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

最佳答案概括的说：陈奂生终日劳碌，半生清苦；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时来运转，受宠若惊；眼花缭乱，呆头木脑；不暗世道，白白自讨羞辱，但随即又自抬身价。

他是新时期勤劳善良，希望过好生活，但又愚昧麻木、观念落后的《陈奂生上城》是“陈奂生系列”中最具特色、最能体现高晓声小说创作艺术风格的作品。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陈奂生的艺术形象。

作品以8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为背景，通过主人公进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及其微妙的心理变化，写出了背负历史重荷的农民在跨入社会历史变革门槛时的精神状态及惟妙惟肖的心理变化。

陈奂生由“漏斗户”到有余粮做买卖，这对长期处于贫困生活者来说，不啻享受一次重获生命的喜悦，他不仅满意，而且“满意透了”。

这“满意”中的喜悦却含有辛酸。

“过惯苦日子”的陈奂生没有任何“非分”的要求，只希望在吃饱之外，能赚几个活线，买上一顶御寒的帽子，于是，他一改往日的愁容，正“悠悠然上城来”。

勤劳质朴、憨厚诚实的陈奂生万万没有想到，进城的第二天清晨醒来，发现自己原来睡在一张棕绷大床上。

当他回忆起县委书记吴遥扶他看病，送进招待所的一些事情时，他“听见自己的心扑腾跳得比打钟还响”，受宠若惊地流下了“热辣辣的眼泪”。

而当他用怯怯的目光开始“打量这住的地方”，顿时一种自卑、惶恐的心态占据了一切。

他发现自己与这房间不相称。

他谨小慎微，既感到父母官的关怀，心里暖洋洋的，又怕弄脏被子、损坏沙发，于是，出现了可怜又可笑的举动：睡在床上缩成一团，生怕弄脏了被子；下了床不敢穿鞋，生怕踩脏了地板；走近沙发不敢坐下，生怕坐瘪了……这是由于长期的贫困和生活天地的狭窄。

使陈奂生变得愚昧无知。

面对“天堂般”的房间他犹如刘姥姥初次走进大观园，出尽了洋相。

但当陈奂生付出五元钱后，心理失去了平衡，一种破坏欲，损人不利己的心理便发作起来。

先是用脚跳沙发，不脱鞋钻进被窝，心一横，又“把提花枕巾捞起来干擦了一阵”，在破坏欲的发泄中获得自我安慰，后是用“精神胜利法”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谁坐过吴书记的车？谁又住过一晚五元钱的招待所？陈奂生心想有了在村人面前炫耀的“第一”。

虽然花去五元钱让人心疼，但这“第一”却让陈奂生在精神满足中悠悠然起来。

从这些愚笨的发泄和精神胜利法中我们痛心地看到特定时代农民身上的庸俗和愚昧，也看到他们的悲哀。

当陈奂生“忿忿然”地发泄之后，却仍是有些闷闷不乐，因为想到无法向老婆交待，他又陷入了苦恼之中。

可他马上又想到，回家后可以将在城里发生的一切讲给全村人听，想着想着，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这种喜悦，使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份提高了，原来那种不愉快的心情霎时烟消云散，于是，“他愉快地划着脚步，像一阵轻风荡到了家。

”果然，从此以后，“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也另眼相看。

他开始神气起来，做事比以前有劲多了。

他认为，五元钱买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和地位的提高，他感到“这五元钱花得值透了”。

经济上的损失又由精神上的自得弥补了。

陈奂生的悲与喜，使我们看到特殊时代农民的双重性格；善良与软弱，淳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陈奂生使我们发笑，但在笑中又感到心酸与悲愁。

小说创作特点鉴往而知来的反思文学力求在对社会历史根源的发掘中引出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现实意义。

然而在反思浪潮中，张贤亮可称是“独树一帜”。

仅从一篇作品固然很难对一个作家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而从某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还是可以窥见此作家一定时期主要的取材特点、表现方式、感情基调、语言色彩的。

深究张贤亮小说，尤其是《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九部系列中篇中最先两部——《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同样也是如此。

张贤亮是一位比较成熟的作家，他在其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有着自己的个性与追求。

他有着较高的艺术表现才能。

张贤亮前期的作品虽然完整且具有一定深度，但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只不过混同于一般的“反思文学”。

只有在文学的不断发展中，他笔下的现实主义才走向深化，创作个性也才能鲜明地呈露出来。

然而，小说的一切内容与形式，只不过是为了表现作者深层次的思想，即用文学的客观审美意识去影射人类思想上根本性的思索。

张贤亮作品的思想内容客观、真切，技法朴实、圆润，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是什么因素形成了他作品的基调与深度？其作品及其创作究竟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要评论这些，最好首先从他的人生经历谈起，然后才能更好地逐次展开对他创作特色的认识。

坎坷的际遇历史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历史中千千万万个体的遭遇却是偶然的。

阿·托尔斯泰富有形象的话语在此可以总结张贤亮苦难一生：“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

早在一九五七年，“少年哀乐过于人”的青年张贤亮，在《延河》发表了抒情长诗《大风歌》，非但未有为其以后的创作提供有利条件，而是他被划为“右派”。

从此，可怕的厄运就开始进入了他的生活“据作家自述，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中，他经受了两次劳教，一次管制，一次群专，一次关监，在炼狱的毒火中熬过来。

这样严酷的生活经历，对作家精神气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也给了作家独特的生活感受。

假如生活只把他“改造”成一个熟练的“劳动工具”，那张贤亮也就不成其为张贤亮了。

他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经历了肉体和心灵的变化。

他先集中对自我灵魂的严峻拷问，表达出现实社会中人经过艰难熬炼和痛苦洗礼后的反思，继而又从道德、历史、哲学的高度审视自己既往的人生历程，从充满苦难的人生中体悟新的人生境界，达到精神的升华。

“但劳动人民给我的抚慰，祖国自然山川给我的熏陶，体力劳动给我的锻炼，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给我的启示，始终象暗洞中的石钟乳上滴下的水珠，一滴一滴地滋润着我的心田。

我，正是凭着这些才幸存下来的。

”“而孤独悲凉的心，对那一闪即逝的温情，对那若即若离的同情，对那似晦似明的怜悯，感受却特别敏锐。

长期在底层生活，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种种来自劳动人民的温情、同情和怜悯，以及劳动者粗犷的原始的内心美。

”张贤亮的这些自述是他通过“血和肉”的实践，感受着极左倾向，把社会主义经济推向历史谬误，感悟着精神世界里普通人爱、恶、欲之网的结果。

鲁迅说过，“创作总根于爱”。

张贤亮心中也装满了爱，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连恨也是为了爱。

他说过，“我就暗暗下定决心，我今后笔下所有的东西都是献给他们的（指劳动人民）。

”他说，他的作品，“那里面有我痛苦的人生经验”，“在她们的塑像中拌和着我的泪水”。

孟子有句话说的好，“知人论世”。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通过实践、经历和环境习染入精神后，便可能以主观世界不定性来折射客观世界的真实。

同样，我们又可以说“知人论文”，即主观世界的不定性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

如果一个人而又恰恰是个作家的话，那么不管他选择什么题材，他的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感情基调、语言色彩则会被自身特定的精神气质所支配。

因此，张贤亮的坎坷际遇，正是我们认识其作品的一把钥匙。

客观现实生活与作家主观思想感情的融合、统一，使其文学作品呈现出个性鲜明的特色。

章永璘抱着马克思的著作，忍受着肉体的苦难，却进行着精神的攀登，越是苦难加重的时候，越是要提“为什么”。

这些理性的思考使张贤亮的作品蒙上了一层哲理色彩，同时，“他落入痛苦之网固然有历史性的误会，但恰恰是在这种不合理的误会与苦难中，他获得了任何生活优裕的人所永远无法获得的真理。

”表现出艰难的社会主义时代关系及发展趋势让作者获得真理，获得了生活中任何理论都代替不了的生存经验，不断加重的苦难也更加促使其成为一个人生意义的探索者，人生真谛的寻觅者。

饥饿与性张贤亮的小说从“饥饿”和“性”的角度揭示出生命本能的需求，实现了人类对自身本质的不同程度地反思。

这样，小说的思想内容在“饥饿”和“性”的基础上得到了根本性地挖掘。

首先，《绿化树》从“饥饿、饥食”的角度揭示了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存环境。

它选取了漫及全国的大饥荒正严重威胁着每个地区，每个人的背景。

偶然触发，普遍饥饿、切生切死的理性的困惑——这些都能勾起浓厚的人生情味，使读者可以从机敏的类比中获得活生生的理趣。

不仅正常生命获取正当而基本的需求已成了一种社会现象，物质的缺乏导致的饥饿感是生命需求不得满足的客观现实体现。

我的饥饿感，被对这个馍馍的珍惜抑制住了，我甚至觉得有点“暴殄天物”，我的肚皮是随便什么都可以填满的，何必要吃这么贵重的食品呢？（《绿化树》）这里作品中的章永璘是带着求生者的最低欲望进入作品的，压迫他的正是饥饿，并非其它。

正是这最低而最基本的生命本能对物质的需求刺激着空空肚皮去调动大脑思索。

以死为限度的强压，使之道德观念蜕化，生活目的缩小为一个“活”字。

因此，章永璘通过各种手段捕获物质来满足生命本能需求。

作者在文中不厌其烦地也是无以加复地描写了人的“饥饿感”。

“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闯；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要吃！……”张贤亮的小说到处充满着这样饿的气氛，既附和着当时的时代，又能使人从物质的视角引起对社会现实而有意义的反思。

《绿化树》展现了左倾祸患中沦入生活底层的知识分子章永璘否泰无常的命运翻覆，这便是二十年间历史翻覆的缩影，而这种缩影最先突出表现在物质方面，包括了人的客观现实生存环境、劳动条件及至危及到人生命的物质源泉。

同时又表现了人民群众活生生的生存需求和整个社会对物质的普遍愿望。

普通人普通的愿望在社会和时代面前都难以满足，“饿”也成了社会关系的代名词，进一步加深了物质需求与社会承受力的差距。

作者还从客观存在即物质的角度，叙述章永璘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还未转化成死物的“动物”伴着饥饿和痛苦之感，从一些普通劳动者那里获得怜悯、同情。

“也就是说，在不是唯物论的环境中找到了唯物论的启示，在一片贫瘠的荒山野岭，看到了美化人生和社会的‘绿化树林’。

这种人的精神环境与其社会地位的矛盾和颠倒，人的精神追求的实际和社会精神主宰的实际的矛盾和颠倒，人的精神实际和社会环境实际的矛盾和颠倒，不正是对过去极‘左’思想路线所造成的历史灾难的哲理反思和概括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次揭开了超越“动物性”的神秘面纱，用一种更高层次生命的本能需求来反思历史、社会发展过程中被忽视而又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它从人性的角度阐述人的本质和人性的被扭曲、异化及还原，展示了理性的追求，信仰的重现与精神的超越。

在缺乏文化的地方，在缺乏文化的人身上，全然没有爱情的一切温文尔雅，没有那一套温文尔雅的繁文缛节，只有那最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情欲。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些不但浸透了作家的审美观念，而且也包含了作家的生命观念，具有反思意义的哲理性。

把其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社会和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有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及文化的反思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