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翻译理论学派”的划分及其对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历时性”意义

外 语 教 育 研 究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 ResearchVol. 4 No.1Jan. 2016第4卷第1期2016年1月“诠释学翻译理论学派”的划分及其对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历时性”意义王姗姗（山东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济南 250101）摘要： 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谭载喜先生指出，早期西方翻译史存在一条脉络清晰的隐形发展主线——文艺学翻译理论学派、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诠释学翻译理论学派。

诠释学翻译理论学派的提出不仅厘清了翻译理论之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关系，而且打破了西方翻译理论发展之二重困境：一、诠释学翻译理论流派强调文本意义“理解”和“解释”，融合了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对“文本”的强调，以及语言学翻译理论对“语言”的强调，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本体论模式与文化研究视野；二、诠释学翻译理论学派把翻译理论带入本体论视域中，打破了翻译可能之先验基础——上帝语言权威性，从而打破西方两千年翻译理论研究之困境，翻译研究由“规定性”走向“描述性”。

关键词：翻译流派划分；历时性关系；文本；语言 作者简介：王珊珊，女，讲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哲学诠释学与翻译理论。

0. 引言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谭载喜先生指出，早期西方翻译史存在一条脉络清晰的隐形发展主线——文艺学翻译理论学派、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以及稍后出现的诠释学翻译理论学派（谭载喜，2004）。

谭先生认为，文艺学、语言学、诠释学翻译理论三分方式既能涵盖古代、近代、现代较为重要的翻译理论，又能理清门类杂多的翻译理论之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关系，无疑是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一条重要线索。

谭载喜先生提出上述翻译理论研究划分方式的原因在于：目前学界流行的“‘派别划分法’可能会模糊翻译理论与促使其发展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历时’和‘共时’关系，模糊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性和层次性”（谭载喜，2005）。

换言之，“派别划分法”对区分“共时”性现代翻译研究不同范式具有重要意义，但会模糊翻译理论发展的“历时”性脉络。

1. 现有翻译流派划分方式及存在问题面对门类众多的翻译理论研究，目前学界流行的分类方式是以派别划分翻译研究门类，但不同翻译理论家对流派的划分方式又各不相同。

奈达将翻译理论演变过程表述为语文学、语言学、交际学到社会符号学的发展轨迹。

英国学者杰里米·芒迪（Jeremy Munday ）所著的《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一书中把二十世纪后的翻译理论研究派别分为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文学学派翻译理论、文化学派翻译理论以及翻译的哲学流派（杰里米·芒迪，2007）。

美国学者根茨勒（Edwin Gentzler ）在其专著《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1993）一书中则将当今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Gentzler ，2004）。

美国学者蒂莫兹科（Maria Tymoczko ）在根茨勒分类基础上，对西方翻译理论进行了重新划分。

她指出，西方翻译理论分为：译场学派、哲学和语言学派、功能主义学派、描写翻译学派、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学派、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而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巴西译者和译论家团体、后殖民翻译研究、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等都受了“文化转向”的影响，虽然它们彼此间没有统一的目标和方法（转引自马会娟，2001）。

流派划分法类别庞杂，由于每个学者自身的学术偏好和学术视野，无法全面具体地对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做详尽划分。

除流派划分法外，我国朱建平教授用更为严谨的学术分类方法，对西方翻译流派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DOI:10.16739/21-9203/g4.2016.01.009分：研究层次（语文学、语言学、文化学、哲学），研究对象（对原文、译文的不同侧重），研究方法（规定性翻译研究与描述性翻译研究），对译学性质的认识（科学还是艺术），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是否“对等”等层面（朱建平，2009）。

这一分类方式，对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过程进行分类，基本全面涵盖了西方翻译理论所有派别，从不同视角对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进行梳理，较上述流派划分法更进一步。

然而，无论流派划分法还是学术划分法，都存在明显弊端。

正如谭载喜先生所述，仅以流派划分西方翻译发展史可能会模糊翻译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及时间间距要素。

也就是说，上述翻译流派分类方式无法在历史性发展中区分各个翻译流派之“范式”转换与顺承关系。

2. “翻译诠释理论学派”的提出及理论框架面对上述翻译理论学派划分方式存在的问题，谭载喜先生指出，早期西方翻译史存在另一条脉络清晰的隐形发展主线——文艺学翻译理论学派、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以及稍后出现的诠释学翻译理论学派（谭载喜，2004）。

在这条主线中，诠释学翻译理论学派作为翻译理论发展史上一条重要的分支得以凸显。

文艺学翻译理论学派始于古罗马的戏剧翻译，一直延续到当代（捷克的）列维和（苏联的）加切奇拉泽，以及20世纪、21世纪其他形形色色文艺学派理论家。

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别始于圣经巴别塔的传说，到奥古斯丁的“内在话语”，再到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莱布尼兹的“普遍语言”，一直延伸到20世纪、21世纪的现代语言学派。

作为现代翻译学之主流思想的现代语言学派门类繁杂，笔者把其粗略划分为狭义语言学派（linguistics）翻译理论和语言哲学派（linguistic philosophy）翻译理论。

诠释学翻译理论学派则包括：（1）传统诠释学理论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翻译思想以及他们的诠释学思想在翻译理论中的应用；（2）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德里达等解构主义翻译学派身处欧陆传统之中，虽不直接隶属于诠释学派，但他们的思想也与“理解”和“解释”的诠释学传统有着复杂的渊源，因此，本研究采纳李河教授的观点（李河，2005）①，把他们的翻译思想也包含在广义诠释学翻译学派中；（3）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是诠释学翻译学派最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把诠释学思想中的精髓“理解即翻译”放在语际翻译语境之中，对翻译过程进行分析，其著作《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成为翻译史上重要著作；（4）蒂莫兹科（Maria Tymoczko）翻译流派分类中提及的“文化转向”及相关衍生学派，与翻译诠释学派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2.1 传统诠释学理论代表人物的翻译思想在翻译学界得到较多关注的是施莱尔马赫。

施莱尔马赫是诠释学发展史上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1813年，施莱尔马赫发表论文《论翻译的不同方法》（Über die V erschiedenen Methoden des Übersetzens），在该文中，施莱尔马赫把他“心理移情”式的诠释学思想放置在语际翻译视域内，提出了其对翻译问题的独特见解。

（Robinson，2007）首先，在该文中，施莱尔马赫重新界定了翻译（translating）与口译（interpreting）之区别——翻译比口译更深层地传达原文作者在文本中表达的精神。

所以，为了实现翻译中的“心理学”因素，施莱尔马赫提出“让读者去靠近作者”的翻译方法：从语言方面，尽量保留原文语言中的异质性因素，从而保存源语言中存留的作者精神；从心理层面，读者更要与作者“处于同一层面”，以洞察作者个体性心灵体验。

施莱尔马赫是诠释学翻译学派的开创者，他首次把翻译确定从“语言”和“精神”两个层面展开的文本解释活动，使翻译走出语言内部的句法语法对译，成为诠释学翻译思想的源头所在。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翻译问题的探讨不多，并且主要收录在《早期希腊思想》（Early Greek Thinking，1975）（Heidegger，1975）中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The Anaximander Fragment）一文中。

海德格尔的对翻译问题的看法与其语言本体论紧密相关，他认为翻译时应该以本意为先，审视词语的源流，忠实于被现代科学技术所遮蔽的语言本意。

我国学者卫茂平指出，“海氏把西方的所谓“无根基状态”归咎于翻译，以此赋予翻译一个在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由翻译批评转入文化批评”。

（卫茂平，2000）在诠释学翻译流派的代表人物中，伽达默尔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位。

他本人在其著作《真理与方法》中，并未对翻译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仅在语言本体论部分将翻译作为解释的特例。

因此，在国内外现有翻译史类著作中，鲜有作者把伽达默尔纳入诠释学翻译学派之中。

虽然伽达默尔很少正面探讨语际翻译问题，但他的诠释学思想在语际翻译的框架内却是完全适用的；正是在这种适用性基础之上，才会孕育出斯坦纳等诠释学翻译学派的杰出代表。

2.2 解构主义翻译流派中的诠释学思想本雅明翻译理论围绕人类语言背后存在“神圣语言”——“纯语言”这一前提展开。

在自然语言碎片背后的“纯语言”存在的基础之上，翻译意味着原文文本之“来世生命”。

因此，翻译的目的旨在还原自然语言背后的纯语言及其所代表的传统之原状。

在此意义上，本雅明的翻译思想代表作《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ranslator）（1926）旨在阐释对传统之原状以及对传统破碎之原因的完美诠释（陈永国，2005）。

本雅明的“文本之来世生命”、“语言非工具理论”与海德格尔诠释学传统有着难以割裂的深厚关联。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于1980年发表论文《巴别塔》，阐明自己对翻译问题之见解。

他指出，翻译是一种替补（supplement）。

作为替补的翻译既是对原文的替代又是对原文的补充，因为它进入新的语言系统之后与新的经验、新的意义相互关联，并向另一种文化开放。

因此，译文是原文生命的延续，译文具有不依赖于原文的独立性与创造性。

（雅克·德里达，2003）同样源于现象学传统的伽达默尔也同样认为，文本的意义并非固定，在时间间距和效果历史的作用下，生活在不同传统和语言背景之中的人们，对同一文本的解读不尽相同，文本理解具有意义开放性特征。

因此，德里达与伽达默尔同样秉承海德格尔现象学传统，强调读者（译者）的参与性和意义的开放性。

但德里达把理解问题放在语际翻译这一特定背景之下，意在批判西方语言霸权主义的主宰；而伽达默尔恰恰在有意无意间弱化了语言差异造成的理解“间距”问题，强调话语的原初本真地位以及通过对话达成理解的“善良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