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阅报社团述论

清末阅报社团述论
高俊
【摘要】阅报社团在清末新政时期的兴起,是近代以来社会启蒙思想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产物.戊戌之后白话报刊的崛起促进了以底层社会民众为对象的社会教育活动,在官方和民间人士的共同提倡之下,阅报社团在各地得以广泛组建,其所从事的阅报、讲报活动在清末最后数年间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在增进民众智识与开通社会风
气方面起到了一定成效.阅报社团所采用的种种社会动员策略,也为之后的历次民众
运动所借鉴,至今依然是行之有效的舆论宣传模式.
【期刊名称】《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2(000)011
【总页数】8页(P156-163)
【关键词】白话报刊;阅报社团;清末新政
【作者】高俊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20023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7.5
一、白话报的崛起与阅报社团的涌现
阅报社团的出现是近代以来社会启蒙思想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产物。

清末新政时期，由于政府和各界人士对社会教育的重视和提倡，阅报社团得以较大规模推广，从京
畿要地、通商巨埠到边陲小城，在短短的数年间，阅报、讲报活动在各地普遍开展，成为清末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

阅报社团及其从事的社会启蒙活动，缘起于戊戌之际从民间自发而起的办报热潮。

甲午战后，康梁等维新派人士援引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行之有效的“文明开化”经验，积极鼓吹开启民智，所谓“当今之患，在吾民智不开”，“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等，都是当时极具代表性的言论。

而就如何启迪普通民众的智识，梁启超认为除了大力兴学之外，广开报馆是最有效的途径，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梁氏称“上下不通”和“内外不通”是中国社会的“废疾”，“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而报纸正是针砭时弊的良方，“其有助于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①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
于国事》，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00页。

在维新派人士的积极鼓吹之下，各种报刊在民间蓬勃而起，出现“报馆之盛为四千年来未有之事”的现象。

清政府试行新政之初，民间办报活动方兴未艾，但此际报刊的内容和风格都有了和早前不同的变化。

戊戌时期有重要影响力的报刊，如《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等，多以文言行文，主要在知识分子间传阅，普通民众对于时事的了解也只能通过耳口相传略知一二。

为使“下等社会”也参与到阅报活动中来，1898年，有维新派文论家之誉的裘廷梁率先发出“崇白话而废文言”及创办白话报的呼吁，裘氏认为白话报有多种益处，其“省日力”“便贫民”两端可以有效地把下层社会民众吸收到读者群中来① 参见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无锡白话报》第19、20期 (合刊)，1898年8月27日。

1902年，《大公报》刊载时论《开民
智法》，提出“多设白话报馆”作为开启民智的一项主要举措，文章认为中西方人在读书识字上存在明显差异：“中国人读书识字者少，其进化似较西人为难，西人语言文字皆相合，其字易识，其书易读，故读书识字者多，士儒著书立说，鼓励人
心，最易令人醒悟，法国革命之先，全赖此著书立说者以转移人民之思想耳，独中国之人则不然，字不皆能识，书不尽能读，故虽有著书立说者，奈开卷而不解何是，宜多设白话报馆，俾粗识字者皆得从此而知政要，庶不致再如睡梦矣”，文章还就白话报的发行提出具体建议，“报之体例宜稍变通，每日一张，每张无须多页，事实愈约而愈精，价值愈廉而愈妙。

事约而阅者不致生厌，价廉则购者不致为难。

阅者不生厌则引人入胜，可以鑿破浑沌之竅;购者不为难则销售既夥，即家贫者亦可
家置一编”②。

以白话报刊取代文言报刊的呼吁，也是近代社会启蒙运动深入发展的趋势，戊戌之际的办报理念遵循的是梁启超等人所鼓吹的“欲开民智，先开绅智”，报刊宣传活动更多地是士大夫中间的舆论动员。

经过百日维新的洗礼，知识阶层更加重视对普通民众的启蒙教育，清末新政时期，舆论已普遍认为“已智者看文话报，未智者看白话报，未智者看白话报而智”③ 《京话日报》1903年8月17日。

如1903年，北京的报界人士与当地书局酝酿在京师设一报馆，就以白话发布启示：“咱们中国的风气渐渐的开了，推其缘故，全是报馆的力量，这么看起来，这报馆在社会上是最有益处的了，可惜各馆所出的报全都是深文奥意，惟通文的人可以看，若是文理粗通的以及妇人小孩儿就不能懂得了，本馆打算开一所官话报馆，凡一切论说新闻全都演成白话，一则便于妇人小孩，二则外省人一看此报，也就懂得北京官话了，岂不是一举两得吗?”④ 《讲报将举》，《大公报》1903年2月26日。

更
有人撰文《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将白话报的兴盛与否提升到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称“白话报者，文明普及之本也，白话报推行既广，则中国文明之进步，固可推矣，中国文明愈进步，则白话报前途之发达，又可推矣”⑤ 《警钟日报》1904年4月26日。

白话报显然已经被赋予启迪民智和开通风气
的时代使命。

在舆论的推动之下，20世纪初年，各种带有地域特色的白话报遽增，仅浙江一省，
继1901年《杭州白话报》创办后，三年之间，“继起者有《绍兴白话报》《宁
波白话报》《湖州白话报》”⑥ 《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一年第十期(1904年)，“教育”第241页。

，基本上每年都有新白话报刊问世。

根据1905
年《东方杂志》中各地报界的新闻汇总，当年直接以白话、俗话命名的报刊就已有20种之多，其中由民间人士创办的有《中国白话报》《京话日报》《安徽俗话报》等，有的大报如《大公报》也辟设了白话专栏，以迎合当时的办报潮流。

民间人士之外，许多地方官员也冀望白话报以“开通下等社会”，如河南“汴省官报局以官报程度太高，不合下等社会之披览，特禀准汴抚开办河南白话演说报，每月六
册”⑦ 《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十一期 (1906年)，“教育”第332页。

;山西“晋抚恩艺帅为牖启民聪，开通文化起见，特饬晋报馆编辑白话报
一种”等⑧ 《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七期 (1907年)，“教育”第179页。

据统计，在清末数年间，全国各地兴起的白话报刊总数约有100种左右⑨ 参见徐松荣《维新派与近代报刊》，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20世纪初年新兴的报刊，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和戊戌时期除了行文句式这一最大
的不同之外，内容更趋于丰富，不只集中于政治领域，对于民生经济和文化艺术等议题也多有涉及，如1906年，广东汕头创办一半月报《潮声》，内容包括：论说、时事、历史、传记、地理、教育、实业、调查、时评、丛谈、小说、军谈、歌谣、杂俎等14门[10]。

仅一地方小报，涉及领域之广，信息量之丰富，就足以满足读
者的各种阅读兴趣。

随着白话报的兴起，曾在戊戌之际昙花一现的报刊阅览组织重新活跃起来，阅报组织最早于1898年在汉口至上海的沿长江流域的城市中出现① 参见闵杰《近代中
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但由于戊
戌之后清政府对民间结社的约束，阅报团体一度沉寂。

随着各项新政改革的推行，
从1904年下半年开始，各种阅报总会、阅报公会、阅书报公所等在各地纷纷涌现，这些阅报社团主要收集、陈列各种白话文报刊，吸引民众前来浏览，虽然当时的称谓不尽相同，但在官方文件及多数报章中多以阅报处统称之。

由于主要以农夫、手工业者、艺人、学徒等所谓“下等社会”为对象，一些阅报社团还冠以“启
智”“益智”“觉悟”“日新”等名称。

清末阅报社团的大规模组建始于北京，据统计，至1905年底，北京城内已有20
多所阅报社团，到1907年10月，增至45所② 参见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
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

由于北京的示范，各
省也都纷纷效仿跟进。

以天津为例，1905年5月，天津本埠报刊刊文《天津也当设立阅报处》：“报纸的好处，我们早经说过多次，也不必再絮烦，今天要说的，是阅报处的好处。

我们中国的报纸，虽是不如外国的多，到底也总算不少了，中国人顽固的多，阅报的风气不大开，你劝他花钱买报看，他是不肯的，就是买报看的，也不能买得许多，但靠著两种报考查天下的事，究竟所知道的事有限，要打算多买又买不起，惟有设立阅报处最好。

”文章以北京为例，“你们看北京城，不多的日子，立了许多阅报处，这个方才创办，那个闻风而起”。

文章呼吁天津应仿照北京的办法，多立阅报处，“不但是入学堂的可以开通，学堂以外的人，也可以得开智的益处”③ 《附件》，《大公报》1905年5月30日。

此后月余，天津城内就出现了首家阅报机构，“津埠同志某君等，现特租赁英租界西关织械厂前樱房一所，门牌第五号，创立益智阅报社”④ 《阅报社出现》，《大公报》1905年7月5日。

至当年年底，天津已经组建了4处阅报社团。

再如河南，继省会开封设立
阅报社后，怀庆、彰德、南阳、信阳等地也陆续出现阅报团体，到1905年底，河南已有10多所阅报社团⑤ 参见《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二年第十一期(1905年)，“教育”第298页。

另如苏州，从1905年起，苏州城内开始出现
阅报社团，到1906年底，已设置了6处⑥。

在贵州、广西、新疆、蒙古等偏远省
份，这一时期也都有阅报社团的组建。

二、阅报社团的类型、功能及社会动员
1.创设背景及类型
阅报社团以其创办者的背景主要分为官办和民办两种。

官办阅报社最早出现在北京，1905年夏，北京西城有官员“购备各种报纸，组织一阅报处，以助社会进化之动力”⑦ 《公府设阅报处》，《大公报》1905年7月5日。

嗣后，许多地方官
员也效仿北京，创设当地阅报社团，如直隶“前署顺天府尹陈京兆仿照京师各阅报所办法，饬于府署左近设立阅报处，派员经理”⑧ 《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十期 (1906年)，“教育”第282页。

，河南“汴省学务公所，前就大门外东旁余屋设立阅报所，近又派员觅定城东之火神庙、相国寺门之栗，大王庙西门之马神庙北门大街之两湖会馆等处各设一所，每所各储日旬等报十数份，委派司事以经理之”⑨ 《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七期 (1907年)，“教育”第179页。

，广西南宁知府“在府前之清风楼设一阅报所名曰‘又新’”[10]《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十期 (1906年)，“教育”
第283页。

，直隶高阳县令“于城内巡警总局附设阅报所一区，购备各种新闻杂
志以供众览”[11]《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九期 (1907年)，“教育”第229页。

官办阅报社团由于有政府支持的背景，除了经费有保障之外，社团活动所需场所以及报刊书籍的购备、流转等也都比较顺畅，故在短时间内就得到了长足发展，如山东“学务处前在省城四关四隅分设阅报处八所，一时风气为之大开，近因阅者日众，故又添设二处，以期普及”① 《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十期 (1906年)，第283页。

官办阅报社团的运作顺利显然得益于来自多方的奥援。

民办阅报社团在当时也很普遍，最早出现的阅报组织就是由民间人士自发组建的，由于官方的提倡和扶持，民办阅报社团从1904年下半年开始得以较快发展。

地方
人士组建阅报社团的方式多样，有自筹，有集体合资，也有通过社会募捐等，如北京“志士纷纷设立阅报处讲报处，诚于下等社会及寒士有大裨益，东西城及前门外均有阅报处”② 《又一阅报处》，《大公报》1905年6月12日。

，又如“地安门外居住之邓寿峰素不通文，以排难解纷，自任近因邻佑亲戚等昧于外事，特设一正俗阅报社，经费皆自筹措”③ 《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五期(1906年)，“教育”第103页。

，山东“曲阜阅报社报馆经东洋留学生陈君宪铭
慨捐日银三十元，一俟自东归来再行邀集同人共捐资财以成善举”④ 《各省报界
汇志》，《东方杂志》第一年第十期 (1904年)，“教育”第241页。

，又如“济南某君近于翟家牌坊设一《齐鲁时报》并附设阅报处以开风气”等⑤ 《各省报界
汇志》，《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十期 (1906年)，“教育”第283页。

和官办阅报团体相比，民办阅报社在经费上相对拮据，有些地方的阅报社团不得已通过象征性地收取阅资，或以廉价售报所得来添置新的报刊书籍，如四川绵竹地方志士，协商筹设益闻阅报公所，“所办报章无论何人均可售阅，取价甚廉”⑥ 《各省报界
汇志》，《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五期 (1906年)，“教育”第103页。

经费的短缺往往是困扰民办阅报社团的最大问题，许多阅报社团在书报添置方面经常力不从心，也因此影响到了社团的正常运作。

但民办阅报社团自有其简约灵活的优点，也不易受太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如当时因大胆批评时事而遭查禁的《京话日报》，由于读者的喜爱，在各地民办阅报社中得到广泛的传阅。

在当时涌现出来的各种阅报团体中，还出现了女子阅报社。

1904年，广东南海女界自组阅书报社。

不久，省城广州也有女阅报社团创设，“黄女士韻玉亦纠合同志女士杜清持等十九人，在城西创设一女子阅书报社，以爱群阅书报社为定名”⑦ 《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一年第十期(1904年)，“教育”第242页。

1906年，北京“外城女学传习所以京师报社林立而妇女阅报处所尚付缺如，特创设女阅报处一所，任令妇女入内观览”⑧ 《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三
年第十一期 (1906年)，“教育”第332页。

女子阅报社团的出现，是近代女权运动兴起的标志之一，也反映了阅报活动已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开展。

2.机构功能的演进
阅报社团的设置相对容易，“仅须择公有地方数处，略备桌椅，购置各种日报而已”，早期的阅报服务主要以搜集、陈列各种白话新闻报刊，劝民众前来阅读，报刊来源比较广泛，“京、津、申、江、广东、新加坡各种华字报章”，是当时比较常见的收藏⑨ 《阅报社出现》，《大公报》1905年7月5日。

随着读者的增
加及其兴趣的扩大，阅报社也开始购置展示一些简明易懂的科学书籍，“不惟备齐各种报纸，并购算学舆地等书及各国地图，存储其间，任人观览，以为开通智
识”[10]。

由于这些报刊书籍多以白话文或浅显文言写就，因此最受有一定识字基础的民众欢迎，有人这样描述陶醉于白话报阅报中的读者：“予尝见有初识字而阅《大公报》者，置前几页而不观，单择其后页附件之白话读之，高声朗诵，其得意之态直流露于眉宇之间。

”[11]但对于目不识丁者来说，实际上还是被排斥在外，有读者为此投书某家报馆：“贵报有劝多立阅报处，是与认字而无余款买报者有益，可以知其风气，其不识字者，尚难知其风气”，建议阅报社应该设置讲报专员，“或请学理老师，或请老学究，多立处所，每日午后至两点钟，宣讲近期白话报，不能人人听，而工艺人等听去者，喝茶时即作为闲谈，庶可人传人，亦系熏陶渐染之一方”[12]。

为回应社会期待，一些阅报社团内开始设置讲报员或称演说专员，为民众选读、讲解报刊新闻，吸引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参与，一时蔚为大观。

有人甚至主张“念书不如看书，看大书不如看小说，看小说不如看报，看报不如听讲
报”① 《京话日报》1905年4月2日。

随着讲报活动的开展，阅报社团也从
单一的阅报组织演变为集读报、讲报、演说为一体的机构。

由于功能的扩大，在一些新闻报道中，阅报社团有时也被称为阅报讲报处或单称讲报处。

讲报员是阅报讲报活动的主角，一所阅报社团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往往取决
于该机构的讲报员的文化素质及演说能力，因此当时的阅报团体都比较重视演说人才的选聘，北京的阅报社甚至在社内创立演说会，“以期培植演说人才”② 《创设第一演说会》，《大公报》1906年9月19日。

总体来看，讲报员的来历比较多元，官办阅报社团一般由官员选派充当，如直隶一带的官办阅报社团，就由负责组建的官员委派专人定期赴社，“演说时事以开民智”③ 《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十三期 (1906年)，“教育”第412页。

非官办阅报社团多由创办者自行担当演说，如四川绵竹的益闻阅报公所，由创办同人“轮流演说以开民智”④ 《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五期 (1906年)，“教育”第103页。

;河南“豫省驻防钟君瑾如等纠合八旗同志于本营武备讲习所内设阅报社，且逐日轮流演讲，俾不识字者亦可熟悉时事云”⑤ 《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十期 (1906年)，“教育”第283页。

也有擅长演讲的社会人士义务充当，如北京“西四牌楼永顺轩之说书人张智兰以演讲聊斋著称，近被报纸激动热诚，故拟每日演讲报纸两小时，不取书资”⑥ 《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五期 (1906年)，“教育”第103页。

在华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地方上的讲报活动甚至发展为露天的公开演说，一些阅报社团定时赴各地进行巡讲活动，如福建福州的阅报社，“延聘讲员于每星期至各地演说紧要时事，藉以开通民智”⑦ 《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五期 (1906年)，“教育”第103页。

从1904年下半年阅报社团兴起，不过一年有余，阅报讲报活动在各地开展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吸引了下层社会民众的踊跃参与。

1906年，《申报》曾刊载《论阅报者今昔程度之比较》一文，称农民阅报者“昔日则不知有所谓报纸也，今日渐知有报纸，闻讲报社之讲演则鼓掌欢呼，惟恐其词之毕，而恨已之不能读者”⑧ 《论阅报者今昔程度之比较》，《申报》1906年2月5日，第二版。

下层社会的民众已经开始主动地参与到阅报社团的活动中来。

3.参与社会动员
阅报社团的活动主要针对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文盲半文盲的民众，读报、讲报活动以其浅显生动的语言和激情洋溢的肢体表达，特别容易打动民众质朴的情感。

阅报社团兴起之际，日俄战争、立宪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风起云涌，踵接而至，阅报社团经常结合国内外时事组织专题陈列和演讲，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其中，1905年至1906年间发生的抵制美货及国民捐运动，就是由阅报社团参与发起并
发挥重要影响力的两次大规模的民众运动。

1905年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是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城市中爆发的大规模民众运动，其影响力并波及到海外华人中间，从当年5月开始，这场抗争
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上海、广州先后成为运动中心。

对美抵制期间，各地阅报社团积极参与其中，通过集中展览相关新闻报道、图片，散发《同胞受虐记》等宣传册，揭露美国政府虐待迫害华工的种种行状，此外，阅报社团还频频举办讲报活动，向农夫、苦力、艺徒、家庭妇女等选读有关抵制运动的最新消息，号召民众拒买美货，如北京灯市口的阅报社，从8月下旬开始宣讲，“去听的人很多，听到讲抵制美约，无不点头落泪”⑨ 《京话日报》1905年8月22日。

国内阅报社的动员活动也影响到了海外，新加坡最大的阅报社——星洲阅书报社，也在当地进行了类
似的社会动员，许多听众听到在美同胞遭受虐待时往往会潸然泪下[10]。

抵制运动能得到持久广泛的发展，阅报社团的社会动员功不可没，由于下层民众的踊跃参与，这场运动也被研究者视为近代民众运动的发轫① 参见［新加坡］黄贤强《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国城市抗争的研究》，高俊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

国民捐运动是清末另外一次较大规模的民众自发参与的社会运动，国民捐运动首先从北京的阅报社团中间发起。

1905年夏，王子贞在其创设的尚友阅报处向听众演说，以法国民众自发筹款，偿付法德战争中的战败赔款为例，号召民众捐款以早日
还清巨额的庚子赔款。

王子贞的倡议得到《京话日报》创办者彭翼仲的呼应② 参
见王子贞、彭翼仲撰《尚友讲报处的演说》，《京话日报》第374号(1905年)。

，国民捐运动遂以《京话日报》和北京的阅报社团为阵地迅速开展起来。

由于《京话日报》在外地也颇具影响，这场运动很快发展成全国范围内民众的自发运动。

各阅报社团纷纷以国民捐为主题，在日常阅报、讲报活动中集中宣传此类内容，如北京“乐群阅报社约集子弟八角鼓自初五日起每日在朝阳门外半亩园演唱各种改良新曲，以尽义务，所收进款一律归入国民捐，并联合各报社每日轮流至该处演说以资提倡”③ 《提倡国民捐》，《大公报》1906年7月26日。

天津“枣强县宅城村有王玉存者，刻赴天津户部银行交津钱二十串，愿纳国民捐，并称系农人之家，仅薄田二十余亩，只足糊口，本年闻城内设有阅报室，日日来城听讲，颇有动于国民捐之感情，遂归而谋诸家人，慨然以一亩六分有余之地变卖，得价愿尽义务云”④ 《宣讲效果》，《大公报》1906年3月24日。

有说书艺人在听取了相关宣传后，愿将每天末一回书资全行报效国民捐⑤ 参见《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五期 (1906年)，“教育”第103页。

国民捐运动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在1906年秋《京话日报》主办者彭翼仲被清政府以妄议朝政拘捕后逐渐消沉，但这场运动激发了下层民众的公民意识，国民捐运动的热情在民国初年重又燃起，得益于清末时期的实践经验。

三、阅报社团兴起的原因分析
阅报社团就其组建宗旨和活动模式而言，属于社会教育的一种。

19世纪末，日本
明治维新以来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借助当时的留学热潮开始传入中国。

以加快“文明开化”为目的的日本社会教育和当时中国社会变法自强的时代主题甚为契合，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推崇。

在各界人士的推动下，社会教育在清末最后的数年间得到了较大规模的传播和实践。

1902年《教育世界》刊载的《社会教育法》一文，首次对社会教育做了较为清晰的定义，指出社会教育的对象包括不以阶级来划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