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墨菲对当代经济学的学术贡献

·国外经济学家评介·
凯文·墨菲对当代经济学的学术贡献＊
张广辉
内容提要：凯文·墨菲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失业、医疗价值研究、理性成瘾等研究主题。

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利用经验数据从不同视角对收入不平等的特征及原因给出了全新的观点和解释；构建理论模型并改变已有假设，从大推进理论、人力资本和劳动分工角度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讨论与报酬递增和技术冲击相关的经济波动模型异同；利用翔实数据讨论被已有文献忽略的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等因素对失业的影响及原因；构建经济学框架深入研究健康及长寿的经济价值，并将临终寿命的社会价值引入分析；从实证视角验证理性成瘾理论，并从经济学角度讨论毒品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墨菲　经济增长　不平等　经济波动　失业
一、凯文·墨菲的生平
凯文·墨菲（Ｋｅｖｉｎ　Ｍ．Ｍｕｒｐｈｙ）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墨菲生于１９５８年，１９８１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学士学位，１９８６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于１９８４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现为布斯商学院的乔治·斯蒂格勒讲席经济学教授（Ｇｅｏｒｇｅ　Ｊ．Ｓｔｉｇｌｅｒ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以及胡佛研究所研究员。

由于在收入不平等测度以及原因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墨菲于１９９７年获得美国经济学联合会颁发的著名“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此外，他于２００５年获得被称为“天才奖”的麦克阿瑟奖。

２００７年，墨菲和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同事罗伯特·托佩尔（Ｒｏｂｅｒｔ　Ｈ．Ｔｏｐｅｌ）一起获得了由国际卫生经济学联合会颁发的肯尼斯·阿罗奖（Ｋｅｎｎｅｔｈ　Ｊ．Ａｒｒｏｗ　Ａｗａｒｄ），以表彰其在《政治经济学期刊》（ＪＰＥ）上所发表的题为《健康和长寿的价值》（２００６）一文对健康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

２０１０年度被汤森路透集团评选为引文桂冠奖得主，并预测其未来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入选理由为：“对于社会经济学的开创性实证研究，涉及工资不平等和劳动力需求、失业、成瘾、医学研究投资的经济回报等多个领域。

”
墨菲是一位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的经济学家，围绕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失业、理性成瘾（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健康和长寿提高的经济价值以及其他一些热点问题完成多篇学术论文，并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ＪＰＥ）、《美国经济评论》（ＡＥＲ）、《经济学季刊》（ＱＪＥ）等顶级学术期刊。

二、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
墨菲以教育和工作经验为研究的出发点，围绕工资结构、国际贸易、供给和需求、行业、职业、技能等角度对收入不平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张广辉，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邮政编码：１１００３６，电子邮箱：ｌｎｕｚｈａｎｇｇｈ＠１２６．ｃｏｍ。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议及辽宁大学叶子祺、褚洺萱的有益讨论，文责自负。

（一）工资结构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间，以传统平均工资测算的收入差距水平未发生变化。

但墨菲等（Ｍｕｒｐｈｙ　＆Ｗｅｌｃｈ，１９９２）在使用美国劳工统计局ＣＰＳ（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ｓ）数据讨论
１９６３－１９８９年美国白人男性工资差距的过程中发现，以工作经验和受教育水平划分的工资差距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工作经验角度看，１９６９年和１９８９年拥有３０年以上工作经验工人的工资比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人的工资分别高出６２％和１１０％，２０年间相同工作经验工人的工资比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人的工资高出比例增幅近５０％。

这与婴儿潮时期出生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

一方面，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群体增加导致平均工作经验下降，有利于提高有工作经验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年轻工人供给增加导致他们工资水平下降。

两种作用共同导致了有更多工作经验工人的工资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人的工资间的差距不断变大。

从受教育水平角度看，根据１９６３年、１９７１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和１９８９年数据，大学或者高中毕业生工资高出其他教育程度工人工资比例分别为４０％、４８％、３８％和５８％，工资差距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教育回报率变化是导致这种趋势的重要原因。

１９６３－１９８９年间的平均教育水平有所增加，其中１９６３－１９７１年间的教育回报率增加，导致了工资差距的上升。

从年龄角度看，１９７１年年轻工人的教育回报率增加，之后年长工人教育回报率增加，这导致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工资差距的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

与传统收入不平等问题研究视角不同，以工作经验和受教育水平划分的工资结构视角的研究给出了全新的观点，也开启了墨菲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

（二）供求因素与国际贸易
工资结构变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收入不平等上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Ｍｕｒｐｈｙ　＆Ｗｅｌｃｈ，１９９２），已有文献对美国工资结构变化原因的研究集中在两方面：（１）劳动力需求结构变化。

劳动力市场更偏爱女性和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这使得性别及教育水平差异导致了工资结构不同（Ｍｕｒｐｈｙ　＆Ｗｅｌｃｈ，１９９１）。

（２）工资制定机构影响。

工会力量削弱、支付标准变化等导致工资结构差异（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８９）。

与已有研究不同，墨菲等（Ｋａｔｚ　＆Ｍｕｒｐｈｙ，１９９２）以ＣＰＳ数据为基础，从大学工资溢价、工作经验、男女群体等角度讨论了１９６３－１９８７年间美国的工资差距，发现以下特征：（１）大学工资溢价呈现波动变化趋势，在１９６３－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１－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分别处于上升，下降和上升阶段。

（２）１９６３－１９８７年间，因工作经验导致的工资差距大幅增加，其中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间接受较少教育男性群体的工资差距增幅最大。

（３）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男女工资差距稳定，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间大幅下降。

墨菲等认为不同人口群体的工资差距受群体相对供给和总产品需求的相关因素影响。

从供给角度看，１９６３－１９８７年间高中辍学比例下降和大学毕业生工作时间增加提高了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但１９６３－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１－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间大学毕业生相对供给不同，这引起了大学工资溢价的波动变化。

与墨菲等（Ｍｕｒｐｈｙ　＆Ｗｅｌｃｈ，１９９２）的研究类似，婴儿潮时期出生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致使劳动力供给增加，导致低工资水平和低工作经验，两者共同作用使得工资差距不断扩大。

从需求视角看，一方面，产业内部需求发生转变，包括非中性技术变化（ｎ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非劳动力投入价格变化、外包（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等方面。

另一方面，产业间需求发生转变，包括产业间产品需求转变、要素生产增长的部门差异和国际贸易净值转变。

产业间不同群组劳动力需求转变还依赖于产业就业分布的群组差别。

产业内需求转变与产业间需求转变共同影响劳动力需求，特别是对女性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导致了不同群体工资差距的变化。

此外，墨菲等（Ｍｕｒｐｈｙ　＆Ｗｅｌｃｈ，１９９１）还讨论了国际贸易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国际贸易只起到一个次要影响，贸易部门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期望的那么大。

（三）行业、职业与技能视角
１．行业变化视角。

墨菲等（Ｍｕｒｐｈｙ　＆Ｗｅｌｃｈ，１９９３ａ）讨论了工资差距的改变来自行业间还是发生在行业内部。

当企业内部工资固定时，工资差距的改变发生在不同行业之间。

固定工资意味着需求变化只能影响企业就业人数。

当就业转向高工资行业时，平均工资会上升；相反，如果就业转向低工资行业，则平均工资下降。

这种行业间就业转换必然会引起工资差距的变化。

当行业间存在竞争关系时，就业转向低工资行业可能也会导致平均工资上升，导致工资差距变化的不确定性。

以工资水平较低的教育行业为例，相比于其他行业而言，教育行业雇佣大学生的比例较高。

从竞争角度看，教育行业就业增加或对相对工资没有影响，或能增加大学毕业生的相对工资。

行业内就业增加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其对工资差距的变化影响有限。

２．技能需求变化视角。

墨菲等（Ｍｕｒｐｈｙ　＆Ｗｅｌｃｈ，１９９３ｂ）以人口普查数据和ＣＰＳ数据为基础，讨论了技能需求变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一般而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技能水平也越高。

１９９０年工人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比１９４０年高４．１年，教育水平提高并未导致工人工资下降，这说明１９４０－１９９０年间高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大幅增加。

其中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对技能需求大幅增加，导致了工资不平等程度要么减少，要么缓慢增加。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对技能需求增长并不显著，该期间内工资不平等程度有所扩大。

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不能满足技能需求也是导致工资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墨菲和托佩尔（Ｍｕｒ－ｐｈｙ　＆Ｔｏｐｅｌ，２０１６）认为个人和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选择影响劳动力市场技能水平，并对技能价格产生影响。

（１）个人和家庭选择投资“技能”（ｓｋｉｌｌｅｄ）还是“非技能”（ｕｎｓｋｉｌｌｅｄ）人力资本类型，即他们选择是否参加或者完成大学学业。

（２）个人决定选择投资多少人力资本。

当技能价格越高时，人力资本投资越多。

（３）个人还必须决定如何通过努力、劳动力供给或职业选择将技能应用于市场部门。

这些选择受获取人力资本的机会和能力影响，可通过增加技能供给来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并降低其对技能价格的影响。

不同技能水平工人工资水平不同，导致工资收入的不平等。

此外，技术变革也能影响收入分配，可将相对工资变化趋势作为技术变化指标讨论收入不平等问题（Ｍｕｒｐｈｙ，Ｒｉｄｄｅｌｌ　＆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８）。

（四）黑人－白人男性工资差距
从整体上看，１９６３年黑人男性周平均工资是白人男性周平均工资的６３％，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该比例上升为７５％，黑人男性与白人男性工资差距逐渐缩小，这说明１９６３－１９７９年间黑人男性的工资增长要快于白人男性。

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黑人男性的相对工资有小幅下降，导致黑人男性与白人男性工资差距扩大，这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反歧视、扶持政策执行力度放缓和商业周期对黑人工人的影响有关。

与已有研究不同，墨菲等（Ｊｕｈｎ，Ｍｕｒｐｈｙ　＆Ｐｉｅｒｃｅ，１９９１）从工资收敛角度讨论了１９６３－１９８７年间黑人和白人工资差距问题。

他们认为工资收敛受黑人特有特征和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相对工资变化的影响。

其中黑人特有特征包括黑人、白人可观察和不可观察的技能收敛，以及黑人特定价格变化（例如市场歧视影响）导致的相对工资变化。

普遍的相对工资变化包括那些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白人和黑人的相对价格变化。

研究发现：（１）从ＣＰＳ的原始数据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黑人工资增加显著放缓（年均１．６５％）；（２）在控制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后，黑人工资增加放缓趋势每年降低０．７４％～０．９１％；（３）在相同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初始工资前提下，黑人工资增加放缓趋势下降到０．８％；（４）对比黑人和那些接受较少教育但工资水平与黑人相同的白人工人，黑人工资有显著增加。

从上述数据分析发现，１９６３－１９８７年间不同群组黑人和白人工资差距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五）美国男性工人群体内部的工资差距
除上述从整体或者群体间视角对工资不平等问题研究外，墨菲及其合作者还将分析视角转向
１９６３－１９８９年间美国男性工人群体内部（Ｊｕｈｎ，Ｍｕｒｐｈｙ　＆Ｐｉｅｒｃｅ，１９９３），进一步研究发现：１．美国男性周工资呈现上升趋势且在不同熟练水平工人群体间非均匀分布。

从整体上看，１９６３－１９８９年间美国男性周平均工资大约增加２０％，但不同熟练水平工人工资变化却呈现出差异性。

最不熟练工人工资大约下降５％，而最熟练工人工资大约增加４０％。

不同熟练水平工人不同年份的工资也表现出差异性。

１９８９年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比１９７０年高１５％，１９８９年中等熟练程度工人的实际工资比１９７０年低５％，而不熟练工人实际工资下降２５％。

２．美国男性工资差距变化时间的确定。

从整体上看，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工资差距比较稳定甚至小幅下降，１９７０－１９８９年间稳定增加。

当工资差距分解为以经验、教育测度技能维度差距和经验、教育组别内部差距时，工资差距变化时间有所不同。

例如，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教育分别导致工资差距的上升和下降，而整体工资差距分别表现为相对稳定和上升趋势。

（六）家庭内部成员工资差距
家庭内部丈夫和妻子的工资差距随时间推移而变化。

与１９８６年相比，１９８９年美国已婚青年男性工作时间略有下降，年均收入略有下降。

而他们妻子的工作时间和收入几乎翻倍。

那么已婚男人工作时间的减少是因为他们妻子工作时间的增加吗？墨菲等（Ｊｕｈｎ　＆Ｍｕｒｐｈｙ，１９９７）利用ＣＰＳ数据讨论了家庭内部丈夫和妻子工作时间和收入变化，试图回答上述疑问。

１．丈夫和妻子的就业和收入变化。

对家庭中丈夫数据分析后发现：（１）工资收入分布中最高收入丈夫组别的实际工资增加１５％，最低收入丈夫组别的工资大约下降２９％；（２）最高收入丈夫组别就业率有小幅增加，最低收入丈夫组别就业率下降１６％；（３）最低收入丈夫组别因工资和就业下降，他们的实际收入下降大约３５％左右。

对家庭中妻子数据研究发现：（１）男性就业率下降，他们的妻子就业率大幅增加。

１９６９－１９８９年间家庭中妻子的就业率上升２７％，其中最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丈夫组别妻子的就业率增加最多。

（２）１９６９年丈夫工资与妻子就业显著负相关，１９８９年中等收入男性与妻子的上述关系发生了变化。

（３）中等收入和较高收入丈夫组别妻子工作时间的增加是较低收入丈夫组别妻子的两倍。

２．配偶收入和就业变化的相互影响。

（１）妻子（丈夫）收入变化是影响丈夫（妻子）就业的唯一因素吗？首先，从不同时期看，１９５９－１９６９年间妻子的就业率上升１１．９％，她们丈夫的收入上升２８．１％。

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丈夫收入增长率下降到３．８％和４．８％，他们妻子的就业率分别上升１３．５％和１３％。

进一步地，１９５９－１９６９年较低收入丈夫组别妻子的就业增加１１．６％，她们丈夫的收入增加３５．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妻子的就业率分别增加７．７％和８．６％，丈夫的收入分别下降１１．６％和２１．６％。

其次，从工资分布看，１９５９－１９６９年较低收入丈夫组别就业率增加４．５％，他们妻子收入增加５２．６％。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较低收入丈夫组别就业率分别下降７．６％和４．７％，他们妻子收入分别增加２６．８％和２４％。

不同时期和工资分布角度的研究都表明，妻子（丈夫）收入变化不是影响丈夫（妻子）就业的唯一因素。

（２）妻子（丈夫）的就业在多大程度上与丈夫（妻子）的就业和收入相关。

通过比较丈夫和妻子就业率实际变化与预测变化来估算配偶收入的重要性，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妻子收入增加导致丈夫就业率小幅下降；其次，对就业率下降最大的较低收入丈夫组别而言，他们工资的变化对自身就业率的影响要大于妻子收入的变化对丈夫就业率的影响；第三，从整体上来看，妻子就业和工资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变强，而妻子就业和丈夫收入间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弱化；第四，丈夫收入对妻子就业影响大于妻子收入对丈夫就业率的效应。

三、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墨菲及其合作者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一直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他们首先强调了国内市场规模在一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从大推进理论、人力资本及劳动分工视角展开深入讨论。

（一）工业化与大推进
英国工业革命实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日本、韩国等国通过工业化实现了本国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但为什么还有一些国家并没有实现工业化，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为什么不是所有国家都能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
１．国内市场与大推进。

当一国国内市场规模过小以及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面临较高成本时，企业可能无法有足够的销售额来采用新技术，导致该国工业化发展停滞不前。

因此，国内市场规模对一国能否实现工业化具有重要影响。

墨菲等（Ｍｕｒｐｈｙ，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８９ａ）在强调国内市场规模重要的前提下，以罗森斯坦－罗丹（Ｒｏ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ｄａｎ，１９４３）大推进（ｂｉｇ　ｐｕｓｈ）理论为基础，利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和５０年代分散的大推进理论构建模型，讨论大推进理论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实现工业化的条件。

（１）工资溢价。

无足够销售额的企业无法承担工人的高工资，导致企业收支不平衡。

相反，如果企业有大量资金投入生产不同产品并扩大生产规模，通过将产品售卖给其他企业的工人获得收益，能够支付工资溢价，为他们消费其他部门商品提供货币，有利于通过大推进实现工业化。

（２）跨期工业化。

大推进理论强调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同时投资，但投资收益影响投资决策。

当前投资收益的下降可在未来实现，这使得工业化具备放弃当前收入来获得未来收入的效应。

此外，企业投资的盈利能力还取决于已实现工业化其他部门的数量，经济社会中工业化部门越多意味着未来支出水平越高，有助于推动企业发展。

即使企业当前的投资具有负的净现值，也会提高其他部门的产出需求。

（３）基础设施建设。

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降低企业运输成本，扩大商品消费市场，提高商品需求，有利于提高工人工资和扩大生产规模。

工资溢价、跨期工业化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刺激国内市场需求，通过大推进提高工业化水平。

此外，政府在大推进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对相互补偿的工业部门和产业部门同时投资需要政府支持；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推动。

２．农业生产力与出口商品种类。

国内市场规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前提之一，那么哪些因素决定国内市场规模呢？墨菲等（Ｍｕｒｐｈｙ，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８９ｂ）从农业生产力及出口商品种类视角讨论了影响国内市场规模的两个因素。

（１）农业或者出口为制造业自主需求提供来源。

农业生产力提高或出口繁荣能够提高收入，增加对国内制造业产品的需求。

国内市场规模变大能够促使生产技术打破原有孤立市场限制，有利于企业再投资与行业扩张。

已有研究验证了农业或者出口对国内制成品需求的关键作用（Ｒｏ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ｄａｎ，１９４３）。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农业发展对工业化具有重要影响（Ｏｈｋａｗａ　＆Ｒｏｓｏｖｓｋｙ，１９６０）。

此外，提高农业生产力与加强经济作物出口对地区发展也有重要影响，有利于提高农村购买力并促进工业化水平提高。

（２）出口商品种类的影响。

富有的消费者对手工品和进口奢侈品有较大需求，对国内制造业商品需求较低（Ｂａｌｄｗｉｎ，１９５６；Ｎｏｒｔｈ，１９５９）。

中产阶级是国内制造业商品的主要消费者。

当出口商品收入流入富有消费者手中时，不会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

相反，当出口商品收入流入中产阶级手中时，提高了他们对国内制造业商品的需求，必然有利于国内制造业的繁荣。

有关哥伦比亚的烟草和咖啡出口的研究验证了上述观点。

１８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哥伦比亚出口量大幅增加的烟草并未带来广泛的经济增长。

而１８８０－１９１５年间咖啡出口繁荣对工业的影响较为广泛。

烟草和咖啡的出口对工业化有差异影响的原因就在于收入流向，烟草必须在大型种植园上种植，收入主要流入少数富有的种植园主人手中，他们将收入更多花费在奢侈品进口上。

但咖啡一般是小型家族企业经营，大量收入流入中产阶级，提高了对国内制造业商品的购买力，扩大了国内制造业的市场规模。

（二）人力资本
马尔萨斯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并未考虑人口因素，新古典增长理论将人口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但
该模型并不考察人口增长率变化，而考察物质资本投资率。

当人均收入高于均衡水平时，物质资本存量增长较慢，人均收入下降；相反，当收入低于均衡水平时，物质资本增长较快，人均收入增加。

马尔萨斯和新古典增长理论并不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

即使不考虑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也会推动经济增长（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６１）。

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人力资本水平？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的职业选择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
１．生育率与人力资本。

墨菲与贝克尔等（Ｂｅｃｋｅｒ，Ｍｕｒｐｈｙ　＆Ｔａｍｕｒａ，１９９０）研究了生育率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其研究基于以下两个假设：（１）生育率假设。

首先，高工资劳动力养育子女有较高的机会成本，导致生育率下降；其次，当代人对下代人人均消费的贴现率（ｄｉｓｃｏｕｎｔ　ｒａｔｅ）负向取决于当代人的生育率，即随着子女数量增加，每个孩子所获效用贴现率是下降的。

（２）人力资本回报率假设。

已有研究认为随着人力资本水平上升，其回报率会下降。

但本文假定：当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回报率较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上升，回报率在一段时间也会上升；只有当人力资本水平非常高时，回报率才会下降。

在上述基本假定基础上，文章得到了两个均衡：（１）较低人力资本水平的不发达稳定状态（ｕ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ｓｔｅａｄｙ）下有较低人力资本回报率和较高生育率；（２）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发达稳定状态（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ｓｔｅａｄｙ）下有较高人力资本回报率、不断增加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低的生育率。

２．人力资本水平与职业选择。

在不同国家，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有不同的职业选择，他们职业选择的差异对一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同影响。

那么哪些因素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呢？职业选择又会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呢？
墨菲等（Ｍｕｒｐｈｙ，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１）讨论了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１）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越大，资本回报率越高，对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吸引力越大。

例如，拥有良好运动能力的人宁愿成为排名第十的网球运动员，也不愿意成为排名第一的排球运动员，原因在于排球的消费者市场规模小，很少有人会愿意付钱看他打排球。

（２）规模报酬递减速度。

任何行业都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减效应特征，但不同行业规模报酬递减速度有差异。

规模报酬递减速度越快，对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的吸引力越小。

（３）薪酬合同。

薪酬合同是劳动力获得自身才能的租金。

当劳动力从某行业因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所获租金越多，就越有可能加入该行业。

受上述因素影响，不同国家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选择进入不同行业。

（１）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的美国以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东亚国家，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受市场规模或规模报酬递减速度影响，他们选择成为企业家。

（２）受“薪酬合同”影响，中世纪欧洲以及２０世纪非洲国家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倾向于进入政府工作，他们在政府工作有利于为自身利益而索贿。

拉丁美洲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非洲部分地区，为获取国家资源，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倾向于进入部队。

１８世纪的法国，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倾向于成为寻租者。

不同国家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的职业选择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影响。

类似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选择成为企业家，有助于提高生产力水平并促进经济增长。

相反，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选择进入政府、部队以及成为寻租者，则并不会创造财富，不利于提高技术进步而会导致经济停滞。

寻租者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在于：（１）寻租部门扩大会挤占其他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源，降低收入水平；（２）寻租部门对生产部门征税会降低生产积极性；（３）寻租者的增加会降低企业家的平均能力水平，不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从实践角度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进入法律和金融服务部门并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增长，即有能力的年轻人成为寻租者而不是生产者。

通过国之间的比较还发现，工程学专业比例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而法学专业比例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较慢。

３．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

劳动分工有利于提高专业化水平并促进经济增长，但专业化水平受市场规模影响。

墨菲与贝克尔（Ｂｅｃｋｅｒ　＆Ｍｕｒｐｈｙ，１９９２）进一步讨论了协调成本及知识数量和广度对专业化的影响。

委托－代理、搭便车问题都表明，专业化人数的增加会提高协调成本，而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