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经典案例

中国法制史经典案例
一、囚周文王案
此案发生在商朝末期。

周文王（西伯昌）对九侯案、鄂侯案的处理结果不满，崇侯虎知道后向纣王进谗言诬陷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

”因此，商纣王将文王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

后来周文王之臣闳夭等人寻求美女、奇物、宝马进献给纣王，纣王才赦免文王，将他释放。

（据《史记·殷本记》）。

二、脯鄂侯案
此案发生在商朝末期。

鄂侯因对九侯案不满而与纣王发生争辩，被纣王处以死刑，行刑后晒成肉干。

(注释：脯－商朝的死刑，即将犯罪者杀死后晒成肉干。

）
三、田地交易案
西周初期，周王对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诸侯和臣属对土地只有占有、使用权而无处分权，不许买卖，即"田里不鬻"。

西周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封国实力的增长，宗法纽带的松弛，私有土地开始出现。

在奴隶主阶级内部，土地已经可以用来交换、赔偿、赠予。

土地国有制和"田里不鬻"的局面已经被冲破。

我们从此案中可见一斑。

四、盗禾案
此案是典型的盗窃案，载于西周中期的曶鼎铭文中。

铭文中记载的大意是：在发生饥荒的时候，匡季的众和臣盗窃了曶的禾十秭。

曶向东宫起诉，告匡季。

东宫责令匡季查捕盗禾者，匡季行礼表示听从，随后向曶交付田五田，众一人、臣三人。

被交出的四人说：我们本不愿来，真正的盗犯不出头，强把我们驱赶来了。

曶不服，再次诉于东宫，要求经济赔偿，东宫裁决："赔偿曶禾十秭，另加十秭，共二十秭。

如到第二年仍未赔偿，就要付四十秭。

"匡季只得又交付田二田、臣一人。

匡季共交付曶田七田、五人，曶减免了匡季外加赔偿的三十秭。

五、诬陷他人案
这是战国时秦国诬告从重处罚的典型案例。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记载，应判处耐为隶臣的人，以应为司寇的罪名诬告他人；地方司法机关请示如何论处。

中央司法机关批复，诬告者应耐为隶臣，并拘禁为城旦六年。

（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六、夫盗钱妻匿案
此案发生在战国时的秦国。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记载，丈夫盗窃一千钱，在妻处藏匿了三百，夫妻二人均被抓获。

法官认为妻如果知道丈夫盗窃而藏匿，应按盗窃三百论处；如果不知道，作为收藏赃物论处。

（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七、坑儒案
此案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

秦始皇晚年为求长生不老，多次派方士寻觅仙药，方士侯生、卢生等很受宠幸。

后来二人因长期求药不得，无法继续行骗，恐被处死，便互相议论始皇帝专横暴戾。

秦始皇闻讯大怒，认为儒生多以妖言惑乱民众，于是命令御史把在咸阳的方士、儒生捉来审问。

诸生互相告密，牵连多人，秦始皇亲自圈定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

另一记载，秦始皇焚书后，恐怕天下儒生不服，便从各地征召诸生到朝廷拜为郎官，前后共七百多人。

后秘密派人到骊山陵谷温泉附近冬天种瓜，结实后以为怪异，命博士诸生前往视察，在谷中将其全部坑杀。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正义》引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
八、淳于意案
此案件引发了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即汉文帝时的刑制改革。

汉文帝下令废止肉刑，用其他手段代替。

改革方案是：凡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

这样，我国奴隶制社会以来的墨、劓、刖刑开始发生了变化，从而改变了原来的“五刑”制度。

但是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汉景帝时期，两次下诏减少笞刑。

九、司马迁案
汉代著名案例。

西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李陵率军征讨匈奴，兵败后投降。

为此，汉武帝大为震怒，杀了他的全家。

司马迁认为李陵是被迫而降，为他辩护了几句，触怒了武帝，以诬罔罪被捕入狱，定了死罪。

当时法律规定，判处死刑的人，可以赎罪，或者去受宫刑，免于一死。

司马迁展开了激烈地思想斗争之后，决定去受宫刑。

后获释出狱，发愤著书，完成《史记》。

十、母丘甸妻女应从诛被宥案
此案发生于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

当时司马师辅政，镇东将军母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反抗司马氏失败，母丘俭被杀，这次起兵被定为大逆。

按曹魏法律规定：犯大逆罪的，诛及出嫁之女。

母丘俭之子甸妻荀氏，是大臣荀顗的族妹，荀顗又与司马师联姻，便由荀顗上表于高贵乡公，请宥荀氏性命。

高贵乡公下诏让荀氏与母丘氏离婚，荀氏得以不死。

荀氏所生女母丘芝，已出嫁于刘氏，按此律文应从诛，因正怀孕，被关入廷尉狱中。

荀氏上诉于司隶校尉何曾乞求恩典，求没己身为官奴婢，以赎母丘芝命。

何曾哀怜她，便命司隶主簿程咸评议道：“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轻重之法。

叔世多变，秦立重辟，汉又修之。

大魏承秦汉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诚欲殄丑类之族也。

然则法贵得中，刑慎过制。

臣以为女人有三从之义，无自专之道。

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党见诛，又有随姓之戮。

一人之身，内外受辟。

今女既嫁，则为异姓之妻，如或产育，则为他族之母，此为元恶之所忽。

男不得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

非所以哀矜女弱，蠲（JUAN）明法制之本分也。

臣以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

宜改旧科，以为永制魏帝于是下诏改定律令。

（据《晋书刑法志》）
(注释：顗－YI音，古时多用于人名。

醮-JIAO音，古代结婚时用酒祭神的礼）
十一、隋文帝违时杖杀案
中国古代儒家讲"天人感应"，所以法律规定，立春后秋分前不决死刑。

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六月，隋文帝发怒下令将触犯他的人即时"决杖"。

大理少卿赵绰进谏到：季夏之月，天地在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

文帝却说：六月虽是万物生产，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仍坚持将该犯当场处决。

（据《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十二、裴景仙乞赃罪
唐律规定，凡因赃获罪者，分为六等：强盗罪、窃盗罪、官员枉法赃、官员不枉法赃、官员受所管辖者赃、坐赃。

对"坐赃"罪处罚较轻。

律文规定：凡坐赃致罪者，一匹以下笞二十，满一尺笞三十，十匹徒一年，以上每十匹加半年，罪止三年（即最高处三年徒刑）。

十三、户绝财产处理案
北宋年间，邢州，有绝盗入户行抢，遭主人抵御，强盗将一家人尽杀，当时夫妻二人先亡，次日唯一的儿子也身亡。

宋代户中人死绝而无男子即为户绝，户绝者的家财，营葬功德之外，三分之一是给出嫁女，其余财产入官。

州司按照户绝法的规定将这家的财产断给了已经出嫁的女儿。

此案报到刑部后被驳回，理由是这家父母死时，他们的儿子还活着，财产应当全归儿子所有，所谓出嫁女儿是儿子的出嫁姐妹，无权分得兄弟的财产。

十四、典主迁延入务案
典主迁延入务案的[案例分析] 中国古代土地额买卖始于西周末年。

但有关土地的典卖，直到唐中叶才零星出现，到了宋朝，典卖不仅成为普遍的现象，并且被制度化。

根据宋朝法律的规定，典卖是活卖，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收赎。

因而典价比卖价低得多。

由于典卖土地、房产者大多数是贫困的农民，典价又大大低于卖价，素以，地主豪强理由典卖制度不仅廉价取得田宅的使用收益权，而且利用"务限之法"，取得其所有权。

十五、卢明、商忠朋党案
此案发生在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

卢明、商忠均为太监，正德年间，勾结钱宁、张雄等，接受宁府宸濠等人贿赂，内外结交，屡为不法。

正德九年，宸濠送卢明、商忠各银五百两，托伊引送张雄五百两，宝石金镶带一条。

“有先任江西安察司副使胡世宁将宸濠恶绩具奏，被伊闻知，捏情具本，差涂钦赴京馈送宁银三千两，张雄五百两，卢明三千两，各不合接受，符同蒙蔽具奏，将胡世宁诬陷辽东充军。

”“正德十二年，有原任宁府典宝阎顺，内使陈宣、刘良脱走赴京，具奏宸濠不法事件，被伊闻知，要得陷死灭口，随差刘吉前来，馈送钱宁银两千两，藏贤、张雄、张锐各银一千两，各不合接受，栓同将阎顺等俱诬陷南京孝陵充军。

彼因求讨消息，又送卢明银二百两”。

正德十三年，皇太后崩逝，“有卢明与宸濠交往素厚，不合因求赍捧报讣，前往江西，得受宸濠银三千两”正德十四年六月，宸濠发动叛乱，前项事败露。

经“三法司”、锦衣卫会审查明，卢明、商忠与宸濠只是先年交通，不曾与谋，因将卢明、商忠比照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律，斩首，秋后处决。

（据《明史资料丛刊》第一辑）
十六、郭桓案
此案发生在明初洪武十八年，当时郭桓是户部侍郎，在任期间，利用职权与地方官勾结，贪污浙西秋粮。

案发后，朱元璋亲自参与审判。

经查实，此案的赃款折合精米共达二千四百万石，属情节严重的大案。

结果郭桓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数百人均被处死，追回赃七百万石。

连坐入狱者达数万人。

（据《御制大诰初编》第二十三、二十五、四十二）
十七、庄廷龙文字狱案
以“文字狱”形式惩罚异端思想，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是清朝法律的主要特点之一。

所谓文字狱，是指清统治者在知识分子的著述中，故意摘取其中的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

此案例是清朝“文字狱”的开端。

十八、查嗣庭试题案
此案是雍正朝发生的一个典型文字狱案。

查嗣庭是浙江海宁人，康熙朝进士，后经隆科多荐举官至礼部侍郎。

雍正继康熙称帝后，着手搞掉详知雍正上台内幕的隆科多，于是查嗣廷首当其冲。

雍正四年（1726），查嗣廷在江西做正主考。

根据科举八股文命题的惯例，他选《诗经·商颂》上的句子出了一道“维民所止”的命题。

不料却被人告发借出题名义用“维”、“止”二字影射“雍正无头”，蓄意要砍雍正皇帝的脑袋。

于是雍正下令将查氏革职后，交三法司定拟具奏，第二年依律判处凌迟处死时，查嗣廷已死于狱中，仍被戮尸枭首，子辈株连死罪，家属流放。

（据《千古文字狱》第76页）
十九、天津教案
清末著名教案之一。

同治九年（1870）四月，天津发生多起以妖术迷拐人口案，案犯供称迷药来源于教民王三。

于是民间便传说天主教堂派人迷拐小孩，挖眼剖心以作药用，更传义冢内尸骸暴露者为教堂所弃，一时群情激愤。

五月二十三日，五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天津道周家勋会同法国领事丰大业审讯案犯。

天津市民闻讯后围观并与教堂人员发生冲突。

崇厚派人弹压无效，法国领事丰大业责骂崇厚并向崇厚开枪恫吓。

出城弹压民众的官兵在回来的道上与丰大业等相遇，丰大业枪击官兵。

围观的民众愤而将丰大业打死,并鸣锣集众，烧毁教堂等，并杀伤教民等数十人，误杀俄商人三名。

案发后，清政府极为重视善后处理，遂派直隶总督曾国藩与崇厚会同办理此案。

不久，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与曾国藩协办此案。

最后，滋事人二十名被处以死刑，其他二十余人发配。

清政府出资二十一万两银子修建教堂，赔偿死亡英法俄国人殡葬银二十五万两。

崇厚前往法国将此案办理结果照会法外交部。

（据《清代通史》第三册）
二十、宣告破产案
该案发生于1926年。

贵州某县有甲，欠乙、丙、丁、戍等数十余家债务，所有产业不足清偿。

乙因催索债务，与甲先行涉讼到第一审，丙、丁、戍多人也先后具状到第一审，向甲索债。

甲不得已，即向第一审法院请求宣告破产。

经第一审谕令在外和解，甲于是与乙、丙、丁、戍多人在外商议和解。

将所有产业照破产办法分成偿还，不足的金额由甲书出欠款字据交乙丙丁戍等人，等到甲有偿还能力时，陆续清偿。

丙、丁、戍等声言除乙外，愿意与甲和解，并具状到第一审，请求销案，经一审照准在案，尚未履行。

而甲与乙债务不能了结，遂
仍声请破产，经第一审裁决，准许破产，并将甲、乙先行涉讼案裁决中止。

受理上诉的贵州高等审判厅对于乙的请求不无疑问，于是产生了两种意见（1）国家未设有破产法，遇到破产事件，应适用习惯和条例，就习惯而言，我国从未有破产的实例；就条例上讲，破产是为多数债权人，分配其未能满意的债务人少数财产，而保持其均衡起见，因此须设立财团，区别优先权和普通权，作为合理分配的标准。

若债权人只有一人，上述程序就无实行的必要。

既然甲与丙、丁、戍多人和解，则甲现在的总债权人仅是乙一人，依上述条例，第一审准甲宣告破产，已属不合，又将甲、乙涉讼案件裁决中止，并入破产案中办理，尤为错误。

故乙的抗告应该受理。

（2）《民事诉讼条例》第二百十四条载："当事人受破产之宣告者，关于破产财团的诉讼程序，于依破产之规定，有诉讼之承受或破产程序终结前，中断本案。

"甲虽与丙、丁、戍等多人和解，乃是照破产办法摊还不足的数额，由甲立欠款字据等有偿还能力时继续清偿，则甲于丙、丁、戍等的债务未经完结，而丙、丁、戍等无论与甲和解与否，当然认为是破产财团的债权人。

退一步说，就算丙、丁、戍多人的债务已经完结，仅只乙一人有债权，而甲的产业又不足以清偿乙的债款，甲不宣告破产，还有别的办法吗？因此第一审准甲宣告破产，自无不合。

依上述条例，将甲乙涉讼案裁决中止，并入破产案中办理也无不是。

究竟何说为对，贵州高等审判厅也无从判断，于是向大理院询问。

1926年10月21日，大理院回函说：申请破产如确确已具备要件，法院自应允准；并依法把该第一审中止，并入破产案中办理（当事人受破产的宣告者，依《民事诉讼条例》第二百一十四条有中断的规定）。

至于丙、丁、戍等的状请销案，不过是将其与甲涉讼的案件撤回，并不是成立协谐契约，与能否申请破产毫无关系。

第一种观点认为债权人只有一人属于理解错误。

据此，贵州省法院得以终结此案。

（据《中华民国大理院解释例全文》）
二十一、七君子抗日案
1936年5月31日，沈均儒、邹韬奋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御辱、一致抗日的号召，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积极宣传组织抗日救亡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红军和谈，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

1936年11月23日，南京政府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支援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扰乱社会治安，危害民国"为借口，由上海市公安局会同英、法租界捕房，将沈均儒、邹韬奋、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非法秘密逮捕，分别押送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第三分院。

"七君子"被移送法院当天，当局就企图将他们转解苏州高等法院审判，在辩护律师的反对下，当日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开庭。

法官被迫驳回捕房律师和公安局特务的请求，裁?quot;责付律师保释，改期再讯"。

25日和27日，高二、高三两个分院，又签发重新逮捕拘票，将沈均儒等秘密逮捕移送到上海市公安局羁押。

史良于12月30日自动到苏州高等法院投案自首。

苏州高院经几次秘密审讯后，检查处于1937年4月4日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对沈均儒等人正式提出"公诉"，罗织被告阻饶"平赤"之国策，作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抨击宪法、煽惑工潮，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张，组织和参加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的团体等十大罪状"。

起诉书公布后，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上海一些爱国律师联合组成辩护团，为"七君子"辩护。

6月11日法院开庭，经过三小时的庭讯，决定次日续审。

辩护律师以审判官拒不重视、采用有利"被告"的证据，与检察官串通一气为理由，申请审判官回避，审判中断。

"七君子"入狱后，国内学者、名流、抗日将领、各界人士以及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纷纷来电进行营救。

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十六人还发起"爱国入狱运动"，联合具状要求以"爱国罪"入狱"羁押"。

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压力下，南京政府不得不授意苏州高等法院于7月31日对沈均儒等停止羁押，"具保释放"。

此案以沈均儒等胜利出狱而实际告终，但直至1939年1月26日，才由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宣布撤回这一案件的"起诉"，在法院程序上宣告
了结。

（据《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上）
二十二、沈崇受辱案
1946年12月24日晚，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去平安电影院看完电影回家，路过东单的一条胡同时，被美军驻北平海军陆战队两名士兵挟持到东单操场。

美兵皮尔逊在另一名美兵帮助下，对沈崇连续施行奸污。

事件发生后，激起全国人民对美军暴行的极大愤怒，纷纷要求严惩凶犯。

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在1946年12月28日提出一个备忘录，要求惩凶、赔款、道歉及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以此缓和人民的愤怒情绪；另一方面又把此事说成纯系法律问题，不顾人民的抗议，于1947年1月，将主犯皮尔逊交美国海军当局单方面处理。

并宣称只要通过美方的军法审判即可解决。

同年8月，美国海军部宣布，皮尔逊无罪释放。

（据《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下）
二十三、黄克功逼婚枪杀刘茜案
本案发生在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城。

黄克功原系延安抗大十五队队长，少年参加红军，长征至陕北。

被害人刘茜系太原进步学生，冒险冲破封锁线，到延安抗大十五队学习。

黄与刘经短期接触，有了一定感情后开始恋爱。

后刘转入陕北公学后，两人逐渐疏远。

刘茜对黄克功的纠缠渐生反感，屡次批评劝说无效，表示拒绝同黄克功结婚。

黄克功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

于是萌发杀害刘茜的念头。

1937年10月5日夜，黄克功携带手枪，找刘茜到延水畔的沙滩上谈话，当刘茜明确表示拒绝同黄克功结婚时，黄掏出手枪向刘连击二枪。

案发后，有的干部以黄克功对革命贡献大，请求赦免。

黄本人也自恃功高，写信给毛泽东和审判长雷经天, 请求从轻处罚。

但边区高等法院在院长董必武的主持下，顶住各种压力，坚决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公正地审理了此案。

同年10月11日，在被害人所在的单位-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公审大会。

抗大政治部胡耀邦等为公诉人。

边区高等法院雷经天任审判长，经过审理，证据确凿，本人也供认不讳，当庭宣判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

（据《中国法律史简明辞典》第306页）
二十三、封捧因婚上诉案
本案发生在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华池县温台区第四乡。

该乡居民封彦贵有女封捧，早在1928年当女儿年幼时，封彦贵将封捧与张金才次子张柏订立"娃娃亲"。

至1942年5月，封捧长大成人，而当地"聘礼"大增。

封彦贵为多取"聘礼"，要求与张柏解除婚姻，另以法币2400元，硬币48元为礼，暗将女儿许配给南源的张某为妻。

后被张金才知道，告发至华池县政府。

经华池县裁判部裁决，撤消后一次婚约。

1943年2月，封捧到赵家坬子吃喜酒，恰好遇到张柏，表示愿意同张结婚。

不料，其父封彦贵却在同年3月，以法币8000元，硬币20元、哔叽4匹，将封捧许给庆阳县朱寿昌。

张金才闻信后，纠集张金贵等20余人，携棍棒在3月13日夜，闯入封彦贵家抢走封捧成亲。

封彦贵至华池县控告，县司法处未作详查，即以"抢亲罪"判处张金才六个月徒刑，宣布张柏与封捧婚姻无效。

判后双方均不服。

担任陇东专员、边区高等法院分庭庭长马锡五来华池县巡视工作，亲自受理了封捧的上诉案。

马锡五深入群众调查，了解到封捧"死也要与张柏结婚"，不愿听从父意同朱姓结婚的事实后，便协同司法处同志在村公所举行公审会。

会上审明案情，重作判决如下：（1）封捧与张柏自愿结婚，按婚姻自由的原则，批准其婚姻有效；（2）张金才等黑夜聚众抢亲，有碍社会治安，判处徒刑，随从者予以批评教育；（3）封彦贵以女儿为商品，索取高额彩礼，变相买卖，科
以劳役，以示警戒。

这一判决维护了正确的婚姻，受到群众广泛拥护，被罚者也表示服判（据《马锡五审判方式》第26－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