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形象特征分析

《史记》中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形象特征分析
学号2017214593 姓名黄敏《史记》是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即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的史书体例。

《史记》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书中最具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作者调动多种文学手段使历史人物真实可感，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在整个历史时期，在各阶层各类人物中“士人”这一群体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现仅对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形象特征进行分析。

在西周、春秋时代，士在政治地位上居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依附于卿大夫，处于贵族阶级的最低层；在经济上，士有一定数量的“ 食田”，禄足以代其耕，可以不劳而食；在文化上，士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多种教育。

《礼书第一》中记载“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

循法守正者见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

”至春秋中后期，士作为一个社会等级逐步解体，士人失去了生活保障，除了六艺知识，已经一无所有。

但另一方面，士在失去“铁饭碗”的同时，也摆脱了宗法制的束缚，不再受卿大夫的役使，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

而由于大国争霸的政治需要，各诸侯国争相“尚贤”，从而刺激了社会对智能、知识的需求急剧增长。

以传播文化与政治知识为主的私学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不仅培养出大批文化人，而且形成“不争轻重尊卑贵贱，而争于道”的文化理念。

种种历史机缘的遇合，促成了士人的崛起。

《史记》中所记载的士人大致可分为文士与武士两类。

文士多为策士、谋士等，而武士多为刺客、游侠等。

文士如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史记·孔子世家》中太史公曰：“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春秋齐国政治、军事家管仲采取“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他礼让天下开法家先驱，被誉为“春秋第一相”。

合纵家代表苏秦，他提出了“合众弱以攻一强”以遏止秦国、维护七雄均势为宗旨的合纵战略，并最终组建合纵联盟任“纵约长”，兼佩六国相印，使强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

在这一战火纷飞的时期自然不缺乏武士。

在《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中记载有许多武士刺客，如：豫让倍受智伯尊宠，智伯死后他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只为潜伏于赵襄子身边为其复仇。

这样一个“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被誉为“赵燕慷慨悲歌之士”的代表人物。

另一著名刺客荆轲，战国末年他受燕太子丹之托刺杀秦王嬴政，临行前太子及宾客易水送行，荆轲慷慨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其英勇赴险之景跃然纸上。

《史记》中武士除刺客外还有游侠，这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所记载。

书中司马迁将侠士分为两类：一为贵族之侠，又称卿相之侠，以“战国四公子”孟尝、春申、平原、信陵等人为代表，另一为闾巷之侠，又称布衣、匹夫之侠，指向侠士中的平民。

纵观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的一系列士阶层人物形象，虽然他们每个人的形象都独具特色，但综合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形象特征有共通之处。

第一，树立理想、积极入世的士人。

他们大多胸怀大志，致力于国家富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礼乐制度崩坏，兼并战争兴起，各诸侯国为了在征战中取得优胜急需大批贤士。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士人时刻关注时势变化，不断提出各种治理之道。

他们想做的不仅是功成名就，更是想要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文明发展、为时代进步做出贡献。

《平原居列传》中记载一位食客毛遂。

时秦之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合从於楚，毛遂自荐于平原君，并言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

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

”又如《李斯列传》中所记载李斯协助始皇统一天下后制定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他将毕生所学运用于秦一统天下的霸业之中。

正如李斯在向荀子辞行时所说：“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

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现今能够留名史册的英雄人物都不甘于平庸一生，都志存高远，都能抱有建功立业地雄心壮志。

第二，忍辱负重、顽强不屈的士人。

为世人所称赞地士人都具有坚忍不拔、艰苦奋斗的抗争精神。

《史记》中记载的众多士人的成功之路大多并非一帆风顺，然而即使是面临重重险阻他们也能坚持不懈、永不言弃。

《史记·孔子世家》记录圣人孔子贫且贱，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

由是为司空。

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闲，于是反鲁。

但即使是这样，孔子也没有放弃过游说、传道之业。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只有在艰难困苦中方能体现出士人松柏般刚毅顽强的伟大精神。

《伍子胥列传》中记载伍子胥父亲为楚王擒作人质，与其兄伍尚选择以死尽孝献忠不同，伍子胥身负父兄血仇、忍辱偷生，曾胜耕于野，直至十六年后大仇方报。

司马迁赞颂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

”《苏秦列传》中写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

但苏秦并未从此一蹶不振，之后他闭室不出，遍观其书，伏读周书阴符，最终揣摩得出“合纵”之法。

苏秦功成名就归来之际，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

适时苏秦谓然叹曰：“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正是困境造就了他刚毅顽强、艰苦奋斗的精神。

而又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始终支持他们与困境、与命运不断抗争。

第三，重道义、讲信义的士人。

古时士人所形成的重信讲义这一精神理念在现代文明中依然受到尊崇。

重信讲义这一形象在《史记》中主要集中体现在两类人身上：一是刺客，一是游侠。

“重义轻生死“是刺客的典型形象表现。

《刺客列传》中记录专诸因公子光善客待之，便在为其伏击王僚是义无反顾献出性命。

豫让视智伯为知己，经历非人折磨只为能够报智伯善待之恩。

荆轲为报答燕太子丹的礼遇之恩，毅然决然前往刺杀秦王。

至于游侠，《游侠列传》中有言：”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司马迁在见证了西汉社会黑暗、人情冷漠加之自身遭遇的沉痛打击后，对“闾巷之侠”重信讲义的精神更加地向往与推崇。

第四，追名逐利、不择手段的士人。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局面使得士人们面临经济上的困难。

正义之士锐意进取，建功立业，但却也不乏离经叛道之人，他们狂热追求功名利禄，甚至是为之不择手段。

《李斯列传》中李斯在任郡吏时的“老鼠理论”充分展现了他倾慕荣华富贵的心理。

任相后他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后因为赵高忌被腰斩于市。

赵高的阴谋之所以能得逞与李斯贪图禄位、助纣为虐紧密相连。

《史记》中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但却在道德上沦为“小人”的自然不止李斯一人，又如被称为“无信，左右卖国以取荣”为谋取富贵地位不择手段，极尽游说之能事的纵横策士张仪。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士人们以正当手段追求功名利禄表示了肯定，但是在史书中更是对违反君子仁义道德的小人进行了深刻地揭露与批判。

仔细研读《史记》，细细描绘司马迁为我们塑造的各类士人形象，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在完成《史记》时不仅做到了客观公正地记录人物生平事迹，同样能够以社会道德规范对人物进行深刻评价与披露，使得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更加全面、真实的形象。

春秋时期士人们以天下为己任，为知己者死的伟大精神值得现代人借鉴学习，同样的对于那些趋炎附势、不择手段的行径后人应引以为戒。

《史记》的价值不仅仅只有其史学成就，还有宝贵的文学艺术价值，更有推动时代发展、文明进步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