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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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每一件设计作品中都可以找到自然的某种形式。织品上或建筑中的水果和花的图案明显反映出自然对设计作品的影响。自然和设计作品的关系有时可能更微妙。作品看起来越古老越“原始”,自然与它的关系可能就越微妙。这不再是现代设计师或历史学家所说的“装饰动机”,而反映出的完全是种世界观。
从人类有史以来,到公元二千年中期,整个这段历史时期,“设计”领域直受传统信念的主宰。所谓“传统”不是指从个体或某个学派派生出的自觉传统,而是指对世界客观性的意识:指对抛开个人喜好,对公认的优秀标准的判断力。从非西方文化,甚至从最近的文化,我们可以看出,设计和艺术在传统文明中占重要地位。
传统文明对现代所谓的设计和艺术没有划分。在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中世纪,地毯的出现应当归功于训练有素的染色工。所有事物都有美的特征和特有价值;每件事物都或多或少具有部分象征意义。实用和纯美学意义是区分不开的。因此,传统工匠尽管可能用写实主义或抽象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但他们对自然和非自然区分的讨论根本无法理解。
因此,用“自然”和“设计”这两个概念讨论传统艺术,这一行为本身就自相矛盾。传统文明可以为我们提供最完美的范例,但生活在传统文明中的人不会理解我们划分这些概念的动机何在。将范畴截然分开可能会阻碍我们认识自然的价值,认识到这一点,会使我们对当前的处境有深刻的理解,对我们自身及世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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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伯兹朴次茅斯鲁沙姆建筑公司1922年设计的兰开夏郡莫卡姆布的滨海区方案。巨形的“虾”里嵌有便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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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雅典的帕台农神庙无疑是希腊最著名的经典建筑。勒·科比西埃如是说:“自然中的物体和计算的结果产生了清晰简捷的风格”。
传统艺术的过渡
思想史的研究者认为,欧洲思想起源于2500年前的希腊,从那时起,人类的“传统”世界开始向文明过渡。古希腊的一些建筑和雕塑作品,例如帕台农神庙或胜利女神像,被视为完美的典范。在这些作品中,自然得到“模仿”,即人们通过与自然真实的接触,理解并再现了自然规则。
欧洲中世纪艺术强烈地表现出对世界意义广泛与本能的理解。火灾后重建于13世纪的查尔特斯教堂蕴涵的多重几何学与象征学的关系可追溯到公元前。一些细部,诸如源于约1330年的诺丁汉郡索韦尔牧师会礼堂的雕刻,以更为人熟悉的方式展示自然。在这里,人们认识的植物被艺术加工成美丽的建筑装饰。基督教曾被批评倾向于把自然看作宗教生活的一种调节方式,而在索韦尔几乎不存在受批评的危险。那里许多“绿色人”——自然状态下生活的人类形象——在树叶中微笑。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艺术批评习惯将索韦尔那里见到的“自然主义”看作特别真实的形式。不过,真实的类型有不同。在某种意义上,文艺复兴的伟大成就在于让人们对自然的象征性、宗教性和神奇性意识逐渐淡薄。然而,当我们欣赏利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的作品时,很难在他的意象流和思想流中将艺术和科学、科学和哲学区分开来。
16世纪以后,人们对自然态度的转变是同设计领域的扩大密不可分的。由于商业利益的驱动,设计界在社会中宣传各种各样的设计、制造和销售物品的方式。所有知识都用来推动物质世界的发展,包括复式记录的记账方式(文艺复兴时期构成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一项发明)和快速织布以及冶炼的方式。
法国思想家勒内·笛卡尔写于1637年的《方法论》是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起点。笛卡
尔设想彻底根除前人传下来的知识,用新结构取而代之;新结构中一切事物都能用理性加以证实。他看到按照统一设计建造城市,完全同逐步发展的城市不相同,因而萌发了这一念头。这是“现代主义设计”的完美意象。“现代主义”规划中,环境和个性服从于规律性和普遍性。笛卡尔还对头脑和肢体加以区分,使观察到的现象客观化,而完全不考虑观察者对这些现象产生的影响。
笛卡尔提出了一个极端化的思想,这个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的思想:世界上有两种事实:一种存在于纯精神领域,另一种存在于我们周围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两种思想的区别在于,柏拉图主要相信第一种事实,而笛卡尔要求,有形的宇宙提供事实的必要信息。事实上,世俗的有形世界是人们获取物质利益的来源。
柏拉图认为某种比例和几何图形内部存在美。笛卡尔哲学对这个公认的审美观点发起挑战,在设计界立即产生了影响。不过,影响是逐步体现出来的,直到20世纪的现代运动中,我们才发现了对这种思想的完整的表述。
在17和18世纪,科学发现仍然掺杂着猎奇性和娱乐性,如巴洛克和洛可可式风格所表现的那样。艺术家和设计师用曲线来回应自然的不规则性。动物、植物和岩石的意象经常被用在象征性的寓言作品中,诸如基安罗伦佐·贝尔尼尼(1598--1680)把法螺和大象的形象用在罗马的喷泉设计中。贝尔尼尼的竞争对手,弗朗西斯科·博罗米尼(1599—1667)则把罗马的圣艾弗塔设计成巨大的螺旋壳形状。英国银器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或成奇异卷曲的壳形,或成树枝形。
人与机器工业化导致人类和自然的疏远。20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努力消解这种异化。外部的物质环境发生变化,人们的头脑也同样发生变化。人们不再依靠直觉和感觉,而是偏爱理性和可证实的信息。英国画家和诗人威廉·布莱克(1 757一1827)简要地表述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别:“树能让些人感动地流出快乐的眼泪,而在其他些人眼里,它只是挡住去路的绿色植物。一些人认为,自然完全荒唐丑恶……一些人压根就对自然视而不见。但是在想象力丰富的人眼里,自然本身就是想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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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如这张19世纪40年代的印刷品所示,工业革命提高了生活水平,但人们在环境方面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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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赖斯布拉克画的伦敦奇斯威克之屋(大约创作于1728—1730年间),表现了巴洛克式花园设计的戏剧性风格,这种风格后被更宏伟的自然主义风格所替代。
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现象。约翰·罗斯金(1819—1900)认为:在城市中长大的新一代很少会有机会像他小时候那样直接接触自然,获得快乐:“所有的生机就在那通向中心城市的搏动着的动脉(铁路)里,乡村就像狭窄桥边的绿色海洋般被人忽视,而我们则被扔进城市大门前越来越拥挤的人群中。”
城市居住者抛弃了他们的农村出身,确立了他们不断上升的社会地位。但乡村永远地真正地和自然很近,它能让你接触尚未完全消失的自然。巴黎的工人们经常去些河边娱乐场所,后者常出现在印象主义画品中。不过就在这些画中,你还可以看到背景中有工厂烟囱。
在回忆童年的记忆对艺术的影响时,画家约翰·康斯特布尔(1776—1837)写道:“我喜欢水从磨房的水坝中流淌出来的声音,柳树、古老而不朽的河岸、粘满泥土的木桩和用砖头搭砌成的建筑,我都非常喜欢。”我们很有趣地注意到,康斯特布尔钟情于自然中人的劳动成果,人们通过控制水流来改造自然,自然引起的不朽反过来又会改变人的劳动成果。这不是简单的视觉记忆,它也包括声音和受康斯特布尔的启发,观赏者产生的一系列感觉。
今天使用康斯特布尔有生之年设计的日常用品,我们仍能获得种纯真的快乐。不过像他设计的银勺、椅子、五斗橱、餐碟和茶杯等如今备受尊崇,一般收藏者难以承受。法国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