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工业复员对重庆地区经济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工业复员对重庆地区经济的影响作者：艾菁来源：《长江文明》2019年第01期摘; ;要：战时的工业内迁给重庆乃至整个大后方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抗战结束后的工业复员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工业的衰落。

国民政府制定了详细的复员计划，在执行上却不尽如人意。

战后一手大量购买外国廉价货，一手接收敌伪产业，将大后方的民营工业企业视为破铜烂铁，迫使大量的中小企业停产歇业，对重庆工业造成很大的影响。

本文分两个部分来论述工业复员对于重庆工业经济的影响，第一部分，详细介绍战后工业复员中国民政府的复员方案以及重庆地区工业复员的情形;第二部分将重庆地区战后的工业状况与战前、工业内迁后的工业状况做比较，来看工业复员对重庆工业发展条件、产业结构、以及所有制结构等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复员;民营;影响;重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保存经济和工业实力，将大部分兵工企业、国营企业迁到大后方，民营企业家也纷纷将工厂内迁以躲避战火寻求庇护。

随着大批的工业企业迁移到西南、西北、湘西等内陆地区，大后方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作为“中华民国”战时首都的重庆，自然成为大后方的经济重心和工业建设的核心，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这种因为特殊环境带来的大发展并非经济发展的常态，很大程度上会因为特殊环境因素的变化而中断甚至倒退。

随着战争的结束，国民政府开展工业复员，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收复区的建设，抗战时期西迁企业纷纷复原，回到原籍;却忽视了对重庆乃至整个大后方地区工业的保护，甚至将大后方的民营工业企业视为破铜烂铁，迫使大量的中小企业停产关闭，给战后的重庆留下一个混乱的局面。

抗战胜利后的工业复员一定程度上是战时工业内迁的延续，了解工业复员对重庆工业发展的影响，有利于对重庆工业发展情况形成一个更加全面、连续的认识。

关于抗战时期工业内迁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内迁、重建和发展以及内迁工业对大后方经济的作用和影响，而抗战胜利后工业复员的情况和影响的讨论相对较少。

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着手准备工业复员之初，后方工业界对政府抱有无限的期待，希望帮助政府一起制定工业复员的方案。

他们在各报纸杂志上积极建言献策，发表了《战后工矿建设问题》[1]《综论战后工业复员问题》[2]和《战后工业复员问题》[3]等大量文章，主张沿海地区和大后方经济共同发展，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做好战后工业复员的充分准备。

后来面对后方工业企业大批停产倒闭的状况，将论述重点转为呼吁当局重视大后方经济，批评工业复员的不合理。

后方工业界纷纷在《新华日报》《商务日报》《大公报》《西南实业通讯》和《四川经济季刊》等报社媒体、期刊发表言论，对国民政府忽视大后方民营中小工业企业的态度表示不满，批评工业复员时注重接收日伪产业和发展官僚资本主义工业，放弃大后方中小工业的政策。

张守广《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在第六章战后复员问题和大后方工业中，利用了许多档案资料，详细讨论了抗战胜利后的工业复员和大后方工业情况，分析了工业复员在大后方失败的原因和后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编《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详细总结了战时国民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收录了各个部门的述职报告，可以详细了解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工业复员的具体政策和相关工作。

隗瀛涛编写的《近代重庆城市史》，描写重庆近代工业的发展，对重庆战前、战时和战后的工业状况有一个较为详细的描述，以及从资本构成、近代工业发展程度等方面讨论了工业复员后重庆工业的变化，并且从各个方面分析了重庆工业的特点、成就及战后衰落的原因。

韩渝辉的《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简略描写了战时与战后重庆的产业结构、生产水平的情况。

还有一些公司史著作，如凌耀伦《民生公司史》《刘鸿生企业史料》《吴蕴初企业史料》和《荣家企业史料》等，这些均为抗战时期位于重庆的代表企业，他们的公司历史就是对工业复员情况最真实的反映，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一、工业复员在重庆的基本情况因为国民政府态度的不同，重庆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工业复员的境况迥然不同，呈现出两种复员态势。

（一）重庆国营工业企业的复员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依据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制定了经济发展政策，强调发展国家资本，建设规模宏大的国营工业企业，并且筹划实施《重工业三年计划》和《各兵工厂建设计划》，以改变战前轻工业为主、重工业薄弱的局面。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保存实力，将重要的国营企业内迁，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是内迁的主要地区之一。

依靠内迁的国营企业，重庆重工业比重迅速增加，得到前所未见的快速发展。

抗战结束后，作为国民政府左膀右臂的国营企业，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较为有序地完成了复员和调整工作。

国民政府针对军工企业复员制定了《军事委员会兵工厂库整理计划》，提出“对现有各厂，亟应重新统筹调整，务使产品单纯管理集中，以符工业经济之旨”[4]。

确定兵工厂复员的原则是将后方的兵工厂整理集中，生产产品重复者留产量大者继续经营，其余迁移合并或者停工，工厂过于分散的尽量将其集中。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大部分的军工企业迁往了后方，以支持抗战需要，加上国民政府接收的本土兵工企业，重庆共有11家，分别是第1、2、10、20、21、24、25、28、30、50兵工厂和第23工厂重庆分厂。

战后在复员计划的指导下，位于重庆的11家兵工厂，第1、第2、第28和第30兵工厂停工;第10兵工厂和第25兵工厂2家被下设为分厂或者被合并;另外的5家兵工厂则接收其他停工或者迁并兵工厂的设备产品，原址继续生产，并且还增设厂房，扩大规模。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政府还保留有16个兵工厂，其中第10兵工厂、第20兵工厂、第21兵工厂、第24兵工厂、第30兵工厂重庆分厂和第50兵工厂6家位于重庆。

相比较于其他工厂零散地分布在昆明、台湾、海南等地，重庆的兵工厂相对集中，并且生产能力没有减弱，依旧是主要的兵工生产基地和兵工生产的重心。

表1是抗战时期位于重庆的兵工厂在战后的复员情况：对于其他的国营工矿企业，经济部专门制定了《后方国营民营工矿业调整计划》：“后方国营工矿业依据需要，分别扩充、整理、改组、合并或迁移”“为奠立分区发展之初基，及供应复员初期所需要之物资起见，后方国营工矿事业皆以择要扩充设备增加生产为原则”[6]。

战时国营企业的类型主要包括五种：（1）军工企业;（2）资源委员会属工业;（3）政府银行经营投资的企业;（4）由经济部支配的工厂企业;（5）交通部、粮食部等其他国家部门控制的企业。

除军工企业专门制定复员方案外，其余国营工矿企业复员均依照《后方国营民营工矿业调整计划》执行。

其中以资源委员会属企业工厂数量最多，根据战后国营工矿业复员计划，资源委员会制定了后方工矿事业的处置原则，“一、今后业务有望可以自足者，继续维持，以后不再增资;二、为适应战时需要而设置之事业，战后无以自存者，概行结束”[7]。

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重庆地区各国营工矿企业迎来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巴县炼油厂、北碚焦油厂、重庆酒精厂这些规模较小，仅仅是为了满足抗战需要而组建的企业，因为设备简陋，对于今后国家经济贡献价值不高，所以工业复员时，这些企業大都结束生产;资渝钢铁厂、资蜀钢铁厂、电化冶金厂、重庆耐火材料厂四厂也在战后暂行停工保管，等到将来或者需要的时候，再重新开工进行生产;还有一些规模较大、生产能力较强的企业，则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如化学工业行业的动力油料厂、石油矿业方面的四川油矿探勘处、电力领域的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和万县电厂等。

这些实力较强的国营工矿企业得以存续，为重庆工业保留了一定的基础和实力。

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二）重庆民营工业企业的复员情况据统计，截至1944年，位于重庆的国营企业一共是57家，经济部统计处资料显示重庆设立工厂总数为1694家，国营企业数量仅占工厂总数的3.5%左右。

但反观其资本额，却占了整个重庆工厂资本总额的40%左右。

从数量和资本的巨大反差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重庆民营企业数量庞大，但其中大多数都是私人开办的小厂，规模十分有限，这一定程度上导致重庆民营工业的复员比国营企业的复员更加复杂。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制定了《后方民营工矿事业调整计划》，其基本纲要是：“后方重要民营工矿事业，依其能适应战后需要之程度，分别维护及指导其变更经营方法，其须迁移者，并须经政府之核准”。

又因后方工业“唯以物资缺乏，资金困难，一切设备不无简陋，将来复员时应视其本身所具备条件及后方需要，予以合理之调整”[10]。

并且针对各个行业制定了复员实施办法：“（子）内迁颇具成绩者，协助恢复其原来所在地之总厂;（丑）后方需要者，维持现状，如棉纺、面粉等业;其产品为复员所急需者，扩充其设备，如机器等业;（寅）原料或业务不甚适宜者，协助迁移至原处恢复原厂;（卯）湘桂一带工厂确有成绩者，协助恢复原厂;（辰）规模较小，业务相同或相仿者，督导合并经营”[11]。

另外，还提出专门针对大后方企业利益的提案。

因为后方存在大量规模小、资金少的民营企业，抗战结束后他们生存困难，工厂濒临倒闭，急需资金支持，政府即决定协助中小企业增产资金，“拟请政府指拨专款，分区贷放各中小型厂矿”[12]。

国民政府经济部结合当时大后方工业生产停顿、濒临倒闭以致大多无力偿还贷款的现实情况，与财政部商定将大后方工业的紧急工贷延期两年偿还，并且免除全部利息。

又因当时出口事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工业产品滞销严重，经济部为了保障工业的最低利润，遂决定“收购滞销产品”[13]加以协助。

由此观之，国民政府的确就大后方工业复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计划，如果这些计划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挽救风雨飘摇中的重庆民营工业企业。

但结果却事与愿违，颁布的政策在执行者层面往往成为等因奉此的例行公事，在官样文章之下，却是一种相反的行动。

如1946年3月，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筹集工业资金的相关政策，决定举办复工贷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实际上主要针对收复区企业复工，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极少得到工业贷款的援助。

《西南实业通讯》曾发文称“那时政府的经济复员政策，是一手大量购买外国廉价货，一手接收敌伪产业，迫使西南战时迁建的工业，由复员而复原”[14]。

面对战后大幅度的物价下跌，国民政府非但没有采取措施因势利导恢复经济，平衡物价，反而在其后大搞通货膨胀，借此攫取利益。

在停止向民营企业的政府订货后又大量地引进外货，如战后急需修筑铁路，“关于各路所需之钢轨机车及客货车辆已与国外有关方面商洽，俟战事结束即可源源供应”[15]，国民政府在一开始就源源不断地买进外货，造成国内的钢铁厂产品没有销场;不仅如此，生活用品各个方面也大量购进外货，大后方的织布业，在国民政府大量买进美国布的冲击下毫无抵抗之力，大量的工厂减产停业甚至濒临倒闭，之前制定的大后方工业复员计划成为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