定了伊斯兰教教义的宣讲方式、思想等方面。

关于礼拜时所用的语言，规定必须是土耳其语，不能用阿拉伯语等其他语言；教职人员宣道时必须有真正的宗教指导，而这种指导只能是国家认可的受过必要哲学训练的讲道者；对伊玛目入选资格也有严格限制，即他必须会领导祈祷，必须懂算术、地理、土耳其历史、伊斯兰教史等。

根据1926年的《刑法》规定，宗教领导人及其阐释者在执行工作任务时，给政府、国家法律或政府措施造成名誉上的损失，或煽动人民不服从政府或在规定的礼拜场所以外其他地方举行宗教庆祝及典礼均应受到惩罚。

“凡是利用宗
教、宗教感情或在宗教看来是神圣的东西，以任何方式煽动人们破坏国家安全，或以此为目的结社的人”，以及“滥用宗教、宗教情绪、或在宗教上被认为系神圣之物，借此在人民中间通行不拘任何形式的煽动，以致发生危害国家安全之行动者”，都要受到惩罚。

关于宗教教育，土耳其也进行立法。

根据1924年的统一教育法，教育部接管一切学校，强行关闭了多所大小宗教学校，余下的宗教学校也归教育部管理，而且规模和人数均受到严格限制，并在宗教教育内容中加进了算术、地理、历史等现代科技文化课程。

1931年还成立了土耳其历史学会，挖掘和弘扬伊斯兰教之前的土耳其历史，表明在伊斯兰教进入土耳其之前，早已有了土耳其文化，伊斯兰教是从外面输入的，并不是土耳其文化的主宰。

凯末尔的教育改革实现了国家对教育和宗教的完全控制，切断了宗教影响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一条重要渠道。

其间，凯末尔政府确实也曾经为进一步培养宗教人员想过～些办法，即如何培养教职人员，满足群众的需要；后来也恢复宗教教育。

但这些有关伊斯兰教教育问题依然是置于国家的管辖之下。

宗教教育的这些课本是由教育部和宗教事务局两方面的代表们共同组成的一个联合委员会负责编写的，课本的主要内容是一种“现代化”说法的伊斯兰。

所谓“现代化”，也就是说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观点，要让麦加甚至是大马士革的穆斯林认同大概都有困难。

但是，也许这正符合凯末尔的本意，凯末尔“并非是反伊斯兰，而是视‘真正的伊斯兰’是一种理性和自然的宗教”，一种符合现代土耳其民族精神的伊斯兰文化。

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苏菲派在土耳其民间有深厚的基础。

凯末尔还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苏菲派的立场：“求助死人是文明社会的一件耻辱……除了保障信徒们今世和道德幸福外，苏菲派教团还能有什么目标？我坦白地讲，我不相信在
今天辉煌灿烂的科学知识和社会文明面前，在土耳其文明社会中，会有人原始到要让某个谢赫指导他去寻找自己的物质和道德幸福……土耳其共和国不是谢赫们、出家弟子与世俗弟子们的土地。

真正的道路是文明之路。

作为人，能达到文明的要求就足够了。

教团首领……必须立即主动关闭他们的道堂，接受他们的信众已能自立这一事实。

”1925年12月，土耳其政府颁布法令，取缔全国所有苏菲道堂，关闭修道院和圣徒墓；禁止使用教团内部的各种称呼、服饰和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违者将面临3个月的监禁和适当罚款。

这场行动被认为是为民族文化的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

社会生活与帽子革命——“旧秩序一去不复返，新秩序到来了”
社会变革带来了服饰变化，服饰变化也反映了社会变革，并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变革。

在土耳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服饰改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

通过强制性手段，土耳其对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服饰进行了规范和限制。

凯末尔认为，除了对宗教集团采取必要的行动外，还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涉及每一个人的措施，即要求普通民众必须接受现代文明，让他们意识到旧秩序一去不复返，新秩序到来了。

服饰改革正是这样一场波及到所有人尤其是普通群众的革命。

凯末尔发动了对礼拜帽的批判。

当时，土耳其男子都戴一种红色圆筒形费兹毡帽，是旧政权的象征，具有较浓厚的传统意味。

1925年8月，凯末尔戴着一顶巴拿马式礼帽出现在一些保守的城镇，表示告别传统礼拜帽，开启了“帽子革命”的风潮。

9月，大国民议会政府颁布法令，规定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必须穿戴“世界文明国家所通用”的服装，即西装和礼帽；还规定，凡是没有正式宗教职务的人，一律不准穿长袍或佩带宗教标记。

为与凯末尔保持一致，政府机关忙向官员发放欧洲式大礼帽。

11月，政府又颁布一项新法令，要求所有男子都必
须戴礼帽，凡是戴费兹帽的，将按刑事论罪。

在这种强力推行下，欧式帽终于在土耳其流行起来。

百姓中最流行的是鸭舌帽，因为在做礼拜祷告时可反过来把帽沿朝后戴，前额依旧可以贴在地上，这样既可以礼拜又很“现代”。

对妇女服饰，政府规定禁止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妇女戴面纱，但在社会生活中未做硬性规定，而是采取鼓励、引导她们自动摒弃面纱。

凯末尔呼吁男同胞：“在我的旅途中，我看到我们的妇女同胞，不论是在农村的，还有城镇上和城市里的，都十分小心地包住她们的脸部和眼睛，我想这种习惯一定使她们很不舒服，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热天里。

男同胞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自私行为的结果……让她们露出脸去看看这个世界吧，让她们有机会为自己看一看这个世界，这并没有什么可担心和害怕的。

”
在社会生活的其他一些重要方面，政府也做了相应规定。

比如，土耳其对留有穆斯林传统大胡须者课以很重的胡须税。

在变革的过程中，反对力量是有的。

例如，废除苏丹一哈里发制度就激起了很多人的反对，甚至引发了国内一系列骚乱。

保守的宗教人士在报纸上宣传，说如果没有哈里发，就没有土耳其，废除哈里发不符合民族利益和感情。

更有激烈者警告凯末尔：“废除哈里发，你就要永远被埋葬，这将是穆斯林世界的灾难。

”甚至凯末尔的亲密战友也表示：“我对哈里发和苏丹的爱戴是我所受的教育的结果。

废除哈里发和苏丹将造成灾难，这万万做不得。

”土耳其东部各省甚至爆发叛乱，但很快被镇压下去，至少有47人被判处死刑。

在帽子革命浪潮中，土耳其东部又发生了反对者的骚乱和游行，但仍然被镇压下去，一些骚乱者还被判处了绞刑。

而且几乎每次叛乱之后总是导致凯末尔政府更为严厉的打击，出台更为严格的限制措施。

在政府的铁腕之下，所有反对改革的宗教、政治、军事力
量都被镇压下去。

今天与未来“一个乐观自信、变化中的土耳其正在崛起”
尽管凯末尔政府从来都没有公然采取一项反对伊斯兰教的政策，然而却希望减少它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减弱它对土耳其人精神和心灵的控制，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限制与兼容并行，严厉与温婉同在，这也是土耳其现代化之路的特点。

时至今日，土耳其已经建国90多年，其间不乏伊斯兰保守势力的反复，但军方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是世俗主义的捍卫者。

目前土耳其仍然在转型之中，在伊斯兰世界以独特的现代化步伐突现发展、变化。

凯末尔改革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是土耳其民族现代化的成功。

如果没有民众，所有的改革不但难以进行，更难以维系下去。

土耳其历史上多元文化的砥砺，奥斯曼帝国后期世俗化的尝试，民族救亡图存的逼迫，伊斯兰文化本身的可变性与可能的包容性，坚不可摧的意志与巨大的领袖魅力，太多的因素成就了凯末尔的革命与改革，造就了土耳其的奇迹。

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凯末尔成就了土耳其，土耳其也成就了凯末尔。

但凯末尔是作为一名穆斯林进行改革的，因此他至今在99%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民心目中，仍然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

我们所到之处，看到了土耳其人民仍然尊他为“国父”，爱戴他，崇敬他。

凯末尔政府坚定地割断伊斯兰传统，义无反顾地转向西方文明，这确实带来了土耳其的奇迹，但今天的土耳其人也逐渐意识到了一些问题。

不过，毫无疑问，一个乐观自信、变化中的土耳其正在崛起。

一是面对外来文化，更加自觉。

今天的土耳其如何看待本土文化呢？考察过程中，土耳其文化部长对我们说，土耳其从1850年左右一直处于西化的过程中，西方文化一直处于强势地位。

伴随着20世纪末通讯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
边界几乎不存在了。

在文化层面上，有一个非常敏感而又要平衡的问题，就是你既要对外开放，又要保护自己的文化。

“我们应该从小开始，不要被西方冲击得太多。

对西方文化的禁止或毁灭是不可能的，但有些措施是可以采取的。

”
二是面对宗教文化，更加自信。

参访中一些学者认为，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伊斯兰教不是冲突的因素。

对于这一点，土耳其人表现出很多的自信，他们不认同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观点。

他们指出，事实上，文明是不会冲突的；当前中东的一些冲突正是源于西方国家殖民时期的民族分裂政策。

在殖民时期，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出现了至今仍然延续的仇恨。

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给人们带来了一些困惑，土耳其的转型如何呢？土耳其文化部和宗教事务局官员说，土耳其在社会转型中，传统中的一些规范正在受到挑战，也带来了一些社会混乱。

但他们认为，仅仅依靠宗教是不够的。

他们以西方为例，认为在西方进行工业革命的时期，是信仰基督宗教的，但仍然看到有一些悲剧发生了，“宗教虽然可以给人提供道德的参考，但解决整个社会问题，光靠宗教是不够的”。

面对未来，重视变革，为土耳其获得了新生。

今天，土耳其人仍然十分珍视这种精神。

土耳其人提出，新土耳其是旧土耳其的更深层次的延伸，“我们非常注重在传统中推进一些变化，这是使我们更为优秀的原因。

”土耳其文化仍然要随时代积极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