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书·艺文志》形成的历史背景

学术论坛山东图书馆季刊2007年第3期
论《汉书・艺文志》形成的历史背景
郭洪涛　伍　寅
(桂林空军学院,广西桂林541003)
[摘　要]　《汉书・艺文志》承《七略》而来。

向、歆父子整理书籍,充分借鉴了前代成果,即从事物分类以至典籍分类、学术
分类,以及孔子以来的图书整理传统。

而在汉代,由于孔子本人的被尊崇,使得孔子进行的图书整理事业被赋予了特殊的含
义;图书整理事业被看作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

[关键词]　汉书・艺文志　分类　书籍整理
[中图分类号]　G257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Han Shu YiW en Zhi was p repared by Q i Lue.It’s not the first ti m e of books s orting by the s ons L iu
Xiang and Xin.The results was A ttributed t o the hard work of our p redecess ors.They learned fr om the results of cate2
gories of objects,books and acade m ic.They als o Carried on the traditi ons of finishing books by Kong Zi.I n Han Dy2
nasty,the status of Kong Zi was higher than others,his work was given s pecial meaning.Fr om SiMa-qian t o s ons L iu
ang Ban Gu,this work was thought as a means t o trans m it p reach t o everyone.
[Key words]　Han shu yi wen zhi　Categories　books s orting
《汉书・艺文志》(下称《汉志》)总序说:“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今删其要,以备篇籍[1](P406)。

”可见《汉志》是根据刘歆《七略》“删其要”而成,所谓“删”者,即“取”也。

《汉志》基本保留了《七略》的主要内容和结构框架。

因此,考察《汉志》的编辑原则,实际上就是考察《七略》的编辑原则。

对于《别录》与《七略》形成的原因,前人多从目录学学科发展的角度进行讨论,这些是《别录》《七略》形成的客观因素。

我们在这里讨论《汉志》(或《七略》)的历史背景问题,主要是从学术思想方面考察西汉中后期,向、歆父子进行图书整理、目录编撰的目的和其他一些因素考虑。

1　分类思想的发展:从事物分类到书籍分类
分类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

对不同事物的分类,能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这些事物的认识程度与认识标准。

图书的分类思想来源于人类对事物的分类思想。

《易・泰》云:“君子以类族辨物。

”[2](P29)《易・系辞》:“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2](P76)这是人类最早对事物进行分类的经验总结。

它指出了事物的“聚”与“分”是以“类”和“群”为标准的。

而对“类”的认识,是决定事物类聚与群分的关键。

先秦诸子非常重视“类”的运用。

《墨子・公输篇》讲究“知类”;《孟子・告子》上明辨“同类”“不同类”;《荀子・正名篇》:“同则同之,异者异之”,“异实者之异名也”[3](P278)。

《王制篇》:“以类行杂,以一行万。

”[3](P103)也就是说,具有相同特点的事物才能归于一类,特点不同的事物应归入不同类别。

《正名篇》:“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

物也者,大共名也。

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而后止。

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

鸟兽也者,大别名也。

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

”[3](P278)可见在战国时期,关于事物分类的理论已相当成熟了。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

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也。

”[4](P62)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职官分别掌握着不同类别的典籍。

如《周礼》所言:“太史掌建邦之六典”[2](P817),“小史掌邦国之志”[2](P818),“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2](P820),(春官宗伯)“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2](P893),(秋官司寇)“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P702),(地官司徒)“司书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图”[2](P682),(天官冢宰)“大胥掌学士之版”[2](P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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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官宗伯)“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2](P848),(夏官司马)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2](P796)。

(春官宗伯)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2](P802)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原道》中说:“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

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

”[4](P951)
依官守而对图籍进行分类,这其实是一种被动的图书分类法。

其特点是依据图书的功能(内容)而将其归于不同的职官进行掌管。

但这种被动的图书分类法,对其后目录学的产生和古代图书分类法产生了质的影响。

我们看到,古人在对图籍进行分类的时候,其着眼点即是图书的功能(内容)而非形式。

春秋之前,每当一朝丧乱之际,史官们往往带着他们所掌管的文献典籍投奔新主。

《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

夏桀迷惑,暴乱愈甚。

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

”“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

”“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

”[5](P179)春秋时代后期,宗法世袭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动,周王室衰微,诸侯渐强,许多史官已不能保持原来的禄位,他们掌管的图籍文献也逐渐流散在外,即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2](P2084),例如畴人,原来是世世代代掌管天文、历法的史官,《史记・历书》记载:“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

”[6](P102)《论语・微子》记载了鲁国乐官四处流散的情况:“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

[2](P2530)
《国语・鲁语》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

”[7](P17)正考父为周宣王时的宋大夫,孔子的七世祖。

《左传・哀公三年》说:“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顾府。

’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

……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

……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

’”[2](P2157-2158)象魏为法令之类文件。

可见,御书、礼书、象魏三类典籍已有分类。

《国语・楚语上》载,申叔时建议楚庄王以九类典籍教育太子:“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

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

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

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

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

教之令,使访物官。

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

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怯焉。

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7](P42)《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之左史倚相“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2](P2064)姚名达认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既有数字,必非书名而为类名,如后世之合称《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艺,诸子为九流之例”,其必“为楚府藏书之分类名称。

”[8](P27-28)
先秦时期,书籍以篇行。

因此,这里所讲的诗、书、礼、易、乐、春秋、颂、御书、礼书、象魏、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其实都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书籍名称,准确地说它们应该只是类名。

《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2](P707)这是国家规定国民应学的六种基本技能。

因此,记录这六种技能的书籍自然也就被划分为六类。

诗、书、礼、易、乐、春秋是孔子为弟子开设的六门课程,也是后世儒家传习的六科。

而今天以这六种课程命名的书籍,在当时即为六种书籍的类别。

一般认为,《易》、《书》、《诗》、《礼》、《乐》、《春秋》是孔子在教授弟子过程中整理的六部典籍。

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

如邓安生认为,汉人所谓的“六艺”,只是孔子为教学而开设的六门课程,而非六部典籍。

孔子之时只有《易》、《诗》、《书》三部典籍。

[9]笔者认为,由于先秦书籍形式的特殊性,所谓的“书籍”在当时并没有如我们今天的稳固的形式。

把它们看作“类”的名称似乎更合理。

《国语・周语上》召公谏厉王弭谤:“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

”[2](P2)不同职官掌管不同图籍,而所涉图籍自然不同,这就形成了不同的类别。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用李斯之议,焚书坑儒。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规定: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6](P29)
从以上所记可以看出,在秦代已有了比较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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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书分类,如史记、诗、书、百家语、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通观以上所引可知,《汉书・艺文志》对图书进行的分类,其中绝大多数类别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

(乐府、骚(赋)在先秦尚未达到繁盛。

)刘向剖判群籍,正是依据了在他之前已经成熟的书籍分类思想。

2　学术分类:从百家争鸣到六家、九流的总结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各家的学术思想著于竹帛,从而使学术与书籍产生了密切的关系。

在孔子之前,已依官职典守图籍,官学的教学科目也已有细致的分类,如《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

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

”[2](P1342)《礼记・内则》:“六年,教之数与方名。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

九年,教之数日。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袴。

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

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

成童,舞象,学射御。

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

博学无方,孙友视志。

四十始仕,方物出谋发虑。

”[2](P1471)《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2](P707)
侯外庐说:“就扬弃了‘官学’的氏族贵族的形式,进而作为国民阶级的‘私学’形式而登场来讲,中国的古代思想,是发端于春秋末世与战国初年的孔、墨显学的对立。

”[10](P27)春秋末期,学术下移。

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门课程教授弟子,应该算是学术研究的开端。

其后各家蜂起。

正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序所说:“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弛说,取合诸侯。

”[1](P408)《孟子・尽心下》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2](P2778)这是分当时学术为杨、墨、儒三家。

《庄子・天下篇》分百家之学为邹鲁之士,墨翟、禽滑厘派,宋钘、尹文派,彭蒙、田骈、慎到派,关尹、老聃、庄周派,惠施、桓团、公孙龙派,论其异同得失。

对学术的分类,已经相当精到,《荀子・非十二子篇》分析当时的学术思想为它嚣、魏牟派,陈仲、史鰌派,墨翟、宋钘派,慎到、田骈派,惠施、邓析派,子思、孟轲派,仲尼、子弓派等七派;[3](P57-60)又论儒家的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三支的异同得失。

《解蔽篇》也论列了诸家之“蔽”。

[3](P261-262)战国末年,韩非在《显学》篇里评论儒家八派和墨家三派。

[11](P351-357)《吕氏春秋・不二篇》也论列了学术上的各派[5](P213)。

到了汉代,《淮南子・要略》论孔子、墨子、管子、晏子、纵横家、申子、商鞅各家学术的渊源及其代表人物。

[12](P369-377)到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概括战国百家之学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而评论其得失,于是学术分类更加明确。

这里要明确的是,先秦诸子号称百家,而后世归纳分类,到《汉志・诸子略》确定为九流十家。

然而这并不表明先秦学术原本就存在界限分明的十个派别。

《汉书・楚元王传》:“《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

”[1](P426)《汉志》著录,除《六艺略》外,其他各略都在“百家”之中,包括《诗赋略》。

《诸子略》虽只言十家,但天下学术并非仅只此十家,“诸子百家”并非虚言。

诸子思想原本同出于王官思想,即《汉志・诸子略》叙所言都是“《六经》之支与流裔”。

但诸子“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弛说”。

后世对诸子的归类正是学术上的求同与求异的结果。

3　书籍整理传统:“道术”传统的延续
书籍的掌管者为了使书籍不发生散失、错乱,必然要对书籍进行整理。

最初的甲骨卜辞只是简单地按时间的顺序进行排列。

后世典籍增多,良莠不齐,且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错乱,就出现了对图书进行整理的需要。

《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

”[7](P17)正考父是周宣王时的宋国大夫,孔子的七世祖。

对图书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的是孔子。

目前虽然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儒家“六经”是出自孔子之手,但其中部分文献是由孔子整理的说法是可信的。

孔子开馆授徒,必然有所依据。

而先秦时的文献异本颇多,而差异互现。

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孔子必然要进行一番正次序、核同异、辨正误的工作。

在后世所谓的“六经”中,以《诗》的整理最为典型。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

”[6](P163)从“三千余篇”减至“三百五篇”,司马迁说“去其重”,就是将不同版本而内容重复者去掉。

《春秋公羊传・隐公第一》:“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二十国宝书。

”[2](P2195)《庄子・天道篇》:“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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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

’孔子曰:‘善。

’”[13](P85)《史记・老子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聃。

”[6](P181)《隋书・经籍志》:“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

”[14](P1059)《论语・八佾》:“入太庙,每事问。

”[2](P2467)《左传》中记载了孔子向郯子询问少昊氏时代职官制度的情况。

可见,孔子对文献的搜集可谓广泛。

孔子称自己的工作是“述而不作”。

当然,孔子在整理汇编这些文献的时候不可能真的只“述”不“作”,其政治、社会、哲学等思想通过他整理后的文献都能表现出来。

如《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2](P2714)《离娄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2](P2728)
后来,经古文学家认为“六经皆史”,孔子只不过对六经这些前代传下来的文献典籍作了校释整理而已;今文学家则认为六经是孔子本人的著述,其中处处贯穿着孔子的思想观点。

而在整个西汉,今文经学占据统治地位。

因此在西汉,一般认为,孔子编撰图书有明确的目的:即作为传播儒家之道的工具。

《史记・儒林列传》:“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

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

”“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

”[6](P277)《滑稽列传》:“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6](P285)《太史公自序》:“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6](P295)《汉书・儒林传》:“《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政至治之成法也。

”[1](P559)可见在西汉,学者们对孔子整理文献这件事情非常崇敬,而司马迁更是以继承孔子事业为己任,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6](P295)
司马迁为太史令,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6](P298)司马迁创作《史记》,依据的就是这些材料。

在利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司马迁必定对它们进行过整理。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索隐》如淳曰:“抽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

”[6](P295)所谓“紬”,即为抽取、缀集、次序之意。

而如《史记・老子列传》云:“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6](P181)《孟子荀卿列传》:“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

”[6](P202)《虞卿列传》:“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

”[6](P205)《陆贾列传》:“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6](P237)《申子列传》:“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6](P183)《孙子列传》:“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

”[6](P185)《孟子传》:“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6](201)这样的例子在《史记》中还有很多。

这些著作的篇数、篇目在《史记》中已经确定。

可以推知,在汉初书缺简脱的情况下,司马迁对所掌管的天下图籍,必定进行过大力的整理定编工作。

这为后来刘向的书籍整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曰:“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

’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

”[1](P426)
《汉书・艺文志》总叙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

”[1](P406)
《汉书・叙传》曰:“宓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纂《书》删《诗》,缀《礼》正《乐》,彖系大《易》,因史立法。

六学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纷乱,诸子相腾。

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

爰著目录,略序洪烈。

”[1](P617)
王充《论衡・书解篇》:“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辈,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为是。

”[15](P276)
由上可见,汉代整理典籍的原因有以下几条:秦之败(指秦焚书坑儒);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书颇散亡。

虽然“礼崩乐坏”讲的是汉武帝时的情况,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成帝的时候,刘向父子同样是为了这个原因而进行典籍整理,因为这时的情况与武帝的时候相同,即“书颇散亡”。

在刘向、刘歆父子看来,“六艺”实为周官之旧典,孔子整理六经,是对古之道术的宣明。

《汉志・六艺略》《易》类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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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洪涛　伍　寅:论《汉书・艺文志》形成的历史背景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1](P406)《书》小序:“《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1](P406)《诗》小序:“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

”[1](P406)《汉志》总叙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1](P406)可见刘向父子整理典籍、编纂目录,其目的正与司马迁著《史记》一样,正是为了宣明圣人之道与微言大义。

刘氏父子的看法正是汉代人对孔子编纂六经目的的普遍看法。

而自从孔子之后,“诸子之言纷然殽乱”,其后秦又“燔灭文章”,汉兴之后,虽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但仍“书缺简脱,礼坏乐崩”。

《汉志》总序所描述的向、歆父子校书的基本情况,正表明了他们将自己校书的活动上接孔子,以恢复中断的“微言”、“大义”为己任。

由上可知,刘向、刘歆父子进行书籍整理的时候,关于书籍分类的思想已经成熟;学术的发展经过多次的总结,其脉络已经清晰;而部分图书经过诸子后学、史官的整理,已经定编。

可以说,向、歆父子所进行的书籍整理事业,是建立在前人奠定的坚实的基础之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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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11〕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本, 1986
〔12〕　高诱.淮南子注[M].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本,1986〔13〕　王先谦.庄子集解[M].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本,1986〔14〕　魏征.隋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百衲本二十五史, 1998
〔15〕　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本,1986〔作者简介〕　郭洪涛(1974～),男,汉族,湖北襄阳人,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先唐文献。

广西桂林空军学院讲师。

伍寅(1962～),男,汉族,广西桂林人,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

广西桂林空军学院副教授。

(收稿日期:2007-04-24)
(上接第5页)天赋,但他十分相信“勤以补拙”,他说:“中国有几句谚语: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人百能之,己千之。

我以十倍、百倍、千倍的努力,跟别人较量,可以说无往而不胜。

”王先生的口头禅是:“要有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程千帆先生生前屡次用“默默耕耘,老学不倦”八个字赞赏王先生,真可谓灵犀相通,相知至深。

王先生又是一个乐观向上的人。

他从来就没把自己当作病人。

记得2002年6月18日,我陪同王先生出席文史哲研究院建院以后首次离退休人员座谈会,会上王先生意气风发,慷慨陈辞,信心十足地介绍了目前正在承担的科研项目,并透露了一个长寿而能继续维系学术研究的秘诀,那就是老有所为,勤于动脑。

他又说自己信奉的是春蚕精神,生命不息,吐丝不止。

王先生的发言,深深打动了在座每一个人的心。

我当时的感觉是自己真幸运,遇到了这样一位好老师。

我天生资质鲁钝,领悟不深,问学3年,之后又朝夕侍座17年,然所成有限,有负先生培育之恩。

以后定当处处以先生为榜样,做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

最后,我想以王先生的《不老歌》结束今天的讲座,并与大家共勉:“起得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莫烦恼,天天忙,永不老。

”
2007年6月2日〔作者简介〕　王承略,1967年1月生,山东诸城人,文学博士。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诗经学会理事。

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学术史。

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史文献、中国经学史、目录版本校勘学。

代表性著作有《郑玄与今古文经学》、《李焘学行诗文辑考》。

代表性论文有《刘向校书同僚学行考论》、《墨家学说体系的重新认识和思考》、《论毛诗序的写作年代》。

现正主持编纂整理《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中华儒藏・诗经类》。

为硕士生开设《中国古典目录学史》、《汉书艺文志研究》、《诗经文献研究》、《二十世纪学术史文献》等课程,为博士生开设《目录学与中国学术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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