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与礼：东周社会变化中的豆、觥（匜）之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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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四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20页。

[2] [美]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与政治危机》，徐峰译，汤惠生校，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7年版，第250页。

[3]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摘 要】 东周是先秦社会
变动较大的时期，周天子的统辖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削弱，诸侯的实力提升，并出现了新的诸侯国。

在大的社会背景下，中小贵族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地方生业及经济大为发展，日常生活更为清新多样，思想文化也更为多元。

后世礼学家称之为“礼崩乐坏”，并非实情，透过对两种青铜器类豆、觥(匜)演变的剖析，可以窥见社会变化与礼器演进的关系。

【关键词】 东周；礼崩乐
坏；豆；觥；匜
器与礼：东周社会变化中的豆、觥（匜）之革
张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周朝是中国上古重要的时期，其思想及礼法奠定了后来中华人士的思维模式，甚至影响至今。

历史学家眼中，周朝被分为西周、东周两段。

牧野之战后，西周对殷人制度损益，所谓商周沿革。

东周时期，社会变化及动荡程度远远大过西周，之前多以“礼崩乐坏”一言而过，少有中层性质的观察。

本文拟以青铜礼器为切入点，讨论东周的社会变化及其对铜器的影响。

两周历史中，重大事件之一亦有平王东迁。

于周人视角，周朝仍在，国祚继续，未若后世的田氏代齐。

周天子的威仪渐失，遂不能约束诸侯，诸侯霸业大过王政，进而公卿分立侯国，亦交战频仍、兼并土地。

史家依据平王迁都洛阳，在丰镐之东，亦称之为东周（公元前
770—前221），平王之前居于镐京的周朝，则为西周（公元前1045—
前771）。

东周分“春秋”“战国”前后两段，前一段以各国史书春秋纪年为名，后段则是以交战史势而言。

总之，西周实行的以周王为核心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1]的政治格局不复存在。

其政治格局实质是上以德为枢纽将神权与王权弥合，形而下层面则以血缘维系着土地和贡
赋资源。

上述不啻为东周社会的重大变化，亦可看作是“进入了一个政权结构与西周迥异的新时期”[2]。

东周时期，周王虽为名义上的天子，但管辖力与号召力都大为减弱，大一统的实质也悄然失掉。

所谓“周室陵迟，礼崩乐坏，诸侯恣行，竟悦所习”[3]，是东汉人的观念，亦有西汉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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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研究 2020年第5期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182页。

[2]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页。

[3] 此为汉武帝志得意满之言，自是与三代实情相差较远，孔子曰：“殷因
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论语·为政》，《四书章句集中》，第59页。

）
[4] 此段见于《论语·八佾》，“是可忍，孰不可忍”，后人多有误解，对八
佾不是不能忍，其因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在语境上的差异。

吴斗南《两汉刊误补遗》曰：“盖言尊家庭而简宗庙”（见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8页），甚是。

孔子后曰：“人而
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亦是超越礼乐，直至核心问题 — 仁。

[5]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哀公十二年》，第1669页。

[6] [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页。

[7]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成公二年》，第788页。

这是左丘明记载孔子
所说的一段话，“器”也不完全是今天所言的铜器、器物。

孔子之言有相当程度的复古思潮，同年（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宋文公死而厚葬，“椁用四阿，棺有翰、檜”（《春秋左传注》，第802页），用殉，被认为是“不臣”。

[8] 张翀：《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豆卷》，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9] 张翀、刘莹莹：《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觥卷》，科学出版社
（待出版）。

统淬炼的影响。

《论语》最初的“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的说法，则是宰我认为居丧三年不习礼乐而崩坏的隐忧。

[1]孔子给出“不为”的理由，恰好也说明，在礼乐面前，人的情感及其活动更为优先。

而礼、乐连称的说法较早出现在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诏中，“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2]。

元朔五年之前的几年，正是武帝推恩削王、击匈奴、降东夷的时期。

次年，卫青绝幕击匈奴，武帝才放言“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3]。

可见，礼法都是为大一统服务的，而东周的实际情况又与西汉社会不同。

《春秋》《左传》虽对乱臣贼子秉笔直书，然却未有涉及道德评判。

孔子对季氏八佾的僭礼，很大程度是“是可忍”的微讽。

[4]孔子认为季孙氏田赋“不度于礼”，是看到实质，过度征收乃是为用兵[5]；而
非简单的“不礼”。

这些恰说明是当时社会结构有所变化，金字塔顶部的贵族阶层出现松动、解体，并涌现出新兴贵族群体。

例如护送平王迁都于洛阳的秦伯，后被封国。

这一变化趋势也相应发生在诸侯国内部，层级也出现映射式的降低。

“君王完全丧失了权威，各诸侯国都忙于解决内乱。

”[6]在整体社会处于礼乐社会的变调下，其变动亦反映在礼器上。

青铜器之所以称之为彝器，是因为在以祭祀为核心的礼乐活动中承担了重要的道具作用。

“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子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

”[7]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动、阶层成员的升抑，青铜器也相应发生一些变化。

这一变化亦非渐变式的器物演进，而具有骤变的特性，亦可称之为礼器革命。

简言之，就是器具要符合新兴贵族的使用，其功用要合乎他们自身的礼乐活动的场景。

物质文化的革命，不同于人类社会的革命，基本不体现出暴力性。

我们也只是借用革命一词，仅指器物形制变化的剧烈，甚至出现了人为特意的改造。

限于当时制器工官制度以及现今材料发现的碎片化，我们难以具体说到某位工匠的创制，只能就整体器物发展的趋势来论证。

所谓礼器革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之前既有的器物，经过某些局部构件的改造，功用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二是之前已经消亡的器具，重新复刻，开始承担新的功能。

前者以豆器为代表（图
1），经过加深腹部等改造，在器物组群中，等级得
到提升。

[8]
后者以觥器为代表（图2），西周早期之后，
作为酒器的觥逐渐消失。

[9]西周晚期，这类器物被重新拿来制作，缩减腹部容积，降低流口折率，成为一种新的器物—匜（图3），且与盘配合使用。

虽然是水器，但亦为食器的附属。

图1 曾侯乙豆（采自《湖北出土文物精华》，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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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邵晋涵撰，李嘉翼、祝鸿杰点校：《尔雅正义》，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86页。

[2]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新干县博物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
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3] 彭明瀚：《新干大洋洲商墓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江西省文
化厅编《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孙华：《新干大洋洲大墓年代简论》，《南方文物》1992年第2期。

[5]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士昏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7—164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
的发掘》，《考古》1988年第10期。

[7] 李学勤：《青铜器中的簠与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81页。

[8]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士冠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9] 陈芳妹：《晋侯对铺—兼论铜铺的出现及其礼制意义》，《故宫学术季
刊》第17卷第4期。

一、铜豆的革新
豆形器物出现的时间很早，早在陶寺文化中就有木豆的身影，铜豆多是模仿陶豆而制。

故“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1]，皆是指不同材质。

器形多为高脚，或柄足，上指浅盘，便于手持用以执献之礼，其“豆”的古文字字形也能印证此点。

考古
所见最早的铜豆在商代晚期，江西新干大墓出土了一
件假腹粗柄豆（图4）。

[2]豆柄较粗，明显仿制同期陶器，如吴城遗址三期的陶豆[3]，豆腹亦为假腹。

假腹及浅盘的做法，在当时商人的政治中心—殷墟也比较常见，如河南安阳小屯388号墓的白陶豆。

[4]限于材料零散，新凎豆的形制为当地自行发展还是殷墟影响，不得而知。

然而，商代晚期以及西周早期，豆多是这种粗柄浅盘形。

此与功用不无关系，这一时期的豆多是盛葅醢的。

文献亦称：“醢酱二豆，葅醢四豆，兼巾之。

”[5]所谓葅醢，当是酱菜、肉酱或其他调味品，安阳郭家庄1号墓所出铜豆（图5）内就有鸡碎骨[6]，可以证明。

商代铜豆具体使用，乃为配
合鼎实中的煮肉，用以蘸佐。

实际上是与酒器相配，背后是有商人重酒的社会文化及其器用思想的。

进入西周，整体社会运行与商人不同，周王发布《酒诰》，抑制饮酒。

亦基于此，西周铜豆只发现了寥寥数件，姬姓周人很少使用豆，多少跟重食有关。

这一阶段，相关器形功用被铺类器所承担。

这是一种镂柄的浅盘器[7]（图6），被认为是豆器的另类器形。

它的起源
为竹编器，文献多称为笾，被制作成铜器后，可能多用来盛干物。

《士冠礼》亦谓：“再醮，两豆：葵菹、蠃醢；两笾：栗、脯。

”[8]有学者也认为其是盛稻粱
的[9]，然考虑铺盘深度一般为2厘米，有些要深一些
，
图2 日己觥，为时代较晚的一件铜觥（采自《陕西青铜器》，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版，第159页）
图3 朕匜（采自《陕西青铜器》，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版，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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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研究 2020年第5期
[1] 详见张翀：《略论宋公铺与山东豆器》，邹芙都主编《商周金文与先秦史研究论
丛》，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9—87页。

[2] 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县图博馆：《宝鸡县西高泉村春秋秦墓发掘记》，《文物》1980年第9期。

[3] 张懋镕：《西周重食文化的新认识—从甘泉县阎家沟新出青铜器谈起》，《考古
与文物》2009年第1期，后收入张氏著《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146—154页。

[4] 陈公柔：《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后
收入陈氏著《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79—100页。

即便是盛稻粱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容积。

陈芳妹解释为粢盛祭器，也有一定道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器物与传统豆器交错发展，将豆改造成粢盛器也多是受铺器的启发。

西周的周人贵族没有使用豆器的习惯，而铺器则多集中于“三周”地区，为姬姓高等级贵族人群使用。

其主因是周人更为理性，不提倡饮酒。

春秋时，铺器也有流传，开始为周人以外的人使用，如山东枣庄徐楼及传世的宋公铺（图
7）。

[1]而彼时的传统豆器仍是以盛酱料或肉汁为主，其功用是配合佐酒使用，也就不被周人所用。

进入东周之后，新兴贵族的涌现。

尤其因为屡次的政治事件，伯一级的新贵被
纳入新的政治势力版图。

这就需要多样且新式的彝器予以确认，出现了新的器种，如簠、盨等。

另外，一些旧的器类又被翻新，像铜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食器—确切地
说是粢盛器的范畴。

周生豆[2]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周生豆（图8）时代为西周中期，但其制器思路对东周豆器启发很大，它集合了前期豆器（粗柄、浅盘）以及铺器（镂柄）的特征，柄部为垂鳞纹且有竹节箍手，可视为铺（笾）器的变化。

然从其铭文判断，器主非姬姓，与周人有联姻关系，这层亲缘或是改造的动力。

虽然也有假腹，但整个腹深加大了，达4厘米，而且为盍口，开始向更为纯粹的食器转换。

对于豆器而言，豆体增高，腹深加大是一种变革性质的器形变化，有助于它向粢盛器的过渡。

粢盛器主要是盛黍等蒸制的粒食，更为彻底。

其实周人转化礼器，并不限于器形，更早就有将酒器的列卣形式变革成列鼎。

[3]故此，将器形加以变革也就不在话下。

这样一来，豆器又重新回到食器的行列。

其背后也有礼制的变化，商人认为祖先有神格，并采用旬祭的形式。

姬周立国后，为前代王修建宗庙，进入东周，以《士丧礼》《既夕礼》为代表，祭法更为繁密。

[4]而朝夕
图4 新干假腹粗柄豆（采自《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辑粹》，中国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
图5 郭家庄铜豆（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2·商2》，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图6 1974年扶风县强家村窖藏重环纹铺（采自《周原青铜器》第2卷，巴蜀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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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与礼：东周社会变化中的豆、觥（匜）之革
[1] 张懋镕：《试论商周盛食器的兴衰》，《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200—236页。

[2] 张懋镕：《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容器器形演变与功能转化的互动关系》，《古文字与青铜器论
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9—191页。

[3]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桓公五年》，第107页。

[4] 参见[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小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 钱穆先生曾论：“及平王东迁，以弑父嫌疑，不为正义所归附，而周室为天下共主之威信亦扫
地以尽，此下遂成春秋之霸局。

”钱穆：《国史大纲》，台湾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7页。

[6] 胡保国：《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2020
年版，第44—62页。

哭奠就能用生人的日常用器。

[1]这也就一举彻底改变商人以酒或血祭祖先的传统，盛黍等粒食食器的地位得到抬升。

春秋中期，铜豆完成了彻底的改变，其形制为器腹较深，多为8至10厘米；柄足保留，长度适中；另外多有豆盖。

豆器的改造，也受到其他器物的影响，如设置盖是受到敦器的影响。

因为，较大的捉手或长支足（图
9），可以让盖翻转却置，暂时盛放食物，以备不时之需。

经此改造后，春秋战国时期青铜豆得以在全国流行起来。

从中
原到周边地区都有发现铜豆，包括临近内蒙古草原的地区，以及长江下游。

春秋后期，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中小贵族墓葬中，还盛行着鼎、豆、壶的组合。

可见，豆器已经深入人心。

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豆腹的加深，促使功用转变，可以像簋一样盛放黍、稷之类的食物，甚至出现了“豆替代簋的变革”[2]。

在器物的背后，
整体社会意图酝酿更为完备的礼仪，如四时之祀。

《礼仪 · 月令》曰：“孟秋之月，农乃登榖，天子尝新，先荐寝朝。

”尝祭在七月，蒸祭则在冬十月。

这与人们日常生活亦息息相关，“始杀而尝，闭蛰而烝”[3]。

后来，尝、烝都成为常祀，引发开始使用容量不大，且轻便化的盛器。

经过变革后的豆器也就成为盛器中的主力。

总体说来，以祭祀为核心的礼仪从悼念亡者转变成更为广泛的纪念活动，更有利于缔结社会成员的记忆。

[4]愈是社会剧烈地变动，愈是要加强成员的文化记忆，重复和解释都是一种统治需要。

当时社会变化最为显著的两点：一是政治（尽管只是名义上的）
中心（成周、洛邑）与文化中心分离。

因为平王有着弑父的嫌疑[5]，
周天子的权威遭到损害，而鲁国乃是周公一系，周礼得以外传。

这样，曲阜就成为文化中心。

东汉也有政治、文化分离的现象[6]，这早在东周时便有前身了。

二是诸国的公卿大夫亦如一个小王国，“封建”和“宗法”相对比较淡薄，尤其是不采取嫡长制的秦、楚
、
图7 传世的两件宋公铺（采自《读新见“宋公铺”二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
图8 周生豆（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5·西周
1》，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图9 中赵甫铜豆线图（采自程长新：《北京市通县中赵甫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
198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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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2]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梁惠王章句上》，中华书局1987年
版，第86页。

[3] 司马迁：《史记·晋世家》，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30页。

[4] 事见《左传·定公九年至十三年》，《史记·晋世家》。

[5] 李峰指出，西周的赏赐及宗法本质为以“恩惠换忠诚”，西周灭亡的根
本原因为有限的土地资源与人口几何增长。

[美]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与政治危机》第二章“混乱与衰落：西周国家的政治危
机”，徐峰译，汤惠生校，第98—151页。

[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晋国赵卿墓》，第34—42页。

[8] 我们认为所谓的以九鼎八簋为核心的鼎簋制度，只不过是一种相对比较理
想的设想模式，但另一方面具有相当数量的列器仍然是身份等级的象征。

[9] 白国红：《从乐悬制度的演变看春秋晚期新的礼制规范的形成—以太原
金胜村赵卿墓为切入点》，《文物春秋》2006年第4期。

吴等国。

[1]
这样当然会促发所谓的“礼崩乐坏”，但“僭
主”与“分宗”，也使得中小贵族可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礼乐，也就需要更多礼器。

礼器不仅数量多，也有等级层次跨度大的需求。

经过革新的豆器就当仁不让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豆器相较于簋器等其级略低，同时相较于簠、盨等器亦更具备传统因素。

周人用“德”取代“天命”，改变了商人以祭祀天帝为基础的礼法。

周天子也转而成为天帝与人民之间的中介，接下来就是较为直接的临民。

尽管孟轲有“保民而王，莫之能御”[2]
之言，但也渐次剥除商代以来的“一神教”的宗教外衣，形成简单而直接的统治。

这样一来，拥有实权者也能实现在更小范围的临民，如赵国的赵简子。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这样的史潮动态多以“僭越”称之。

图10 赵卿墓粗蟠虺纹豆（采自《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版三
〇）
图11 赵卿墓细蟠虺纹豆（采自《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版二九）
图12 赵卿墓方座豆（采自《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版三二）
图13 赵卿墓浅盘高柄豆（采自《太原晋国赵卿
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版三一）
士鞅、赵鞅（即赵简子）先后专政于晋。

这是源于晋献公废长立幼，导致士卿强于公室，所谓“六卿强，公室卑”[3]。

赵简子不仅接纳了鲁国乱臣阳虎，还在围卫时，欲与卫人进行人口与土地的交易。

[4]尽管他用的是晋阳自己的封地，然已有悖于西周以来的
土地制度[5]，最后赵简子据晋阳以叛。

山西太原市郊金胜村的251号墓，被认为是赵简子之墓。

[6]墓中
出土14件铜豆，不仅用粗、细花纹表示不同的套组，还利用方座等部件来提高豆器等级。

可见，铜豆不仅是数量之多的问题，还欲在等级上取代簋的地位。

这座墓中，粢盛器只有豆、簠，并无簋的身影。

14件豆，粗蟠虺纹豆（图10）一组四件、细蟠虺纹豆（图11）一组四件、方座豆（图12）一组四件，另有两
件浅盘高柄豆（图13）。

[7]更饶有意味的是，粗蟠虺豆与细蟠虺纹豆形制相同、尺寸相近，很容易相组合成更大的一套。

这样的话，这组豆器就是八件了。

如果放到簋身上，八件簋是什么等级，就不言而喻了。

[8]要知道，在此前后的东周王城区域的墓葬，或者是郑韩墓葬，最多只见四件豆同出。

从赵卿墓（太原金胜251号墓）中的5件龙凤镈、
14件编镈、13件石磬的乐器编制来看，也能体现这
种隐藏的蓄势。

[9]王子初亦用权力的下降，来说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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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与礼：东周社会变化中的豆、觥（匜）之革
[1] 王子初：《太原晋国赵卿墓铜编镈和石编磬研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太原晋国赵卿墓》，第337—339页。

[2] 白国红据此认为赵简子守礼。

白国红：《从乐悬制度的演变看春秋晚期新
的礼制规范的形成—以太原金胜村赵卿墓为切入点》，《文物春秋》2006年第4期。

[3] 关于日名、族徽作为殷遗民辨识的标志，可参见张懋镕先生的一系列文
章。

《周人不用日名说》，《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收入张氏著《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222页；《再论“周人不用日名说”》，《文博》2009年第3期，收入张氏著《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 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6页；《三论“周人不用日名说”—兼答周言先生》，《古文献整理与研究》第1辑，收入张氏著《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
197页；《周人不用族徽、日名说的考古学证明》，《金文与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收入《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五辑），第
223—250页。

[4] 王黼：《宣和博古图录》，清乾隆十八年（1753）宝古堂刻本。

[5] 梁诗正等编纂：《西清古鉴》，乾隆十四年（1748）敕编，光绪十四
年（1888）辽宋书馆铜版影印本；王杰编纂：《宁寿鉴古》，民国二年（1913）涵芬楼依宁寿宫写本石印本；王杰：《西清续鉴（甲编）》，清宣统三年（1911）涵芬楼石印宁寿宫写本影印；王杰：《西清续鉴》（乙编），民国二十年（1931）报蕴楼钞本石印本。

[6] 端方：《陶斋吉金录》，《陶斋吉金续录》，宣统元年（1909）石印本。

[7] 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嘉庆九年（1804）刻本。

秋末期卿士一级可以使用“轩悬”之制。

[1]很难说不是因为乐器过于显眼，而青铜食器相对隐蔽，何况还采取了更为隐蔽的组合方式。

其实，无论是守礼还是僭越，其本质在于社会层级发生变动，不再是西周中期预设好的模式了。

所以，也不必强解赵简子守礼，更何况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黄父之会上赵简子与子大叔关于礼的对谈[2]，不过是外交辞令而已。

从其墓中随葬的器物，可以看出晋国实权人物跨越阶层之情状，尤集中在豆器上。

二、觥的“借尸还魂”
觥，是一种青铜酒器，大致形状为椭圆体或方体，前有宽流，后有鋬。

因其器型源自牲器，早期多拟动物形，足亦为动物状的蹄足或锥足（图14）。

后来
图14 洋县张村牛觥线图（采自《城洋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图15 延长县父丁觥线图（采自《陕北出土青铜器》，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173页）
觥器则演化为几何形状，足亦多为圈足（图15）。

铜觥最早见于殷墟二期的妇好墓中，基本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中期，西周中期早段以后，逐渐消失。

它的消失，与周人的抑酒政策不无关系。

况且在西周时，它主要为殷遗民所使用。

器上的族徽、日名是比较明确的证据。

[3]在西周昭王、穆王时期，已经确立
周人为主的本体文化，殷遗民文化式微。

但是，西周中期出现了与之有亲缘关系的另一种器物—匜（见图3）。

东周时期，匜器作为水器，非常流行，且与盘成套，配合使用。

觥、匜这两种器物非常近似，以至于宋朝金石著录中常将二者混同一类，即将觥器当作匜属。

最早著录觥器的王黼（1079—1126）的《博古图》[4]，就将七件觥编入匜类。

降至清季，无论是官方的图录—“西清四鉴”[5]；
还是如端方
[6]
（1861—1911）、阮元
[7]
（1764—
1849）、吴式芬（1796—1856）等的个人著录，均延续此风。

其主要原因在于，19世纪及其之前器物学研究尚属混沌。

同时，也侧面说明觥、匜有着比较近的亲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