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学内涵看杨简废《序》的思想成因

从心学内涵看杨简废《序》的思想成因
叶文举
【摘要】杨简主张废《毛诗序》,这和他心学思想的理念是紧密关联的.因为他主张“本心”“道心”“无邪”之心具有普遍的意义,故而反对《毛诗序》解诗的历史化;因为他主张人的“本心”直指,故而反对《毛诗序》“支离”的解说,提倡“通言”的解读;因为他主张“本心”先天性的存在,故而反对《毛诗序》的“美刺”说.
【期刊名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43)004
【总页数】7页(P509-515)
【关键词】杨简;《毛诗序》;心学
【作者】叶文举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2
学者通常以是否尊崇《毛诗序》为标准，把宋代《诗经》学分为主《序》派和废《序》派两大阵营。

如果从这个划分来看，杨简当归为废《序》一派。

杨简废《序》和他心学思想的理念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① 关于此点，请参见拙文《杨简〈诗经〉研究的心学特色》，《孔子研究》2009年第2期。

他曾在对《召南·殷其雷》进行解读时，全面阐述了对于《毛传》《毛诗序》及郑笺的认识：
闵其君子勤劳之心，自是正心、道心。

卫宏强起其说曰：“劝以义。

”诗中无此情也，毛公亦未尝有此义，雷方动、雨将至，君子亟行，莫敢少止，急趋期会，异于平时，故曰：“何此言违，莫敢或遑也。

”振振，叹美其君子，爱之故美之；归哉！归哉！临违告以讫事早归，此人之常情、常言。

郑康成因《序》曰：“劝以义。

”遂曲说求合乎《序》曰：“君子为君使，功未成，归哉！归哉！劝以为臣之义，
未得归也。

”诗旨人情，断断乎无此，盖因夫卫宏，不知“庸常”“无邪”之即道，故穿凿其义，郑不知汉史卫宏作序之实。

以为毛公之前已有序，曰至毛公乃分众义，各置篇端，意谓古作而不敢违，故曲就其说，亦郑不知道，与序同。

又郑不善于文，又好穿凿故也，又诸儒多以雷生义，亦凿，非诗人本情。

② 杨简《慈湖诗传》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杨简的《诗经》研究主要体现在其《慈湖诗传》的著作中。

下文所引文字如出于《慈湖诗传》，因为较多，不再加注。

杨简认为《诗经》诗篇所表达的思想都是“道心”“正心”，《毛传》对诗歌的
解释尚符合诗歌的正意，只是到了《毛诗序》（按：杨简认为《毛诗序》是东汉
卫宏所作）时加以了穿凿附会，背离了“本心”“道心”的思想。

一言以蔽之，杨简认为《毛诗序》解读《诗经》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因此他提出了要全面废《序》。

笔者认为，与心学思想相关联，杨简主张废《序》的具体原因值得探讨。

“本心”的普遍性：反对《毛诗序》解诗的“历史化”
杨简认为“本心”“道心”“无邪”之心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他最不愿看到《毛诗序》将“本心”“道心”“无邪”之心具体落实到某一国、某一人身上，而《毛诗序》解诗的最大特点就是经常把《诗经》的主旨历史化① 关于解读《诗经》的历史化问题，请参见王硕民《试析汉代〈诗经〉研究历史化产生的根源》，《东方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汉代〈诗经〉研究历史化的几种表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与某些特定的历史事实勾连在一起，从而使得《诗经》的主旨具有了特指的内涵，而丧失了“道心”的普
遍意义。

② 杨简反对《毛诗序》的历史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杨简认为将《诗经》按照世系进行排列根本没有多少客观的依据，他对《小雅·黍苗》进行解读时说道：“《毛传》初未尝言刺幽王，而卫宏作《序》则曰：‘刺幽王也，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

’宏盖拘于世次，故强归之幽王。

且
《清人》，郑文公时诗，而置于庄公、昭公诗之前。

《诗》经秦火，口诵所传，难执世次，况宏《序》谬误良多，不可尽信。

孔子所取大旨，固不在其人与世，而
宏谬太甚，不得不辩。

”（《慈湖诗传》卷十五）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毛诗序》
把诗篇的创作时间强行加以定位。

这是杨简在心学思想上反对《毛诗序》解诗历
史化的第一个原因。

他在解读《邶风·日月》时说：
《日月》，乃深恶无礼之诗，正也。

故圣人取焉，而诸儒谓之人者，庄公也。

《毛诗序》谓：“庄姜遭州吁之暴伤，已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犹未害于义也。

”伤之而已，犹之可也。

而《诗》曰：“德音无良，逝不古处。

”“胡能有定，报我不述”，恶之甚也，非所当施于夫也，非庄姜所当施于庄公也。

施于庄公，则悖矣；施于州吁，可也。

且之人犹不敢明言之，诸儒拘于《序》，遂入于不义，使歌此诗者，以之人为庄公歌之，岂不长傲慢不敬之心乎？甚不可者。

（《慈湖诗传》卷三）
杨简反对把《日月》的主旨单一地指向庄姜、庄公，而认为它应当具有更广泛的
意义，就是人们追求“无邪”之心，故而杨简认为此诗“正不必究知之人为何人，惟见无礼悖乱之可恶，岂不正乎！”（《慈湖诗传》卷三）圣人的道心和凡人的道心其实同有，他在解读《周颂·维天之命》的时候所说“文王之心，即众人之心，即千万世之心”（《慈湖诗传》卷十八），正是这个思想的表露。

如果像《毛诗序》那样将《诗经》历史化，和具体的人事联系在一起，那么“道心”作为人们
普遍存在的本体就落了空。

杨简反对《毛诗序》解诗历史化的第二个原因还在于，“历史化”是“道心”外
求的一个重要表现。

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历史化”也成为了杨简批判《毛诗序》的一个重要目标，他在解读《唐风·葛生》时说道：
《诗序》曰：“《葛生》，刺晋献公也。

好攻战则国人多丧矣。

”夫本诗妇思其夫也，卫宏不知夫妇之道正大，故外推其说以及于君焉，既失诗人之情，又失先圣之旨。

（《慈湖诗传》卷八）
杨简的潜在之意认为，《葛生》只是单纯表达了妇人思念亡夫的正常的人伦情感，“夫妇之道”本来就是正大的“道心”。

如果把《葛生》的时代定为晋献公时期，去寻找“道心”的成因，外求诗旨，也就否认了“道心”先天性存在的特点，这和杨简道心本存的心学思想是相违背的。

再者，在杨简看来，如果仅仅从历史事实中外求诗旨，难免有曲解的嫌疑，不如求之于本心，来得明快。

杨简解读《邶风·终风》时说：“《终风》，恶其暴乱无礼之诗，正也。

《毛诗序》谓‘卫庄姜遭州吁之暴，见侮慢之诗’。

诸儒不悟无邪
之为道，故曲推其义，失之矣。

”（《慈湖诗传》卷三）故而，杨简认为《毛诗序》把诗歌历史化是多此一举的行为，是赘言或赘词。

因此，杨简主张不必在意于《毛诗序》历史化的解读，完全可以将其弃置一边。

他在讨论《王风·中谷有蓷》时说道：“《毛诗序》曰：‘《中谷有蓷》，闵周也。

夫妇日以衰薄，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尔。

’……诗中初无闵周之情，卫宏赘辞也。

恶不淑，正也。

忧苦，非邪也。

宏不达无邪平正之道，故多赘说。

”（《慈湖诗传》卷五）杨简认为卫宏不懂得人心本“无邪”的说诗宗旨，故多作曲解、赘说，反而离诗歌的主旨越来越远，伤害了“本心”“道心”。

杨简解读《王风·兔爰》时说：
是诗忧苦无聊，虽有隐怨，无敢著明。

是诗无邪，孰非道心？《毛诗序》曰：“《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败节容有此事。

《序》多误，亦不可深信。

然孔子取此诗之道心，虽无此序亦可，而《序》文赘，反足以乱道心。

（《慈湖诗传》卷六）
杨简认为《王风·兔爰》并没有针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感发，它只是表明“无邪”的道心而已。

因此《毛诗序》附会历史事实的曲解，是多余的赘言，从根本
上于“道心”无益。

《毛诗序》把《诗经》历史化的一个主要用意，实际上是要
追寻诗篇的作者，杨简认为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值得怀疑，杨简曾说：“诗人或有感动，斐然而作，忽然而忘。

他日采诗者取之，则其名未必本有，他人加之，亦未可知也。

孔子不作诗序，旨在于诗无序，可也。

”（《慈湖诗传》卷一）杨简认为《诗经》中的诗歌只是当时人们情动于中，感发而作，并非刻意为之，后来的采诗者也不知道作者为谁，《诗经》的作者完全是后人附会上去的，因而《毛诗序》
通过将《诗经》历史化的手段去探寻作者，本身就是一个谬误。

总而言之，杨简
反对《诗经》历史化的目的还是为其心学思想服务的。

他在《自序》中已经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毛诗序》历史化解读的理由：“诗之有《序》，如日月之有云，如鉴之有尘，学者愈面墙矣！观诗者既释训诂，即咏歌之自足，以兴起良心。

虽不省其何世何人所作，而已剖破正面之墙矣。

”（《慈湖诗传·自序》）
“本心”直指：反对《毛诗序》“支离”的解说，主张“通言”的解读
杨简对《诗经》二《南》有过总体评价，他说：
夫二《南》，用于乡乐，用于邦国，周公必以经意。

又孔子屡以启伯鱼，启门人，又屡言《关雎》，门弟子宜有所问，而此通言后妃之德，余篇略同，当是孔子之所诲告，不欲明言所作之人，以支离人心，欲后世诵咏《三百篇》之诗，知皆正辞
正情，足以感发人所自有之正心。

若于本诗之外，赘曰某国某人之所作，又序其所以然之故，则诵诗者首见其国，又见其人，又见其故，至于本诗，将诗人不知所以然，油然动于中，发诸声音，自中自正，浑浑融融，无所不通之妙，如云翳日，如尘积鉴矣！而况于置诸首而谓之序邪，故孔子不作序。

（《慈湖诗传》卷一）
杨简反对把诗歌的主旨落实到“其国”“其人”“其故”，这样容易“支离人心”，看不到人之“本心”所在，因此他反对将《诗经》进行细致、琐碎的解读，所以
他主张废除《诗序》，因为《诗序》烦琐的解读，就“如云翳日，如尘积鉴矣！”看不到本心的所在。

① 杨简反对对《诗经》进行支离地解读，和理学思想上的斗争有着潜在的联系。

从“支离”一词，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作为心学一派的杨简，和乃师陆九渊一样，与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一派的思想有着内在的矛盾。

这里的“支离”，在理学思想上显然是有所指的。

乃师陆九渊曾在鹅湖之会上讽刺朱熹：“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

”（陆九渊《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7页。

）就直
指朱熹的学术是“支离事业”。

也许在杨简看来，朱熹的《诗集传》就属于“支离”的著作。

故而杨简主张“通言”的解释，而反对具体阐述《诗经》的诗旨，
这也是他主张废《序》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又说：
今《周南》，多通言后妃，《召南》亦泛言夫人、大夫妻，罕指其人，岂亦果有
所自，犹有圣人之微意邪！若其置诸篇端，又名曰序，则大乖矣。

自《邶》以下
多指其人，又乖矣！至于曲推其意，穿凿其说，如于《关雎》言哀窈窕，无伤善
之心，诗中即无此情；于《殷其雷》言劝以义，诗中亦无此情，于《摽有梅》言男女得以及时，诗中何但无此情，正言其不及时，此类奚可殚举。

《东汉书》谓卫宏作《毛诗序》，夫不闻子夏为书而毛公始有传，卫宏又成其义而谓之序，盖子
夏亲近圣人，无敢支离，毛公、卫宏，益差益远，使圣人大旨，沉没于云气、尘埃之中，吁其甚矣！（《慈湖诗传》卷一）
杨简认为《毛诗序》解读诗旨穿凿附会，肆意推断诗篇的意旨，因而反对《毛诗序》将诗篇“多指其人”，主张“通言”的解释。

杨简还认为，《毛诗序》把
《诗经》历史化，有时并不能确指具体时期、具体人物，这样《毛诗序》所论诗
歌主旨也就没有多少实在的意义。

如杨简讨论《邶风·静女》时说道：
《毛诗序》曰：“《静女》，刺时也。

卫君无道，夫人无德。

”《序》盖以是诗居《北风》《新台》之间，故以为刺。

详观诗辞，又非陈古。

郑笺义思“贻我以贤美
之妃，以易无德之夫人。

”而本诗未章，辞情未必其然。

然则安知是诗，非武公、文公之诗乎？诗不可以世次定，《郑·清人》，文公之诗，而序于昭公之前，观此
可以通矣，矧是序，亦未能知卫君之为何君。

（《慈湖诗传》卷三）
杨简认为《诗经》诗篇的次序并不一定是根据世系年代来编排，所以关于诗篇的
主旨也不能根据某一诗篇所处前后诗篇的主旨进行推断。

《毛诗序》对《邶风·静女》的解读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杨简主张“通言”的解读归结一点，就是“思无邪”的说诗宗旨，他认为《毛诗序》就违背了这样一个核心。

他说：“卫宏不达
平正无邪之道，其作《序》率多赘辞，曲为之说。

”（《慈湖诗传》卷五）“诸
儒不知《序》之不足尽信，率以《序》解诗，其有阻碍，必至于委曲穿凿牵合。

”（《慈湖诗传》卷七）
如果不做“通言”的解读，就容易滑入“支离”的泥潭，《毛诗序》解读方式上的弊病也在于此。

这种“支离”的毛病除了上文所述，《毛诗序》经常将主旨落实到具体的人、事之外，还表现在《毛诗序》时常割裂诗篇的主旨，比如杨简论到《周南·葛覃》的主旨时说：
《毛诗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

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

”夫人善心即道心，妇人志于女功，躬节俭，服澣濯，念父母而归宁，方是心油然而兴，互见错出，无非神用，何本何末？而为诗序者判本末而裂之，且曰则可以，是诗初无是情，不省诗情，赘立已意，使天下后世平夷纯正质直之心，凿而穿之，支而离之。

（《慈湖诗传》卷一）
杨简认为“善心”“道心”与生俱来，在日常生活中就会不自觉地油然而生，它们并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毛诗序》务要牵强附会地阐明“善心”“道心”存在的前因后果，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是琐碎的“支离”之说。

“本心”自在：反对《毛诗序》的“美刺”说
《毛诗序》说诗还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美刺”说，这一点同样遭到了杨简的猛烈批判。

《毛诗序》认为《诗经》特别是“变风”“变雅”，是有“刺”意的，所
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1］271这一点和杨简“无邪”的说诗宗旨也产生了内在的冲突，因为人心本善，“本心”即为“善心”，所以根本无“邪”可刺，故而杨简对《毛诗序》以“刺”说诗心存不满。

杨简解读《郑风·丰》时说：
《毛诗序》曰：“昏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观诗意诚有之，然今悔矣。

悔过之心，圣人取焉，而《序》总曰：“刺乱也”，则差矣，此悔而
作诗，求复谐者也。

（《慈湖诗传》卷六）
杨简对《毛诗序》“刺”说的批判，有时还出于对封建伦常秩序的维护。

《卫风·考槃》，《毛诗序》云：“《考槃》，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
而穷处”，对此，杨简批驳道：
《序》每失诗旨，于此又见，此诗自决于退处，岂有刺君之意，君虽有过，岂可以刺，言硕人知时而退，正也，道也。

卫宏不知道，故其作《序》，率外求其说，《毛传》亦不言刺庄公，以是益验卫宏作《毛诗序》。

汉史可信，宏虽多祖毛说，而又以己意成之欤！（《慈湖诗传》卷五）
杨简一方面对《毛诗序》的诗旨外求提出了批评，另一方面又从封建伦理道德的
角度对《毛诗序》的“刺君”说表示了不满，带有强烈的忠君色彩，已经不单纯
是从学术思想所作的品评，犹如他在对《王风·君子于役》进行解读时说道：
《毛诗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

”君不可以言刺，而况于王乎？是诗，妇人思念其君子而已，初无刺王之意。

卫宏不知道，不知妇念其君子之心，非邪僻之心，即道心，故外推其说，殊为害道。

又何以知其非妇人作，而必曰大夫作耶？（《慈湖诗传》卷五）
杨简认为此诗就是一女子思念夫婿而作，而不是《诗序》所认为的王朝士大夫所
作。

由此《毛诗序》认为“刺平王”的主旨就不能成立，杨简认为王者根本不可刺讥。

我们姑且不论杨简的批评是否准确，但就这一批评的立场而言，潜藏了深厚的封建忠君思想。

这样的解说在《慈湖诗传》中时常出现，如杨简针对《毛诗序》关于《唐风·扬之水》“刺晋昭公”的观点，提出“君言刺，大悖也”（《慈湖诗传》卷八），显然也是基于“忠君”观念所给予的批驳。

不过，杨简主张“思无邪”的说诗宗旨，并不是彻底地认为《诗经》中所有的诗
歌都没有刺意，特别是《诗经》中的某些诗篇因为其相关本事有史书的明确记载，表明与衰乱的政治状况是有关联的，那么诗歌就有了讽刺的基础，对于这一点，杨简也无法回避。

但是在杨简看来，“刺”的最终目的还是为“思无邪”的道心服务的，借以消解“刺”的重要性。

如杨简在解读《郑风·清人》时说：
观是诗，虽不知高克与文公事情之详，而其慢易不正可刺、可恶，足以消人慢易之心，起人敬正之心。

（《慈湖诗传》卷六）
《郑风·清人》关涉的历史本事在《左传·闵公二年》中有所记载：“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

高克奔陈。

郑人为之赋《清人》。

”［2］225作为诗歌的《郑风·清人》，它不可能象史书那样完全记载历史本事，所以杨简认为，“不知高克与文公事情之详”。

不过《左传》对本事却保留了完整的记载，证明此诗内含“刺”旨是史实基础的，杨简当然就不能再回避了，所以杨简在解读这首诗歌的最后，全文引用了《毛诗序》的解读，暗示了杨简是认同《毛诗序》的看法。

但为了表明和自己“无邪”的说诗宗旨相统一，杨简又认为，《诗经》“刺”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表现“无邪”之意，所以杨简才说《郑风·清人》“其慢易不正，可刺、可恶”，其目的则是“足以消人慢易之心，起人敬正之心”，仍然回到了“无邪”的说诗宗旨上。

《毛诗序》比附诗旨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陈古刺今① 关于《毛诗序》“陈古刺今”的方法，请参见拙文《试论〈毛诗小序〉的诗旨比附及其对后世“寄托”艺术的
影响》，《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2辑。

，这一观点同样受到了杨简的
挑战，原因就在于杨简认为“无邪”的道心是不分古今的，亘古不变而恒常地蕴藏于人们的内心之中，故而就不存在陈古刺今的问题。

杨简在解读《王风·大车》时说：
周衰，淫风虽流行，而公论终难磨灭，以人性善，终不磨灭也。

是诗情状非陈古，《毛传》亦不曰陈古，独卫宏《序》曰：“陈古刺今，大夫不能听男女之讼。

”
自古无淫俗，安有同穴之誓。

卫《序》非。

（《慈湖诗传》卷六）
《毛诗序》解说《王风·大车》的诗旨曰：“《大车》，刺周大夫也。

礼义陵迟，男女淫奔。

故陈古以刺今，大夫不能听男女之讼焉。

”对此，杨简用“以人性善终不磨灭”，即人性贯穿古今的观点来驳斥《毛诗序》“陈古刺今”之非。

杨简认
为“道”普遍地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故而“陈古刺今”的前提也就不复存在，杨简在解读《齐风·卢令》时这样说道：
《毛诗序》曰：“《卢令》，刺荒也。

襄公好田猎毕弋，而不修民事。

百姓苦之，故陈古以风焉。

”……考《序》及《传》，皆谓陈古，而本诗辞情不然，曰其人
其辞，指今非陈古也，苟陈古则宜每章称仁、称德，而次章曰鬈，末章曰偲，又三章皆曰美，殊非陈古之意，盖《序》《传》以襄公之诗不应有美，故曲推其说，以为陈古以风，不知诗不可以次序，观不可以执一观……故田而民悦之欤，民悦其君，正也，道也。

不然则齐有士大夫之贤者，民悦其田也，亦正也、道也，百姓日用此道而不知，故不明已之道心，又不知人之道心，而况于六经之大旨乎。

（《慈湖诗传》卷七）
不难看出，杨简对“陈古以风今”说诗方法的批评是相当地严厉，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受到了心学思想的影响。

正因为杨简认为，“道心”是人天生所固有的，所以根本上没有古今的分别，古人的“道心”也为今人所具有，古人并不见得优越于今人，他们在主体上是平等的。

杨简在对《小雅·绵蛮》解读时说：
是诗微臣感其所蒙饮食教，载之大臣而作也。

而卫宏作《毛诗序》，乃反之曰“刺者”，盖意周衰乱世，必无若此仁惠之大臣，故反之以为思古之诗，而本诗情状非思古也。

观诗固不可执其世，其间大臣岂无一人，能悯徒行小臣之忠劳也。

此事虽甚微然，道无大小，其恤下之心、感惠之心，皆善心、正心、即道心也，圣人取焉。

（《慈湖诗传》卷十五）
诗歌并无思古之心，“道”也没有大小之别，只要能够凸现“道心”即可。

他对《小雅·瓠叶》的解读更是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点：
《毛诗序》言“不以微薄废礼”，是也。

而曰“大夫刺幽王，上弃礼而不能行，虽有牲牢雝饩不肯用也，故思古焉”，则不可必也。

虽至乱之世，岂无一人一事之善，而必曰古之人，是绝灭人之道心，大不可也……诚敬弥著，是谓道心，人皆有是心，而自不知其为道也。

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慈湖诗传》卷十五）。

“道心”即使在时风日衰的社会之下也是存在的，如果强调“陈古以刺今”，无疑是漠视了今人的道心。

由于强烈排斥《毛诗序》的“讽刺”说，再加上受到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
影响，杨简甚至对《毛诗序》的用语也非常苛求。

比如杨简对《陈风·东门之池》进行解读时说：“《毛诗序》曰：‘《东门之池》，刺时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贤女以配君子也。

’‘疾’之为言，甚矣！犯矣！非诗人之情也。

是诗含隐不露，讵敢曰疾之耶！”（《慈湖诗传》卷十五）《毛诗序》用了“疾”这个带有强烈
感情色彩的字眼，杨简都认为不可，用词“甚矣”，而认为此诗是“含隐不露”的，实质是表明“道心”是普遍存在的。

余论：杨简废《序》的得失
杨简反对《毛诗序》的解读，完全是从其“心学”思想出发，本身就有理论先行、本末倒置的危险，其实和《毛诗序》一样皆存在不顾诗歌文本的倾向。

《毛诗序》对诗旨的解读存在着比附、曲解的弊病，显露出儒家诗教历史化、道德化的特点。

杨简对《毛诗序》的批判就方法论来说，实际上是以一种错误的批评理念评价另
外一种错误的批评理念，两者都有各自的软肋。

杨简对《毛诗序》的批评通常都
没有充足的文献佐证，而是极其主观臆断的批评。

如他对《小雅·伐木》解读道：“是诗，燕群臣之乐歌也。

而《毛诗序》曰‘燕朋友故旧’，盖失其情矣！夫君
以臣为友，乃其常言。

”（《慈湖诗传》卷十一）《伐木》诗显然是表现友朋之情的宴飨诗，但杨简强解其诗，认为是反映君臣之情的，用意是为了符合自己“燕群臣之乐歌”的观点，他认为这首诗歌表面上是反映友朋之情的，但因为“君以臣为友”，所以这首诗歌本质上却是表达君臣之情。

杨简这样强加解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到他的心学思想，显然带有曲解的色彩，所以在上述引文的后面，他作了极度的引申：
君能求贤以为友，必虚中谦和。

此虚中谦和，神必听之，终致和平之福，非自外至。

夫通天地神人，一而已矣，是一者在人为心，心无所不通，为孝为顺，为谦和，为众善，是心神人之所同，其机一动，其应如响。

故圣贤和于朝，民人和于野，诸侯和于外，四夷和于远。

及是心，因物有迁，意动情流，为傲慢，为悖厉，为危乱矣。

（《慈湖诗传》卷十一）
把此诗的君臣关系上升到“心”学的高度，又和他的“意”说思想联系在一起。

① 杨简主张“心之精神，无方无体。

至静而虚明，有变化而无营为”，“吾心本无物”，这是“本心”的本然状态。

如果一旦引起“意”的分别，则这种“至静而虚明”的本心，就会流入对象化的世界之中，难免会产生“千失万过”。

杨简是排斥主观性之“意”的。

关于杨简“意”说思想的具体内涵，请参见陈来《宋明理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66页。

这样的解释从学术的严谨性上来说，缺陷很明显，就是带有了过度的随意性，这也是“六经注我”带来普遍性的弊病。

杨简反对《毛诗序》“支离”诗旨、“曲解”诗旨，自己有时却又身陷其中，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