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义利观内涵探析——以《论语》为中心

摘要：儒家的义利观与西方的社会规范伦理有着本质区别，它是一种德性伦理，致力于人性的自我完善。

本文以《论语》为中心，探讨和分析孔子义利观的基本内涵：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以义为利。

“见利思义”阐述的是优先性的原则，它要求主体在面对物质利益时要优先考虑是否符合道义；“义然后取”规定了主体可以获取的“利”，肯定了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以义为利”是一种超越，孔子不仅将“义”与“利”纳入到个体修身的视域中，还将其纳入到政治制度与国家治理中，主张统治者要引导民众按照道义的要求，追求物质利益，要求统治者发展国之大利。

关键词：孔子；义利观；论语
作者简介：张玉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邮政编码 100871）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359(2018)03-0070-04
儒家的义利观，即正义伦理与西方的社会规范伦理有着本质区别，它是建立在人的内在德性之上的，是一种德性伦理。

它不以满足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是以至善为最终追求，即致力于人性的自我完善。

“义”即儒家的正义观。

它不是一个空洞的道德律令与伦理规范，它有实际的内容，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处理社会利益关系。

“义利之辩”是儒家十分重要的问题，朱熹就曾明确指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 ]同时，“义利之辩”大概也是近代以来受到中国思想文化界误解最多、最为集中的问题之一。

[2]“利”本意是用刀收割庄稼，指用农具进行的一种生产性活动。

伦理学意义中的“利”主要有三层内涵：第一是泛言有利；第二是公利，实际上就是“义”的内涵；第三是私利、小利。

与“义”相对的“利”，即一己之利。

“义”本意是执干戈以保卫财产。

“义”产生于对“利”的调节，主要指行为的正当或适宜。

本文以《论语》为中心，探讨和分析孔子义利观的基本内涵，包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以义为利三方面。

一、见利思义
孔子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

他主张主体在面对物质利益时，要优先考虑其是否正当的问题，要将道义摆在第一位，即“见利思义”。

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

君子在处事时首先要判断其是否应当，是否符合道义，而小人则首先计较利益得失。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并以此为出发点构建其政治理论。

他主张德治，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强调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在选择人才时，孔子主张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因此，理想的“君子”是“有德”与“有位”的统一，但孔子生活的时代，当政者却多为“斗筲之人”。

子贡请教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篇》）。

君子仅有德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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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3/20 8
孔子义利观内涵探析——以《论语》为中心
张玉杰
够的，还需要“有位”，即要走出个人和家庭的领域，走向社会和国家，成为国家的治理者和统治者，才能更好地实现博施济众的目标。

同样，仅仅“有位”而“无德”也无法完全实现博施济众的目标。

因此，“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它不仅是对上位者、统治者的要求，而是从德性和德行的角度阐发的。

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德性进行了区分，明确阐述了君子与小人的根本标准，即君子以义为先，小人以利为先。

孔子是在明确反对见利忘义的基础上主张“见利思义”的。

孔子肯定喜爱“富”与“贵”、厌恶“贫”与“贱”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欲望，但追求富贵不能违反道义。

如果富贵不能“以道取之”，那么君子则不强求富贵。

如果贫贱不能“以道去之”，那么君子将安然自处。

孔子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

如果主体为人处世都以利害得失为标准和依据，就会增加自己心中的怨恨，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团结。

因此，主体在面对物质利益选择时必须以“义”为标准。

孔子强调，君子要认真思考九件事：“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

孔子由视、听、色、貌入手，继而到说话办事，再到疑惑忿怒，最终落脚到“见得思义”。

孔子把见利思义作为成人的首要标准。

所谓成人即“成为完整意义的人，真正的人，成为‘大人’”。

[3]孔子认为，成人需要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再辅之以礼乐进行教化。

紧接着孔子又立足现实、结合时代要求，将成人标准具体化，即“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如果利益不符合道义，那么君子将放弃此等利益。

即便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述而》），君子也安之若素，泰然处之。

二、义然后取
孔子以道义作为衡量物质利益是否正当的标准，但并非简单的反对物质利益。

相反地，孔子肯定正当的物质利益，将合理的、正当的“利”看作是“义”的内容。

孔子从修身、修德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义利之间的关系，将“义利观”纳入到个体修身的视域中来阐述与分析。

孔子少言利，但并非排斥和反对物质利益，“利者，人所欲，启争端，群道之坏每由此，故孔子罕言之”。

[4]孔子明确提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里仁》）。

即君子将“义”作为应对万事万物的标准，“义”与“仁”是相辅相成的。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君子要有仁心，亦要有仁行，仁心与仁行是统一的，二者缺一不可。

仁心是向内的，仁行是仁心的外化，“义”则是判断行为是否为“仁”的标准。

孔子进一步解释道，“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

君子将“义”看作为人行事的根本，“义”具体表现为明礼、谦逊、诚信。

子路请教孔子君子是否崇尚“勇”，孔子则强调“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君子以“义”为标准来判断是否选择“勇”。

孔子肯定正当的物质利益。

孔子与公明贾的对话，从侧面阐述了“义然后取”的主张。

孔子向公明贾求证公叔文子日常的言行，公明贾解释道，“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

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

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

即公叔文子并非如传言所说不言语、不说笑，而是一言一行都是适时的、合乎礼仪的；公叔文子也并非不取他人之利，而是符合道义时才会接受。

孔子也明确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

孔子认为，如果物质利益是符合道义要求的，是应当追求的，即使是执鞭贱职，他也愿意为之。

如果是不应当追求的，则不强求富贵，而是从其所好。

孔子主张追求物质利益要符合道义的要求，但并不排斥对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

《淮南子·齐俗训》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子路救了一个落水之人，接受了答谢；而子贡赎回了鲁国人却没有去领取赎金。

针对子路救人后接受答谢的行为，孔子的评价是“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

针对子贡赎人而拒绝答谢的行为，孔子
则认为“鲁国不复赎人矣”（《淮南子·齐俗训》）。

倘若孔子一味主张“重义轻利”，则应当表扬子贡、批评子路。

但子路受谢，孔子反而认为这种行为有利于彰显德行，有利于培育乐于助人的社会风气，而认为子贡做了一件大错事。

孔子不仅着眼于事件本身，而是看到了事件的长远影响。

子路救人受谢，既合乎“义”的要求，又合乎人性对“利”的追求。

行义获利是对行善的一种鼓励，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示范。

在义利关系上，孔子主张主体在面对物质利益选择时要将“义”摆在优先的位置，不能见利忘义，但他并不反对因义获利。

子贡重义让利，虽然合乎道义，但却因行义而损害了自身利益，会让许多想行善的人望而却步。

孔子很清醒地认识到不能离开“利”而空谈“义”，应当看到“利”对“义”的基础性作用。

三、以义为利
孔子将“义”与“利”融入到治国、平天下的层面，从为政的角度阐发“义”与“利”。

孔子反对一味追求小利，而主张统治者要引导民众以道义为根本标准，追求合理正当的物质利益，即追求与发展国之大利。

《论语》中对“义”的阐述是与“士”联系在一起的。

子张请教孔子，“士”如何才能称为通达。

孔子将其标准概括为“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颜渊》），即必须具备正直、忠信等仁心，行为符合道义的要求，行事适宜妥当，又懂得察言观色，考虑他人，做到这些才能够称得上是通达。

孔子注重学以致用，仅仅有仁心是不够的，必须转化为外在的现实行动，“义”是仁行的标准和依据，察言观色、考虑他人则是“义”的具体表现。

子张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子张》），将“见得思义”作为评价士的重要标准。

孔子在为政之道中阐述了“利”。

子夏请教孔子为政之道，孔子告诫子夏“无欲速，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孔子认为统治者不能过于追求速度、贪图小利，贪图小利则无法做成大事。

“见小者之为利，则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5]孔子明确指出了统治者贪图小利的危害，劝诫统治者要将眼光放长远，追求与发展国之大利。

孔子主张统治者要引导民众按照道义追求物质利益。

他明确提出要将“尊五美，摒四恶”作为个体参与政治、治理国家的开始。

他将“惠而不费”列为五美之首，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尧曰》）。

孔子主张统治者要以不损害自身利益，同时又能对民众施以恩惠为原则，引导民众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孔子称赞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公孙侨，认为其做到了四项“君子之道”，“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

孔子指出，公孙侨不仅为人谦恭，对上位者有敬意，还竭尽全力地帮助民众使其得到利益与实惠，更可贵的是，公孙侨还引导民众遵守法度，以义取利。

孔子将物质利益作为教化的基础，肯定了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孔子到卫国，看到人口众多，生发感慨，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子路》）孔子指出要“富之”、“教之”，即孔子主张使百姓先富裕起来再实施教化，肯定了主体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性。

孔子认为，“义”要符合“礼”的规范。

樊迟向孔子请教稼穑之学、园圃之学时，被孔子批评为小人。

孔子不是批评樊迟品质不好，而是认为樊迟的格局和眼界太小，无法成为国家的统治者。

樊迟请教稼穑、园圃，“非自欲为老农老圃以谋生”，[6]而是希望指导民众，帮助农民提高产量，促进农业发展。

孔子并非不重视民众的生计，只是“学稼学圃，终是小人在下者之事，君子在上临民，于此无暇”。

[7]因此，孔子提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

孔子认为，统治者施政必须要合乎礼仪、讲究诚信，“义”必须要符合“礼”的要求。

“礼、义、信，大人之事也”。

[8]孔子主张各尽所能、各尽其职。

虽然统治者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物质财富，但只要“好礼”、“好义”、“好信”就能为民众创造更大的利益。

《大学》则进一步将其明确化，即“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也”（《礼记·大学》）。

孔子认为，为国谋大利不必拘泥于礼。

孔子对管仲的四次评论即是证明。

“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

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孔子批评管仲以功业自满，骄奢僭越，违背了礼仪的要求，但孔子并没有因此而否定管仲的功业，反而称赞管仲处事公正，施以民众恩惠。

子路、子贡求教孔子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

孔子则认为，管仲依靠仁德的力量汇结诸侯，凭借自己的力量使民众免于战火的摧残，给民众带来了大利，符合仁德的要求。

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

孔子指出，管仲反对使用暴力，辅佐齐桓公一统天下，阻止了齐鲁之地被“夷化”的可能，此即为国之大利。

因此，评价管仲，不必像评价匹夫匹妇那样，拘泥于个人操行与礼仪约束。

四、结 语
孔子的义利观已经超出了义利关系本身，绝非简单的“重义轻利”所能概括的。

事实上，孔子的义利观有着丰富的内涵。

“见利思义”阐述的是优先性的原则。

它要求主体在面对物质利益时要优先考虑是否符合道义，并由此在德性上区分了“君子”和“小人”。

“义然后取”规定了主体可以获取的物质利益，肯定了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内在的将“利”纳入到“义”的范畴中。

“以义为利”是一种超越，孔子不仅在个体修身的视域中考察“义”与“利”，还将其与政治制度及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要求统治者发展大利。

孔子的义利观既有基础性的内容，又包含一种精神的超越性，是与孔子对整个人生的看法、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追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他不仅为个体制定了义利规范，强调个体要以修身为本，努力成为“君子”，也强调个体要从家庭走向社会和国家，为社会和国家谋取大利。

“义”沟通了“仁”与“礼”，体现了一种精神的超越性。

参考文献：
[1]朱文公文集(第24卷)[M].四库丛刊景明嘉靖本.
[2]李翔海.儒家“义利之辩”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意义[J].学术月刊，2015(8).
[3]杨永利.《论语》“学”的伦理思考[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4][6][7]钱穆.论语新解[M].三联出版社，2016.200.299.299.
[5][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2011.137.135.
(责任编辑 刘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