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鲜活可感的人——评毕飞宇“王家庄”系列小说中的人物塑造

那些鲜活可感的人——评毕飞宇“王家庄”系列小说中的人
物塑造
黄婷
【摘要】毕飞宇的＂王家庄＂系列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极为日常化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大多在之前的＂文革＂题材作品中是不曾有过的,他们甚至触及到了被我们忽略的命运的沉重与压抑。

较突出是其中形成鲜明对比的两类人,一类是被新的阶级划分出的命运与传统文化积淀相结合而产生的＂权利异化＂的人,一类是在这种艰难环境中,孜孜追求健康生存的基本人权的＂追求本真＂的人。

这些作品传达了作者对＂文革＂那段历史的独特的个人反思,也向人们传递了逼视灵魂与命运的悲剧深度。

【期刊名称】《长春大学学报》
【年(卷),期】2010(020)007
【总页数】3页(P67-69)
【关键词】“王家庄”;权利;异化;本真
【作者】黄婷
【作者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文学部,湖南长沙4102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5
青年作家毕飞宇，在新世纪推出了被评论家称为“王家庄”系列的系列小说(即“玉篇三章”《玉米》、《玉秀》、《玉秧》和长篇小说《平原》)。

在这个系列中，毕飞宇以其深沉的目光，对那块被“知识涤荡”过的土地上的人予以注视，以一种贴心贴肺的真诚与他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使得他的创作获得了一种逼视灵魂与命运的悲剧深度。

更有评论家指出，这个系列使毕飞宇“首次(在文坛)表述了不再纠葛于‘现代’的自在无碍的中国生活经验”［1］50。

尽管他也被冠名在“六十年代生”、“晚生代”、“新生代”等诸多称谓之下，但这个“王家庄”系列已使他“迅速摆脱了自己在新生代中模糊不清的位置，并事实上与余华、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阿来诸人一起汇成一种新的写作努力”［1］50。

当然“王家庄”系列小说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小说中那些鲜活可感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大多在之前的“文革”题材作品中不曾有过。

毕飞宇在小说中既没有给我们重点描述“文革”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戕害，也没有讲述“文革”中的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既没有痛斥“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也没有控诉时代的不公。

作者用他极为日常化的方式反思了“文革”这段历史，他强调的是，对人物而言，“文革”只是一个诱因，他们只是“文革”的间接受害者，而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往往是他们自己。

这种人物在以前的“文革”叙事文本中是很难见到的。

在作者体贴入微的观照下，玉米姐妹、端方、吴蔓玲、三丫等的爱与恨，痛苦与挣扎，欲望与虚荣，卑贱与高尚等等，一个一个真实而鲜活地显现出来，他们引导着读者去感知生活的冷暖，甚至触及到了被我们忽略的命运的沉重与压抑，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动了我们。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两类人物，即“权力异化”的人和“追求本真”的人。

毕飞宇对于乡村的认识，正如他自己在《平原》中所写的一样：“东潭村无非就是这样，除了人们说话的口音有一些别致的地方，剩下来的，几乎就是王家庄的另一个翻版。

几棵树，几间低矮的草房子，中间一些人。

”在这样的认识下，毕飞宇在
“玉篇三章”与《平原》中所描绘的王家庄就具备了普遍的代表性。

传统的农耕文明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自然生产节律和乡村传统文化习俗，被改造过了的人化自然作为人生存的必要条件，它对人有巨大的反作用——控制了人的生活节奏，把人牢牢地钉在土地上，如同绵延数千里的平原一样，乡村的传统文化习俗并没有改变它的精神内核的落后性，它如同投影机一样将两千多年的文化积淀投影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构成了我们集体的文化心理。

这种文化心理的精华显而易见，但糟粕也是不可回避的。

它缺乏人文精神，缺乏对人尤其是对女性的尊严和自由生存权利的尊重，对权力的崇拜奴役着每个人的命运。

毕飞宇说：“我们的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做‘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被损害的’身上……对我们来说，不把‘人在人上’这个鬼打死，‘一切都是轮回，一切都是命运’”［2］。

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虽然封建的制度被打破，但由政治所人为划定的狭小的阶级空间无疑极大地影响着人的精神，阶级地位和出身往往决定着人的命运。

新的阶级划分出的命运与传统文化积淀相结合势必产生异化的“极权文化”，“王家庄”便是这种“极权文化”的缩影。

在王家庄，代表权力的村支书与普通村民的关系，毕飞宇在《平原》中用了一句很形象的话来表述：“你(村民)的命在人家的嘴里头，可以是她(村支书)嘴里头的一句话，也可以是她嘴里的一口痰。

”评论家李子云对《玉米》中的权力书写有这样的评价：“它不仅写出在那个封闭的年代，那种落后的地区的权的威力——一个最起码的基层干部滥用权力的那种一无阻挡的气势，而且，它通过两个主要人物的对立、摩擦、妥协直至合谋，一层一层揭示出了权力意识、权力欲望对人的诱惑，对人性的腐蚀，以及它的强大的、绵亘不断的延递作用。

正是对于‘权’的强大诱惑力、‘权’的顽强的繁衍传递力量的表现，使得这个故事超越了时空的限量，取得了不一般的效果。

”［3］这种权力书写的成功主要表现在某种被“权力异化”
的人的塑造上。

王连方、王玉米与吴蔓玲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王连方十多年中一直担任王家庄的支书，在王家庄这样一个充满“文革”色彩的封闭小社会中，王连方支书的权力足可以威慑到所有的村民以及尽情挥霍他的欲望，那个象征着权力话语的高音喇叭就安放在他家中，他随时可以对村民发号施令，“王连方最大的特点是所有人都怕他。

他喜欢人家怕他，不是嘴上怕而是心底里怕，你要咽不下去，王连方有王连方的办法，直到你真心害怕为止。

”在传统的“打狗看主人”、“不看僧面看佛面”的心理作用下，王连方成为王家庄不折不扣的土皇帝。

“以权谋性”便是其权势淫威的一个侧面的表现。

在权力的庇护下，王连方猖狂到丧失了起码的廉耻。

十多年间，他睡遍了王家庄老中青三代女人，甚至当他与本村一妇女成就好事时，女子的丈夫突然回家，他竟不慌不忙地反客为主道：“有庆哪，你在外头歇会儿，这边快了，就好了。

”有庆敢怒不敢言地离去，他却埋怨：“这个有庆哪，门都不晓得带上。

”对于王连方的寡廉鲜耻，小说中最意味深长的一笔是，作者在他触犯军婚被“双开”时写道：“怪只怪秦红霞的婆婆不懂事，事后人们都说，秦红霞的婆婆二百五，真是少一窍——王连方要是碰上一个聪明的
女人，肯定过去了。

”由此可见，滋养王连方“特权”的正是王家庄的百姓，在他们看来，“有一官半职的男人与女人上床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文化心理和对权力的膜拜与屈服下，王家庄的男人女人们深谙为“人下人”之道。

也正是这种异化的心理，异化了王连方手中的权力。

王连方的长女王玉米对权力有着天然的认识与独特的情感，这个普通乡村妇女对于权力的自觉依附的意识，足以让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身影。

玉米为人木讷、行事不动声色，而她的一生对权力的执著追求不得不让人惊叹。

玉米的故事并不复杂，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帮忙接生——照料小八子——家中掌权——维护王家门风——恋爱——相思——失恋——城里相亲——以身相许。

这条线索包含了玉米从少女过渡为冷傲的郭师娘的过程，也包含着她将青春与智慧委身权力的过程。

作者通
过玉米对权力全身心的依附过程，无疑为我们展示出权力对人性的戕害与异化过程，正是权力欲望的诱惑，导致人付出所有的人格尊严，失去自我意识。

与玉米利用美色获得权力不同，王家庄继任王连方村支书的女性却是为了权力放弃了美色。

这个南京来的漂亮女知青在革委会洪主任“前途无量”的感召下，忘却了自己女性身体的存在，自觉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个铮铮男将，这一改造使得她获得了村支书的权力，一路感觉良好，放弃了回城的机会，以为使用权力让心爱的男人当上兵便可以和他好好享受一段时间。

但是，正是在这种对权力的忘我依附和自身的原始精神需求的矛盾抗争中，吴蔓玲精神失常了。

权力又一次完成了对人的异化。

在毕飞宇的“王家庄”系列中，权力对人的异化是司空见惯的，但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作者也塑造了另一类人物，他们也是在为权力孜孜以求、苦苦挣扎。

但这种权力并非“人在人上的鬼”，而是人健康生存的基本权利，即基本“人权”。

虽然这种挣扎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必然以悲剧收场，但正是他们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率真与勇敢，给人们展示出生命与生俱来的鲜活一面，从而使得这些人物形象具有感动人心的审美力量。

在王家庄这个物质与精神双重紧张的环境中，唯一能释放和缓解压力的可能恰恰是最原始的生命冲动——爱与性。

玉秀是毕飞宇笔下最漂亮、最灵动的女子。

这个
狐媚子不光漂亮，而且知道在漂亮上下工夫，渴望凭借自己的美丽获得自由自在的安逸生活。

这种要求对于一个漂亮女子来说决不算高，然而，这样一个灵秀的女子出生在支书家庭却不光没有受到特权的恩惠，反而以被轮奸的方式被迫为父亲的荒淫买单。

在旁人眼中失去爱的权利的她，却偏偏爱上了自己姐夫与其前妻之子郭左，尽管这次的爱让玉秀承受了更大的灾难，但较之玉米对爱的全然麻木、玉秀遍体鳞伤的绝望式的自我拯救更能让人感受到人性的存在与鲜活。

不仅如此，毕飞宇在王家庄系列中，还书写了人畜的畸恋，对人的世界心存怀疑的老骆驼对猪的变态行为，吴蔓玲对“无量”狗的变异暧昧关系，这些源自生命原始本能追求的变异情感，让
人在可悲可叹之余，不能不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悲剧震撼。

评论家王长国说：“从《地球上的王家庄》到《玉米》、《平原》萦绕我们脑际的仿佛是一出又一出的西西弗斯神话般的隐喻——那些向往外面世界的年轻人不断
地想要走出去，然而，走不出的王家庄就像是个宿命的魔窟，不断吞噬着他们的梦想、激情甚至生命。

虽然不免要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但他们仍然不断地挣扎着。

”［4］王玉秧便是“谁都不靠，完全靠她手里的一支笔，一横一竖，一撇一捺，硬是把自己送进了城”。

然而，自卑的她却因为不能摆脱的“做人上人”的王家庄思想，以致沦为极权的工具而不自知。

然而她痛苦的挣扎、惨痛的付出却感动着读者。

正如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说，毕飞宇的这篇小说是他所读的2001年的中篇小说创作中最为感人的一部。

与玉秧的身体逃离了王家庄而精神无法逃离相比，《平原》中的王端方却是身心都渴望逃离却无法逃离。

王端方的阳刚之气，他的高学历、足智多谋以及他在县城读过书的经历，都提示着他不可能永远属于王家庄，恋人三丫的死更加剧了这种逃离的渴望，而端方也为了能逃离即当上兵，付出了一个男人最可宝贵的尊严——给女支书吴蔓玲下跪以求得她的怜悯与同情。

然而，遭受强暴
与威胁的吴支书不可能为了对他的爱情而放弃自己的权力与名誉，端方的青春岁月，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必然掩埋在这魔窟一般的王家庄。

这是怎样压抑与枯竭的人生!
在这里有爱不能传达，有情不能倾诉，有理想无法实现，传统与现实就像一张逃不脱的网，桎梏着人生，压抑着人性，毕飞宇的成功之处就是为我们塑造了那个年代中国乡村的孤独而痛楚的灵魂。

【相关文献】
［1］张均.“现代”之后我们往哪里去?［J］.小说评论，2006(2).
［2］毕飞宇.沿途的秘密［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22.
［3］李子云.汁液饱满的《玉米》［J］.当代作家评论，2002(5)：94.
［4］王长国.人为什么会如此不尽如意：评毕飞宇的长篇新作《平原》［J］.理论与创作，2006(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