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主要成就（2）

韩愈主要成就(2)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

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

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诗
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

[42] 韩愈多长篇，其中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如《归彭城》、《龊龊》、《县斋有怀》等，大都写得平实顺畅。

他也有写得清新、富于神韵、近似盛唐人的诗，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但是，韩愈最具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

他“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搜奇日有富”(《答张彻》)，天生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冲动，而他一再提倡的“养气”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
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

韩愈诗风向怪奇一路发展，大致始于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经定型。

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理冲突，另一方面将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观推到诗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重要条件。

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宿龙宫滩》、《郴口又赠二首》、《龙移》、《岳阳楼别窦司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等诗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诸如“激电”、“惊雷”、“怒涛”、“大波”、出没的“蛟龙”、悲号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鬼物”，都辐凑笔端，构成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意象。

在表现手法上，韩愈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用写赋的方法作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

《南山》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全诗102韵，长达一千多字，连用七联叠字句和51个带“或”字的，铺写终南山的高峻，四时景象的变幻。

令人读来，虽觉十分详尽，却又颇为烦琐。

再如那首著名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极写一场山火的强猛酷烈。

这是一种超乎常情的创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

怪怪奇奇，戛戛独造，乃是韩愈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追求目标。

但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

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

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

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之一大变”。

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教育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

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

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

思想
韩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

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愈。

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

政治
在政治上，韩愈反对藩镇割据。

对于韩愈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郭预衡指出：韩愈《平淮西碑》的主要倾向是“反对藩镇割据，而歌颂平叛的胜利;赞扬主战派，而批评主和派”，认为“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坚定立场，不应因为碑文少写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贬低”，而且他“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还不仅表现在平定淮西的一时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贯穿着这个思想。

”
史学
唐时人称韩愈有史家的笔力，他撰有《顺宗实录》五卷，是韩愈在韦处厚所撰三卷《顺宗实录》基础上改写而成，他“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好佼，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

” 从实录可看出他对宫市之斥责，对盐铁使进奉的批判，对京兆尹李实罪行的揭露等等，说明表状所言，符合实情。

《实录》送呈以后，受到不少人激烈反对，原因是“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二人上前屡言不实。

” 于是“累朝有诏改修”。

文宗令路隋等重新改写，几经曲折，终于遵照旨意，将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详正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