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四十载启航新时代征文稿精选范文(1)

辉煌四十载启航新时代征文稿精选范文（1）
我出生在印尼，父辈的教育、华侨学校的熏陶，使我从小就懂得“祖国”二字的份量，对新中国十分向往。

1957年底，高中才读了一年半，就被印尼当局以“双重国籍”为由逐出校门，终止了海外的求学生涯。

我满怀义愤，到华侨学校当了小学副教导主任、中学教师，积极传播中华文化。

1960年10月我搭乘祖国派去的接侨船“美上美”轮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被安置在云南省宾川县太和华侨农场务农，一个月后领导上安排我进入刚刚建立的昆明华侨补校学习。

学校党支部书记马敬贤校长是位老革命，他亲自讲团课，帮助我们树立革命理想。

1961年5月，我成为昆明华侨补校的第一批团员。

入团不久，就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自认为在国外是进步青年，还有过受迫害的经历，回国后积极上进，爱党爱国，应该很快就能实现入党的心愿。

1961年7月，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大学期间，处处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信任，例如1962年夏天，我参加了共青团北京市委举办的归侨学生夏令营，后来又让我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归侨小组副组长，在学校统战部领导下，做好联络归侨同学的工作。

然而，年复一年，班上同学入党了，我的入党问题始终没有被提到日程上来。

我没有气馁，认为自己在国外环境中长大，改造思想、提高觉悟的任务比国内同学艰巨，接受更多考验也是应该的，我要坚定信念，继续努力。

1965年9月，我们年级全体同学来到晋东南地区参加农村四清运动。

我分配在
长治县司马公社王董大队，和马建民副校长及统战部的两位老师在同一个生产大队，我庆幸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向师长们和农村干部好好学习。

在农村，我严格要求自己，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屡受表扬。

半年之后，工作队党支部决定把我和一位姓秦的农村小伙子列为第一批发展对象。

然而，在提交入党志愿书草表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工作队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你是归国华侨，情况特殊，你的入党问题必须回到大学去解决。

”书记还说：“我们会把你的材料和表现，如实地转给北京师范大学的党组织。

”我眼看着身边的同志顺利入党，只盼望回到学校就能解决我的问题。

谁也没料到，1966年5月我们被提前召回学校，“文革”随即开始，党组织瘫痪了，我的入党问题也就被搁置下来。

1967年底，66届大学毕业生终于踏上了工作岗位。

虽然是在“动乱”年代，学校负责分配工作的同志仍然坚持党的“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侨务政策，没有把我分配去外地，而是安排到海淀区繁华地带的立新中学（甘家口）。

我又感激，又不安。

去海淀区教育局报到时，对负责接待的同志说，我的同学都分配到黑龙江、内蒙、山西去，希望领导上能让我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

教育局的同志惊喜地问：“苏家坨中学有一位姓朱的老师因病要求调动，现在需要有人和他对换，你愿意去吗？”我立即回答“去”，于是那位老师调到了立新中学，我成为苏家坨中学建校以来的第一位归侨教师。

苏家坨中学是海淀与昌平交界处的农村中学，设施简陋，条件艰苦，住校教师分别租住在几户农民家里，要进城必须步行8里地去乘坐公共汽车。

我没有把这些
困难放在心上，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

当时受“读书无用论”影响，学生不肯来上学，我一方面深入家访，用自己在国外求学难的经历，耐心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到学校来上课；另一方面注意改革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愿意学、学得会”。

我所负责的班级连年被评为先进集体，1970年我被任命为教育革命组组长（“文革”期间，教导处撤销了，这个职位相当于教导处主任），全面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

在校党支部领导下，我和全校教职工一道，顽强拼搏，在学校基本建设和教育教学等方面取得可喜成绩，人们对苏家坨中学刮目相看。

在工作上我受到许多表彰，被评为海淀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安排到附近中小学介绍心得体会，可是，我的入党问题却杳无音讯。

有一次，军宣队指导员（“文革”期间，军宣队进驻学校，指导员担任党支部书记）找我谈心，开导我说：“有的同志可以评先进、当模范，但是一辈子入不了党。

这一点你要想得通。

”“你在党外，同样干革命”。

有的党员对我表示同情，说：“你要是没有海外关系，那该多好！”归侨有海外关系是不可改变的现实，难道归侨就不应该要求入党？我暗下决心，绝不能放松入党的追求，一定要加强学习，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坚信党组织不会永远把我拒之门外。

执着追求，终于有了结果。

1976年5月，“文革”还没有结束，苏家坨中学党支部却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上报给公社党委审批（当时的农村中小学，归公社管理），据说党委在一周之内就会批复。

可是，过了一个星期、半个月、一个月，没有见到公社党委的批复。

这时，我不禁联想起1962年我上大学不久的一件往
事：我接到了国外来信，我的一位学生参加印尼进步青年艺术团，应中国青联之邀，要来北京访问演出，届时想来看望我。

负责接待的单位与我校统战部联系，经过组织审查后通知我，某日某时到某宾馆和我的学生见面。

我按时来到宾馆，却见到艺术团的大轿车已经徐徐开动，学生只能隔着车窗向我招手，没能说上一句话。

我很惊讶，一看手表，时间没有记错，仔细一琢磨，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次公社党委迟迟不给批复，大概也是“海外关系复杂论”在作怪。

我扪心自问：“为什么要入党？”确认自己的入党动机是纯洁的，“心底无私天地宽”，我觉得应该积极争取，为归侨讨回个公道。

我鼓起勇气来到公社，对党委领导同志说：“因为是归侨，1966年四清工作队不敢发展我入党；又经过十年考验，苏家坨中学党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公社党委为什么没有批复？如果我的海外关系需要进一步调查，我愿积极配合；如果我还不够党员条件，请领导明示，我会继续努力。

”党委同志笑着说：“你不要着急，我们很快会批复的”。

两天之后，批复果然下来了，我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注：当时的党章取消了新党员“预备期”的内容）。

从1961年算起，我总共递交7份入党申请，接受15年考验，才加入了党的组织，我很珍惜共产党员的这个称号。

实事求是地说，在那个年代里，“海外关系复杂论”对我的冲击还是比较小的，但是，从我的入党经历也反映出“海外关系”确实曾经被人们视为洪水猛兽。

当时，许多归侨侨眷因为有“海外关系”就无端被怀疑，被扣上“特嫌”、“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罪名，经受种种审查甚至迫害。

有一批爱国归侨，因无法忍受政治上的歧视和迫害，痛苦地离开了亲爱的祖国，重新浪迹海外。

“反动的海外关系
论”伤害了多少爱国者的心，也给我国的侨务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给侨界带来了春天。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打通各方面的关系”。

小平同志的这番话，犹如春风化雨，让广大归侨侨眷从沉重的思想枷锁下解放出来，重新焕发斗志，侨界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侨办、侨联，积极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全心全意为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服务，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归侨侨眷心情舒畅，积极恢复了与海外亲友中断多年的联系，许多归侨回到原侨居国探亲，与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欢聚，用事实戳穿国外敌对势力编造的种种谎言，增进了海外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了解，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荣誉。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洋人都在观望，而具有爱国爱乡光荣传统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却义无反顾地率先为我国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人才，有力地支持了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事业，并进而带动全方位的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改革开放也给我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

1978年我从农村调到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承担全区的中学物理教研和师资培训工作，当时人手不够，一个人要承担两三个人的工作量，我毫无怨言，一心扑在工作上，团结依靠骨干教师，把教材教法讲座办得有声有色，推广一系列物理教学改革措施；在学校领导下，我和我的同事组织优秀教师总结教学经验，编写出版《高考复习辅导丛书》、《学生学习辅导丛书》，并参与《北京教育丛书》的编写工作，我执笔撰写的书稿累计
200余万字。

我还承担了全区基础薄弱校的群体科研项目，积极探索教学与教育科研相结合的途径，取得明显效果，受到市、区有关领导的多次褒奖。

我先后担任物理教研组长、中学教研室副主任、教育科研中心常务副主任、学校党支部书记等职，用自己的专长为海淀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期间，我被评为海淀区优秀党员，还出席了北京市党代会，1991年获得“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栏目对我进行了专题专访。

作为归侨代表，我从1981年海淀区政协成立之时起，连续担任一至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政协常委，参与政协工作23年，逐步走上社会活动的大舞台，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政协活动，反映侨界呼声，促进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为海淀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献计献策，贡献侨界的力量。

在担任了十年区侨联副主席（兼职）之后，1995年7月因工作需要，我离开了心爱的教育岗位，出任海淀区侨联第三届委员会主席（专职），1997年当选为市侨联第十一届副主席（兼职），从此，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维护侨益、为侨服务、发展侨联事业的工作中去。

2000年退休之后，我谢绝一切有酬的业务活动，继续无偿地为侨联事业做奉献，2001年—2016年的15年间，我担任北京市印尼归侨联谊会（北京市人数最多的归侨社团）执行会长，我们组织了一系列有特色的活动，践行“爱国、团结、友爱、互助”的宗旨，弘扬爱国主义传统，聚会联谊、维护侨益、扶贫帮困，为社会的和谐稳定献力；我们保持与印尼大使馆的友好交往，促进中印（尼）两国人民的友谊。

回望从事社会工作的三十多年里，“海外关系”再没有成为思想负担，而是给我
提供了广阔空间。

我曾先后7次回到第二故乡印度尼西亚，和众多亲友畅叙亲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他们也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探亲访友、观光旅游、洽谈商务。

我曾受邀在印尼主持了母校建校100周年纪念大会，联络世界各地校友，引资引智，支援祖国建设。

在市侨联的安排下，我们接待了台湾印尼归侨联谊会会长一行，共叙两岸亲情，助力祖国统一大业。

2014年春，我应印尼驻华大使苏更先生之邀，率领北京印尼归侨联谊会全体理事到印尼大使馆做客，畅叙友谊，推进中印（尼）友好关系。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退休后能够为我国的民间外交尽一份力，实现“爱国报国”的初心，深感欣慰。

4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具有“海外关系”的人士越来越多。

每年有数十万学子出国留学，归国留学人员也与日俱增，2017年度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达60.84万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为48.09万人，改革开放至今，总计已有将近80%的留学人员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成为我国创业创新事业的一支生力军。

我们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对外来资本、技术、管理、商品、服务逐步敞开大门，同时许多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做了许多工作，为实现国家的战略决策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我们要充分利用有众多海外关系的独特优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改革创新，锐意进取，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