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文化共同体动因及其政治阻碍_中韩日对待_文化共同体_的态度

收稿日期:2009-01-20
作者简介:方浩范(1964-),男(朝鲜族),吉林长白县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儒家思想在构建和谐的东北亚‘文化环境’中的角色定位”部分研究成果,项目审批号:06X ZX 008。

第26卷第2期2009年4月东　疆　学　刊Dong jiang Journal Vo l.26N o.2A pr.2009
东北亚文化共同体动因及其政治阻碍
——中韩日对待“文化共同体”的态度
方浩范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延吉133002)
摘　要:文化共同体概念是相对于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而言的,从其内涵来说只有狭隘文化
范畴的意义,但从外延来看包含了各种文化现象。

历史的和传统的观点来看,以中韩日三国为主的东北亚应该说是同属于一个“文化圈”。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矛盾和冲突,使得这个“文化圈”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破坏。

这种局面恰恰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一体化趋势和潮流是背道而驰的,这就给东北亚各国提出了重构区域“文化圈”的新课题,对此我们称之为东北亚“文化共同体”。

关键词:东北亚;文化共同体;中韩日
中图分类号:D8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09)02-0001-06
一、
东北亚文化共同体动因1.可能性:地缘优势和文化基础
各种地理现象之间的差异或属性的不同,是
我们用以界定区域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尽管由于各种地理现象之间存在着变化的相关性和连续性,从而使区域的系统边界常常变得不是那么清晰,但这丝毫不影响区域的形成和存在的合理
性。

[1]以中韩日三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就是在这
样的概念下,逐渐被世人认同和关注。

东北亚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等条件形成了东北亚原始先民们的生产方式,孕育了东北亚多样的民族文化类型,而且在历史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东北亚地域文化。

在东北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唐文化圈,这
个“文化圈”的形成和维持是以中国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为基础的。

华夏文明的大规模输出韩国(朝鲜)、日本等地,并被广泛吸纳,在传统时期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明为内核、以韩国(朝鲜)为中层、以日本为外圈,并影响到东南亚等地的东亚文化和合体。

[2]
因此,东北亚三国文化既具有宏观主流整合性中的“同根源”,又具有微观支脉分殊性中的“民族文化个性”。

而且,以儒家
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根源,将有助于构建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2.必要性:区域政治安全与稳定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国际紧张生成机理的最著名概念,大概是“安全两难”。

我们必须承认,“安全两难”问题已经逐渐演化为中韩日三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并成为制约三国政治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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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合作的主要瓶颈。

[3]长期以来,东北亚一直是一个冲突多发、热点众多的地区,安全局势很不稳定,可以说“安全两难”在东北亚随处可见。

如果按照这种理论思维来分析目前东北亚的情况,随着东北亚各国的发展和“强大”,可能带来这个地区更大的不安全。

其实,这种“安全两难”的局面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我们又无法回避的事实。

因为,我们的地缘政治结构,连同其他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因素一起,决定了对东北亚安全的实在或潜在威胁是多方位的。

需要认真寻求缓解或解决的方法,而不是相互间一个一个地去对付。

其中非常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东北亚安全共同体上的区域安全合作,或许这是保证东北亚安全局势持续稳定的一个重要途径。

区域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需要共同的文化底蕴和互信、认同的区域文化平台的支撑。

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合作需要观念的建构。

观念的认同会进一步增强东北亚国家的自信心,提高东北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或集体自尊,最主要的是有助于建立稳定的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

在这种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中,对对方的“认知”程度和“亲和力”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共同的目标,有了对对方的正确“认知”,才能共同解决面临着的困难和矛盾。

东北亚无论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作为各别国家的命运,都已不再能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把握,而需要重新联结为一体来谋求共同发展。

3.重要性:区域经济与竞争力提高
东北亚地区地域辽阔,这一地区既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又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经济形态。

由于东北亚各国(地区)在资源、产业和贸易方面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和梯度性,因此东北亚各国(地区)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存在很强的互补关系,即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的互补、劳动力资源的互补和产业结构的互补。

[4]在中日韩三国当中,日本是发达的世界经济强国,韩国是发展成效卓著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则是迅速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它们是东北亚的最重要的“主体”,也是东亚经济合作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与韩国、日本的经济已经交织在了一起,到了中韩日经济发展谁也离不开谁的程度,相互间的依赖性越来越明显了。

随着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将使该地区内所有国家通过克服排斥性而扩大相互理解,构筑共同生存的环境;将有利于提高域内经济贸易相互依存度,有利于突出“东北亚的力量和声音”;将有利于大大提高这个地区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综合竞争力。

二、东北亚文化共同体政治阻碍
1.“历史观”造成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

中韩日一直处在政治竞争与合作的角力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历史的、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关系长久呈现出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

尤其对待“历史”的问题上,焦点在于日本对待战争的态度和中韩对日本历史观的认可程度。

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日本文化的“有用性来决定文化选择取向”的特性,决定着日本有着极高的“羞耻感”,但却没有“罪恶感”。

丧失了“罪恶感”,很难想像会在侵略历史的认识上会有真正的反思。

因此,在战争认识问题上,日本长期以来一直采取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的态度。

在反省战争时,只强调日本受害一面,无视被侵略国家人民蒙受的更大灾难。

反而指责受害国家谴责日军残酷行为的活动是在从事“反日、仇日”宣传等。

日本官方和舆论则认为,中韩两国尤其是中国领导人故意将历史问题扩大化、严重化,以此凝聚民心和舒缓国内政治压力。

日本的这种态度,严重伤害了包括中国和韩国在内的,曾受到过日本侵略的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感情,也是阻碍构建东北亚和谐的共同体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中韩两国围绕“高句丽”历史问题和“端午节”等无形文化遗产的固有权和所有权的问题,也出现一系列纠缠不清、悬而未决的问题。

部分中国学者认为,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并主张朝鲜半岛上出现的“王氏高丽”并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

对此,部分韩国学者和媒体认为中国正在进行“历史帝国主义工作”,并且,认为东北工程是中国政府为谋求中国社会的统一和稳定,以统一多民族国家理论为出发点,古为今用,用现实去解释历史,为中国的政治服务。

与此同时,韩国把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申报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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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文化遗产,引发了中韩之间从民间到高层的“冲突”与“摩擦”。

尽管我们不愿看到中韩之间的这种“误解”和“冲突”,但是,我们不得不深刻地反思自己。

中国愤怒过,但反思应多于愤怒。

应该知道,东北亚区域文化,远不是“非此既彼”这么简单,在多年的历史交往中,这一地区的文化上的融合是各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中华文化可能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中日韩三国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种种差异,导致东北亚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上设置了无形的障碍。

2.新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和区域性经济兴起,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行为主体和构成单位的状况开始发生变化。

国家、民族概念趋向淡化,国境功能不断弱化,强调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和奉献,认为自己的民族国家比其他民族国家优越的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性日趋下降,区域意识和区域概念的重要性迅速提升。

但在东北亚则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出现上升态势,民族国家意识不断得到强化。

[5]美国莫琳与麦克・曼斯菲尔德基金会负责人戈登・弗雷克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的电话采访时说。

“目前东北亚的局面是,中、日、韩三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在上升。

中国的媒体在宣传反日,日本也在恐惧中国的崛起,而韩国,则同时和中日都有矛盾。

三方相互制衡,整个地区没有领袖,形势处于让人十分担忧的状态之下。

”而且,就东北亚国家民族主义而言,这种“我族”中心主义和集体忧患意识表现尤其突出,可以说,东北亚国家的当代民族主义自形成之初就具有狭隘、排他的特性。

[6]这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情绪非常强烈,对提高区域主义精神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绊脚石。

有些学者认为,日本新民族主义的真正图谋是通过挑战中韩,欺骗美国,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从而渐渐取得亚洲的领导权,进而排斥美国在亚洲的势力,取得亚洲的资源来称霸世界。

还有一些学者则主张,韩国人的“民族意识”并不亚于日本,只是他们的表现方式上跟日本不同,目的也不同。

韩国“新民族主义”显著的特点是:不愿看到周边国家忽视他们的存在,想在区域内发挥适当的作用。

从内部而言,通过“新民族主义”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安全,进而达到统一的目的。

在表现形式上,更多地回顾“光辉的历史”,尽可能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对于中国的“新民族主义”,似乎很多人不会承认这种叫法,更不敢如此称呼。

但是,个别学者认为,当代中国人的‘大国梦想’、‘大国情节’,如果不是世界上最浓烈的,也不会比任何民族淡泊。

因为长期以来中国自生了一个完整的文明体系,在周边世界里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几乎没有在文明的意义上遭遇过势均力敌的对手,人们习惯了天下中心的感觉,至今很多人说起小国家时仍旧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其实,不利于中国的发展,而且也会给中国处理国际关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并会给“中国威胁论”落下口实。

三、共同体主导权争夺
1.日本希望得到绝对的领导地位
几年来,中韩日三国东亚“10+3”峰会内进行双边与多边对话,在这个框架下的中韩日三国的地位应该说是相等的。

但是,日本想让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两个位于大洋洲的国家参与峰会,并建议邀请美国当“观察员”,试图在东亚峰会中建立以美日为核心的西方国家主导力量,同时强化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区别,以分化东亚峰会的合作力量,遏制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

其目的是想通过“16国共同体”来冲淡“10 +3”,谋求区域合作主导权。

为了突显日本在东北亚地区,乃至于亚太地区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想成为该地区的主导者,安倍首相上任以后又提出了包括日本、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在内的,所谓的“四国战略同盟”。

但由于澳大利亚和印度担心“四国战略同盟”被视为针对中国的“包围圈”,他们希望在外交上保持平衡,不愿和中国对抗。

在日本看来,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启动早、见效快,初步形成了联系“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的纽带;同时,中韩经贸关系深化,对日本争夺地区主导权构成牵制。

而东盟与区内外全面构建合作网,且极力主张“主驾驶权”,令日本痛感其“徒有经济大国之名,未行主导之实”。

对此,日本高官表示要夺回主导权,以日本的“经验”和“价值观”引领东亚合作。

2.韩国希望提升影响力
韩国政府为迎接“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时代”提出了国家政策目标,其目的是为韩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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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均衡者作用而展现的战略取向。

韩国认为,韩国在东北亚地区发挥均衡者作用,不仅影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能防止可能发生的争端,有助于国与国之间形成相互合作的秩序。

我们知道:韩国事事注意均衡,处处讲究中庸之道;韩国的国旗是阴阳互动、动静对应的太极图案。

在处理地缘政治学上,韩国人也很会玩平衡,卢武铉总统提出要当东北亚地区,确切地说是在中日韩三国之间扮演“战略均衡者”的角色,当中日两大国为当龙头老大,欲取得在本地区事务的主导地位而争执不下时,韩国就可以以“关键第三方”的地位出现,起到“协调者”、“调停人”的作用,事实上韩国因此也占得不少便宜。

“均衡者论”提出后,有人说韩国看重自主意识,突出其在东北亚的存在;有的说韩国要在夹缝中求生存,摆脱纷繁的世事之争;有的说韩国要主动当矛盾调停人,谋求地区的和平稳定。

韩国官方解释“均衡者论”,认为“东北亚均衡者论”是指韩国将“不依靠武装或实力,而是积极发挥与中坚国家地位相称的积极作用”。

并强调韩国要当“和平的均衡者”,并非意味着想当国际政治的均衡者,而是意味着想当“调停者”、“协调者”。

一些政治家认为“亚洲只能有一强”,并认为中国与日本必然要争夺亚洲的“霸权”,两国间的矛盾和争端将趋激烈。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要站出来充当“均衡者”,防止中日发生冲突,促进东北亚的和平、稳定与合作。

其实,韩国把这个均衡支点放在何处,直接关系到中日在东北亚的力量对比,其实质是加强了韩国在东北亚事务上的话语权,以此提升韩国在东北亚区域的影响力。

3.中国不希望受他国的“领导”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在东亚合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正在为东亚和亚洲的发展创造机会。

东亚峰会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与中国的因素不无关系。

不管谁主导东亚峰会,都难以挑战中国的地位。

尽管中国在东北亚领导权问题上暂时“停留”在观望的态度上,但是,还是希望在这个“共同体”上起重要的作用。

而且,中国之所以反对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设想,就是为了克制日本在这个区域内的领导作用,或者主导作用。

而中国则考虑应该以“东盟+3”为基础来建立东亚共同体,两国之间围绕东亚共同体的框架产生了对立意见。

中国的意图是以排除东亚区域外各国的影响,以中国容易行使影响力的“东盟+3”为基础来构筑“东亚共同体”。

而日本则判断难以将兴起的中国的影响力抑制在“东盟+3”的框架中,便提出了加上与美国和日本友好的、价值观一致的3国的“东亚首脑会议”为基础来构筑“东亚共同体”的方针。

目前的中国经济实力虽次于日本,但却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倡导和推行建立和谐世界与和谐地区的外交理念。

中国主张永远不称霸,但并不意味着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或者第三方的领导。

四、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态度
1.中国的“观望”到“积极”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在历史上朝鲜半岛和日本曾经臣服于亚洲大陆的中国政权,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本性的,甚至有些已经成为这两个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但是,从目前的形势而言,在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并非能起绝对的领导作用。

因此,当东亚和东北亚一些领导人和学界提出“东亚共同体”或“东北亚共同体”建议时,中国学界开始表现出了“无所谓”或者持有一定的“警戒”之心。

但是,中国学者还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与解释了建设东北亚共同体的必要性。

一方面,建设东北亚经济共同体是势在必行的;另一方面,建立东北亚安全共同体,是东北亚地区走出安全困境或者减轻安全困境的一个重要途径。

[8]应该说,中国学者对东北亚共同体的建设上并非是保守的,只是认为目前建设“共同体”为时早。

其主要理由:一是构建东北亚“共同体”的条件尚未成熟;二是如果过于积极,怕引起周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

虽然中国长期以来对于地区多边合作和地区共同体建设采取了比较消极或“观望”的态度,但是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领导人、官员和学者开始比较频繁地使用诸如“地区共同体”、“区域合作”、“地区多边主义”、“地区意识”等等之类的词汇。

表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于地区共同体建设,开始采取了十分“积极”的态度,尤其对于建设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普遍持积极的态度,大家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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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两大发展趋势。

2.韩国的一贯“积极”
韩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所拥有的各种势力来看,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也是我国东方的近邻。

在东北亚国家间仍然存在着政治上不信任之际,韩国政府提出“新”东北亚构想,即要通过改善东北亚各国间政治关系和扩大经济合作,逐步消除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的不信任,缓解各国间的矛盾,同时,通过建立开放、灵活的市场机制来吸引区域外投资,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并提高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9]围绕着东北亚共同体,韩国制定了“21世纪国家发展战略纲要”。

卢武铉总统组建新政府后,更是多次强调国民要充分认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努力实现21世纪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即与区域内各国展开公平竞争与密切合作,实现经济的“第二次腾飞”,争取在5-7年内把韩国建设成为“东北亚经济中心”、“东北亚中枢国家”,确保其在东北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最终实现大陆与海洋,“东洋”与“西洋”,北半球富国与南半球穷国,基督教、佛教和儒教文化相融合的韩半岛中心地位,即促使韩国发展成为东北亚物流中心、信息网络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和平与民主主义中心。

因此,有关东北亚文化共同体方案也是由韩国人文社会研究会理事长崔松和提出来的,他认为“东北亚各国应加强相互理解,以解除不信任和矛盾,这样才可以加强相互间的合作。

”而且,他提议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由中、日、韩等东北亚国家“建立为了东北亚和平繁荣的文化共同体”。

韩国一些学者主张,将超越19世纪的旧亚洲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共同体论,从而导出一个形成和谐、开放、合作的共同体的新亚洲主义。

韩国对构建东北亚“文化共同体”持积极的态度,其主要原因是,第一,韩国在“东亚共同体”上位置并不突出,可以通过东北亚“文化共同体”来提高他们的作用;第二,韩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成立,有助于韩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而且希望成为这个“共同体”的中心。

3.日本的“消极”与“徘徊”
在古代,日本很长时期都是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的一员,被称为“东夷”。

但是,日本在地缘上的岛国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作为海洋国家的政治经济特征,表现出海洋国家向外拓展空间的行为取向。

这种扩展冲动导致它与大陆型东亚“华夷”政治体系时常出现矛盾。

[10]因此,日本一方面重申日本是亚洲一员,另一方面强调自己作为领导者的独特性,认为它比其他亚洲国家在本质上要优越得多,因此引起周边国家的强烈不满。

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加文・麦考马克所说的那样,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失败,正是由于日本没有提供一个能给邻国带有归属感,或者乐于参加的共同体的印象。

[11]也就是说,虽然从文化方面看,日本属于古代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区,但无论是从地理位置、互动关系还是从其自身对古代东亚共同体的认同感来衡量,日本都处于东亚共同体的边缘地区。

[12]而且,日本设想的“东亚共同体”,首先是由日本主导的共同体,必须以日本和东盟为核心的。

因此,日本更重视的是东亚“共同体”而不是东北亚“文化共同体”,其主要原因是,第一,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成立,可能导致日本长期以来构建的“东亚共同体”作用的下降,从而减少日本在东亚中的影响;第二,东北亚“文化共同体”建构中,日本不可能发挥绝对的领导作用。

他们所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设想反映其担心在东亚合作的潮流中落伍,要保持在东亚的经济、政治利益;但另一方面,日本又担心会“亚洲一边倒”,因为日本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更依赖与美欧的关系,同时日本对亚洲经济、政治未来的前景仍不无担心,不敢把赌注都压在亚洲。

这反映了日本固有的矛盾心理,即在亚洲和美欧之间摇摆不定。

现在的日本既怕错过东亚合作的班车,像英国在欧洲合作中那样被“边缘化”,又希望能像英国那样在欧盟和美国之间游刃有余,也能与东亚和美国等其他地区保持同样的密切关系。

这种瞻前顾后的投机心理以及不得不考虑美国反应的被动外交将限制日本参与东亚合作的步伐。

日本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担心中国在东盟和“10+3”中起重要的作用,并在东亚将来的各种区域组织中起主导作用。

所以,日本对“东亚”或“东北亚”共同体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更重视“东亚共同体”而不是“东北亚共同体”,但是还不能回避,因此处于“两难”境地。

总之,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可以使该地区内所有国家通过克服排斥性而扩大相互理解,构筑共同生存的环境。

东北亚“文化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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