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锁董事网络、社会资本与公司绩效——基于上海地区上市公司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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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董事网络、社会资本与公司绩效——基于上海地区上市
公司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陈旭;金英子
【摘要】连锁董事现象在我国公司中相当普遍,由此形成的连锁董事网络对相关公司绩效是否及如何产生影响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借鉴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从位置取向和关系取向两个视角分析连锁董事网络对公司获取社会资本能力的影响,并考查连锁董事网络联结强度、网络规模与网络中心度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的路径,为连锁董事网络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构建了更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2013年上海地区深沪两市106家A股上市公司连锁董事网络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期刊名称】《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39)003
【总页数】6页(P79-84)
【关键词】连锁董事网络;社会资本;公司绩效
【作者】陈旭;金英子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湘潭大学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271.5
在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基于关系网络的战略日益成为企业实现成长的重要方式[1]219-240。
企业都在寻找与其他组织进行合作的途径,构建各种类型和层次的
关系网络,通过组织间形成的关系传递和获取各方面的资源与信息,获得更多社会资本,以实现优势互补与风险分担,最终获得持续的竞争力。
这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是连锁董事以及连锁董事网络。
同时在两家及两家以上的公司董事会中任职的董事被称为连锁董事,连锁董事之间存在着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结关系,形成连锁董事网络。
连锁董事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企业模式的不断成熟,连锁董事也成为我国企业的重要战略选择。
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2 360家A股上市公司中多达1 943家公司拥有连锁董事网络关系,占当年上市公司总
数的82.3%。
作为一种特殊的网络关系,连锁董事网络不仅成为企业间合作的重
要途径,也可以通过帮助企业获取网络资源、协调和控制企业间关系、组织创新及监督控制管理层等方式影响企业各种战略的实现,从而最终影响企业的公司治理效果。
在我国关系特征较强的商业环境中,对连锁董事网络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新趋势,但是现阶段关于连锁董事网络与公司绩效的相关研究还十分有限,连锁董事网络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与效应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定论。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角度,从关系取向和位置取向两个视角分析连锁董事在网络中社会资本的获取途径及影响因素,可以更准确地了解连锁董事网络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关于连锁董事网络与公司绩效的研究基本都是从连锁董事的成因研究开始,逐步扩展到连锁董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主要包括连锁董事对公司风险、兼并、薪酬和绩效等多方面的不同影响。
随着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对连锁董事现象的研究也逐渐开始重视其网络治理效应。
1.关于连锁董事成因及其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起至今,西方学者对连锁董事的成因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形成
了几种较典型的理论解释,主要包括资源依赖理论、互惠理论、金融控制理论、管理控制理论及阶层领导理论。
前三种理论主要侧重于组织层面:资源依赖理论将连锁董事看成获取外部资源和信息的重要途径,为了避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资源的限制,企业更倾向于建立连锁董事(Alchian,Demsetz,2003)[2]777-795。
金融控制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相一致,但更强调资本作为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能掌握资金的组织更容易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为了便于企业获取资本,企业产生与金融机构相联结的连锁董事(RA Eisenbeis,McCall,1978)[3]323-337。
而互惠
理论更强调连锁董事的形成是建立在企业之间互利互惠的要求之上的(F David Schoorman,1981)[4]243-251。
虽然这三个理论重点各不相同,但都承认了连
锁董事对于组织战略安排的重要作用,认为连锁董事的形成能够为公司带来各类资源、互利互惠的收益以及大量的资本从而有利于公司绩效。
后两种理论则侧重于个人层面:管理控制理论认为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连锁董事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有限,连锁董事形成与存在是随机偶发的(Chin-Huat Ong,David Wan,2003)[5]322-334,而阶层领导理论则认为连锁董事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和所处的“精英阶层”利益而形成的(Burt,1980)[6]821-841。
事实上,连锁董事的形成
往往是企业和个人层面的共同作用,不能单一的用某一种理论去解释和阐述,并且这些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基于连锁董事成因的研究成果,各学者关于连锁董事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Phan和Lee(2003)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新加坡企业中的连锁董事可以帮助减少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组织间的关系,从而改善公司绩效。
[7]338-
352Yeo(2003)通过对法国企业的研究也发现兼任多家企业的董事可以为企业带来更高的绩效。
[8]87-108Carlos Pomboa(2011)在分析了1996—2006期间335
家哥伦比亚公司的数据后,认为忙碌的连锁董事是改善公司绩效的关键因素。
相反,
管理控制理论和阶层领导理论却认为连锁董事是管理阶层控制公司的工具,不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Fich和Shivdasani(2006)在分析了美国最大的500家企业数据的基础上,指出由于连锁董事无法带来有效的监督,公司治理恶化将导致企业市场价值的下降。
[9]689-724我国学者卢昌崇、陈仕华(2006)对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发现我国的连锁董事实践不完全支持互惠理论,支持资源依赖理论,部分支持金融控制理论和管理控制理论[10]113-119,现有西方的连锁董事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连锁董事的解释能力还有待深入研究。
2.关于连锁董事网络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引入了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后,对连锁董事的研究逐渐从单纯考虑其规模、数量、结构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转变为将连锁董事看成一个整体网络即连锁董事网络进行深入研究。
但连锁董事网络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研究成果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11]85-92
Keister(1998)对中国企业的研究表明具有连锁董事网络企业集团有更好的绩效,越是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连锁董事越能更好地履行职责,有利于绩效的改善。
[12]404-440我国学者彭正银和廖天野(2008)通过对我国400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后认为连锁董事网络的规模、企业的网络中心度以及连锁董事所兼任董事的数目与公司的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13]99-105Liuchuang Li(2013)依据中国的数据分析得出,正处于转型中的经济体中,处于连锁董事网络中心位置的公司能获得更好的绩效,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14]607-620
然而,我国学者任兵(2007)建立了284家上市公司连续8年的面板数据,认为连锁董事是公司治理失灵的产物,是管理阶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处于连锁董事网络中越核心位置的企业绩效越差。
[15]8-15段海艳(2008)则对上海、广东两地的上市公司进行实证检验,认为拥有地域趋同的连锁董事网络的公司能够获得更优的绩效,但连锁董事的中心度对绩效的影响则不显著。
[16]69-75Ettore Croci、
Rosanna Grassi(2014)则将中心度细分为程度中心度、特征向量中心度、中介中
心度、流动中心性及聚类系数衡量加拿大的连锁董事及其经济效应,结论表明程度中心度、特征向量中心度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而中介中心度、流动中心度呈正相关关系。
[17]89-112
综上所述,关于连锁董事及连锁董事网络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有的从连锁董事的成因理论出发,沿着其形成的原因去寻找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有的则将重点转移至考察连锁董事网络关系的形成与作用。
但这些学者对连锁董事网络的研究基本集中于网络位置即网络中心度,而忽略了网络规模与网络成员的联结强度是否会影响公司绩效,这使得连锁董事网络到底是通过什么路径影响企业绩效还没有定论,由此导致连锁董事网络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结论。
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有价值的资源,包括存在于个体或团体之间的信息、资源、信任、声誉及创新等等,个体可以通过摄取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来增进行动的成果。
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切个体、社会实体或事件都可称为行动者,这里的行动者不仅是指具体的个人,还可以是一个群体、公司或其他集体性的社会单位,而社会网络中行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其所处位置是影响社会资本获得的关键因素,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着眼点的不同,我们分别从关系取向和位置取向两个视角分析这种相互关系和所处位置。
关系取向关注行动者之间的社会性粘着关系,通过衡量联结强度、网络规模和对称性等来说明特定的网络行为和过程。
关系取向的分析重点集中在研究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通过关系流动的资源、信息和信任等社会资本,连锁董事就是通过获取连锁董事网络关系中的社会资本来影响公司绩效的。
(一)连锁董事弱联结关系与公司绩效
联结强度是指社会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强度越大,表明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越密切,成员特征越趋同,依据成员之间特征差异的大小和关系的亲疏一
般分为强联结关系和弱联结关系。
强联结意味着成员之间交往频繁、关系密切、成员特征差异小,而弱联结关系表示个人与社会网络中其他成员关系较为生疏而且异质性较高。
依据弱联结优势理论,相对于强联结关系,弱联结关系更能在不同的团体间传递非重复性的信息,使网络中的成员能够获得更丰富的信息与资源,帮助其从社会网络中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
连锁董事网络中的联结关系则是指各公司的连锁董事由于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司任职所引起的职务上的交往关系,这种关系也存在强弱之分。
我们通常将公司董事会分为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内部董事通常拥有相似的社会经济特征,并且因为同处一个公司,日常的工作接触机会较多,从而内部董事中信息和资源的异质性不高,相互之间的关系属于强联结关系。
而外部董事,主要是独立董事,相对于内部董事,相互之间认识时间较短,工作中的互动频率也较低,与所属公司关系不那么亲密,并且独立董事因为专业背景和职业领域的不同,所拥有的信息和资源异质性也较高,他们之间的关系属于典型的弱联结关系。
独立董事通过弱联结关系将有更多机会掌握连锁董事网络中差异化和多样化的信息和资源。
同时,弱联结关系拥有更多决策自由度,能打破更多约束,这不仅能够为企业获得网络群体之外的创意和信息,还能促进连锁董事网络中的信息流动与交换。
这些资源和信息被视为镶嵌在连锁董事网络中极为重要的社会资本之一,大致可以分为专业知识、产业政策、法律法规信息、监管政策的变化和行业创新技术等等,无论环境是否发生变化,这些信息和资源都储藏在连锁董事网络中,现阶段或者将来某个时刻,企业需要进行决策时都能自由的进行选择和使用,公司董事会决策将变得更为客观和全面。
另外,通过连锁董事弱联结关系,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能产生更为广泛的联系和交流,能够更有效地打破资源的限制,增强应对外部不确定因素的能力。
因此,公司所处的连锁董事网络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越大,意味着公司能从弱联结关系中得到的各类最新的政策法规及行业创新信息就越多,企业之间可以互相利用
资源、协调关系、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能力也就越强,更有能力提高公司经营水平,改善公司绩效。
假设1:公司所处的连锁董事网络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二)连锁董事网络规模与公司绩效
网络规模是指社会网络中包含的行动者的数量,网络规模大意味着构成群体的成员数量多,行动者对网络中社会资本获取的能力越强。
同样的,连锁董事网络规模是指连锁董事网络中包含的行动者的数量,由于行动者不仅仅是指网络中的个人,还代表单位、组织、公司等,所以,我们将连锁董事网络规模从三个方面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义:(1)公司所拥有的连锁董事网络中连锁董事人数的总和;(2)由于连锁董
事网络的存在而相互联结的公司的总数;(3)公司所拥有的连锁董事所兼任的公司
数量。
由于这三个数据指标数值过于相近,在实证中会存在共线性的问题,所以我们选取最为典型的一个指标,即由连锁董事所联结的公司总数作为衡量连锁董事网络规模的指标。
连锁董事网络规模越大,实质上是意味着行动者之间关系覆盖面越广,这些关系形成规模首先能使公司更多地获得连锁董事网络中一个重要的社会资本——信任,
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行为将花费更少成本,达成更多商业合作从而间接提高公司绩效;其次,连锁董事网络中连锁董事数量越多,意味着关系网络中蕴含的资源总量越丰富,连锁董事能在其所拥有的关系网络中利用这些资源、发掘各种合作机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并且连锁董事能将自身在网络中的影响力和资源优势作为谈判条件,为公司争取更有利的合约条款;再次,由于连锁董事而产生的公司之间的相互联结便于公司间产生更多的合作,通过公司间的合作能够创造和开拓新市场,实现各方费用共担,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从而增加合作各方受益;公司之间的联结关系规模越大,则合作机会就越多,公司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能力就越强;最后,连锁董事由于在不同公司任职,可以大大降低合约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有利于降低公
司投入成本和风险。
由此,从连锁董事网络关系取向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连锁董事网络的存在能为企业带来大量多样化的信息资源,也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为企业提供一个更为安全可靠的契约平台与合作渠道,让企业在信息更加公开、竞争更加公平的环境中做出经济决策,保障公司的治理效率,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公司绩效水平。
假设2:连锁董事网络规模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位置取向关注存在于行动者之间的、且在结构上处于相同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模式,它主要通过中心度来反映行动者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说明行动者特定的行为和影响结果。
越是处于网络中心的个人或组织,越有能力获取更多镶嵌于网络中的社会资本,而集聚了大量社会资本的个人与组织又往往能占据社会网络中的中心位置,二者互为因果。
声誉就是具有这种特征的连锁董事网络中的社会资本,那些业务水平高、自身能力强的连锁董事可以在连锁董事网络中获得较高的声誉,这使得其逐渐向网络中心位置靠拢,而另一方面,连锁董事处在网络中心位置又会带给其更多良好声誉,形成良性循环。
具体来说,连锁董事在连锁董事网络中的中心位置能影响声誉的获得与运用,声誉又能通过以下两方面改变公司治理结果,从而影响公司绩效:如果董事居于整个连锁董事网络的中心位置,一方面他能从连锁董事网络中获得更多的公司治理信息和知识,拥有更高的决策影响力,为他带来良好的专家声誉资本,这有助于他获得未来潜在的董事席位。
正是因为网络中心度高的董事拥有未来董事席位的机会更多,所以更有“底气”面对大股东的压力或管理层的要挟,在董事会决策时更独立,从而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改善。
另一方面,董事网络中心位置带来的声誉具有符号效应,行动者即使不能使用或动员镶嵌于网络中的某些资源,但仍被认为拥有获取资源的能力,从而使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董事获得的社会声望也越大,形成这样一种良性循环之后,围绕着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董事会逐渐出现一个“精英圈子”的小团体。
精英成员之间容易产生一种“关系认同”,网络中心度高的董事更加在乎其他精英的认同感,更为重视对自身声誉的维持,从而出于声誉的考虑更有动力去履行职责努力治理公司。
故处于连锁董事网络中心位置的连锁董事更有能力和动力去加强公司治理,往往能运用自己所拥有的声誉这一社会资本为其所在的企业去争取更多有利条件,增强公司的资源获取能力、协调控制能力和对外部环境应变能力,公司绩效得到明显改善。
综上所述,对于连锁董事网络与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我们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分别从位置取向和关系取向进行了研究。
结论表明,连锁董事联结关系越弱、网络规模越大及网络中心度越高将导致其公司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越强。
这些镶嵌于连锁董事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信息与资源、信任以及声誉,拥有这些社会资本的连锁董事主要通过帮助企业降低外部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增进合作机会等途径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
假设3: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上海地区的上市公司之间联结紧密,存在许多连锁董事网络及子网络,可以充分兼顾数据的可得性与代表性,所以本文通过国泰安数据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国泰安)选取了2013年上海地区深户两市A股172家上市公司的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剔除
4家*ST公司后剩余168家,选择了106家具有连锁董事网络联结关系的上市公
司作为实证研究对象。
(二)实证研究设计
1.通过国泰安中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厘清这106家上市公司中的连锁董事关系,
运用MATLAB软件形成106*106的多值矩阵。
矩阵中若A公司与B公司存在一
名连锁董事则它们之间记为1,若存在2名连锁董事,则记为2,以此类推。
2.通过UCINET社会网络软件绘制出网络图形以及计算网络相关数据。
观察示意图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上海地区连锁董事网络错综复杂,但网络总体比较稀疏,网络总密度为38.9%,总体网络大致分为相互之间无联结的三个独立子
网络,这三个子网络大小不一,其中一个子网中联结着89家公司,占全部联结关系的83.97%,而其余两个子网中联结的公司数量较少。
这种现象可能会使得中心度指标不能全面解释连锁董事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因为在子网络中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连锁董事不代表一定处于整体网络的核心位置,所以我们引入一个调节变量核心—边缘变量,用于调节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指标。
3.利用Stata12对连锁董事网络数据、公司绩效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及检验,基于以上的理论研究,设计变量指标体系及构建模型如下:
Cp=β0+β1idr+β2size+β3degree+β4cmdegree+β5k1+β6k2+εi
(三)实证结果
由于调节变量的存在,我们将数据进行逐步回归,得到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清楚地看到,β1、β2、β3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p<0.05下的t检验,假设2成立,说明连锁董事网络规模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而实证结果中,
idr系数为负,意味着假设1不成立,连锁董事网络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连锁董事网络中的弱联结关系并不能为公司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本,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独立董事虽然拥有异质性较高的信息和资源,但独立董事身兼数职,属于“忙碌董事”,工作中缺乏沟通交流的平台,所掌握的信息和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交换,从而难以为公司绩效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对于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指标,我们引入在上文提到过的调节变量核心—边缘变量,对其
进行回归,如表2所示,调整过的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系数为正,且在显著性水
平p<0.05下通过了t值检验,部分支持假设3,说明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且连锁董事越处于整体网络核心位置,公司绩效越好。
这两个模型中调整后的R2分别为10.05%与14.19%,加入核心—边缘调节变量的模型比一般模型高出约4%,
意味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总体得到提高。
本文的研究对连锁董事网络的建设和公司绩效的改善而言,具有如下的政策含义:(一)加强连锁董事之间的交流,充分调动连锁董事网络获取资源信息的潜力
实践中,连锁董事之间的联结关系分为有意形成与无意形成,二者的形成途径不同,有意形成的联结是通过企业或者银行之间的相互派驻,而无意形成的联结是公司聘请的董事自身同时在其他单位担任董事。
对于有意的联结,相互派驻的董事不仅能起到监督作用,同时在应给予企业相应的自由度的同时也能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绩效造成影响;而对于无意形成的联结,企业要留意和挖掘这些联结承载的资源,最大程度地调动连锁董事对公司治理的积极性。
连锁董事之间的联结也有强弱之分,强联结往往存在于董事特征差异不大的连锁董事之间,而弱联结往往存在于以独立董事为代表的异质性较高的连锁董事之间,企业不应该将强弱联结区分对待,一味增加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而是应该为连锁董事们提供一个共同交流学习的平台,无论是异质性高的信息还是同质化的信息,在工作中进行交流碰撞,充分发挥不同联结方式之间蕴藏的潜力,才能促进公司绩效水平。
(二)形成连锁董事网络规模,注重连锁董事网络中信任关系的建立
连锁董事网络需要形成一定规模才能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作用,建立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基础上的商业信任有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商业风险,所以在商业交往中形成连锁董事网络规模,并且充分利用连锁董事建立可信任的外部商业环境,能使企业在更加公平的环境中更好发展,保障公司治理效率。
(三)公司应注重连锁董事的质量与声誉,提高其在连锁董事网络中的地位
质量高的连锁董事具有更优良的业务水平和自身能力,在网络中拥有更高的决策力,这能为其带来良好声誉与威望。
声誉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能力,同时,有了声誉的约束和激励,连锁董事在决策时变得更加独立、有动力更加有效地治理公司。
所以,企业在选择建立连锁董事的时候,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