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代表人物述评（权威）

桐城派代表人物述评（权威）
安徽是古文化大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学术界有人以区域划分，把安徽省分为三个文化圈，即淮河文化、黄山文化和桐城文化。

从文化内涵上说，淮河文化和黄山文化内容繁富，门类诸多，淮河文化有以老子为代表的先秦哲学，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华佗为代表的中华医药文化，以刘伶为代表的魏晋酒文化，还有淮北梆子戏、凤阳花鼓等；黄山文化有以戴震为代表的朴学（皖学），有黄宾虹为代表的新安画派，有底蕴深厚的徽商文化，还有徽派建筑、雕刻、园林艺术、徽剧等，更有人文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山水文化。

我们把这两个文化圈称为泛文化。

桐城文化与之相比，内容比较单一，主要表现为文学艺术，其代表者为桐城派。

桐城派是统称，它包含有桐城文派、桐城学派、桐城诗派和桐城书画派，还有丰厚的桐城民间文学。

我们把桐城文化称之为精致文化或精品文化。

今天我就桐城文派谈一点个人浅见。

一.
与桐城学派、诗派相比，从时间上来说，桐城文派兴起稍晚，但声誉最高，影响最大。

桐城文派起于清康熙，衰微于清末民初，延续二百三十余年。

其流行地域之广，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大部分地区，北至京畿，南达岭外，东抵江左，西至云贵，都有桐城派作家的身影，其作家人数多达1200余人，著述二千余种，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桐城文派在海外也有很高的声誉，因此，不论从绵延的久远，还是从影响的深广来看，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个文学流派能与之比肩的。

曾国藩誉桐城派为清代文坛盟主不无道理。

桐城文派对中国古典散文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它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我想从桐城派文论思想和创作实践两方面来谈。

首先，桐城派作家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散文创作理论。

著名学者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

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
不与桐城派发生关系。

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

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派为中心。

”指出桐城派古文论的强大影响力，它确实成为桐城派赖以产生、发展、壮大的支柱，使众多作家在不同时期纷纷归附桐城派而形成一个阵容强大的作家集团，出现“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桐城派文论最大的特点是“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不断地创新求变，充实提高，使文论体系的严密性、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达到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扭转了古典散文的道本艺末的文学观点，实现了散文艺术的审美艺术价值。

桐城派的文论发端于不在桐城派三祖之列的戴名世，但他的文论主张对方苞乃至后人启迪很大。

他主张为文要“率其自然，行其所无事”，把“率其自然”当作文章的最高境界，强调“修辞立其诚”，作文要道、法、辞三者完美合一，对文章审美要素，提出了“精、气、神并重”的要求。

方苞则明确提出以“义法”为中心的散文理论，为桐城派的文论奠定了基础。

“义法”说也因此成为整个桐城派文论的发端和纲领。

“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

“法”指艺术形式，强调“言有物”、“言有序”，要求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

值得一提的，方苞虽然把文章思想内容放在首位，强调为文要先为人，但最为专注的还是“言有序”，提出为文“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精光”，要求古文用辞力求典雅、古朴、简约，即桐城派所矢志追求的“雅洁”。

刘大kui（从木魁）对方苞的“义法”说有所突破，在强调“义理、书卷、经济”同时，十分重视神气、音节，他说：“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先立神气以为文法的最高妙处，然后求神气于音节，再求音节于字句，给人们指出了为文之法和学文之径。

他还认为文章贵在品藻，将“品藻”作为由“神气”、“字句”等表现出来的文章风格。

他特别指出“文贵奇”、“文贵大”、“文贵简”、“文贵疏”、“文贵瘦”、
“文贵华”、“文贵参差”、“文贵去陈言”等审美要求。

这种对文章风格的重视与辨析，表明刘大?已突破了方苞单纯以“义法”论文而仅提倡“雅洁”文风的倾向，摆脱了以文学为经学和道学附庸的束缚，肯定了文章自身的审美艺术取向，是对桐城派文论的一大发展。

姚鼐的文论思想具有集大成的特色。

他不仅继承了戴、方、刘的文论思想，更从自己所处时代的新学风气中汲取了完善散文创作的合理因素，进行了全面地总结。

他坚持“义法”说的基本观点，但指出方苞“只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相济”的治学为文主张。

他在汉学盛行之时，独排众议，不废考据，力主汉宋兼容，克服宋学空疏，足见其包容之心，尤为难得。

他继承刘大kui（从木魁）“神气”说，进而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八字主张，就古典散文的艺术特征来说，“神理气味”为“文之精”，是抽象的内在东西；“格律声色”为“文之粗”，是具体的表象的东西。

姚鼐的“理、格、律”亦即方苞的“义”和“法”，姚鼐的“神、气、声”亦即刘大kui（从木魁）的“神气”、“音节”、“字句”，而“味”和“色”是姚鼐的新发展，它是指文章的风味、韵味、兴味和文章的辞藻、文采，增强文章的品位和艺术魅力。

姚鼐在文论上另一大贡献是他的“阳刚”、“阴柔”风格说。

他在《复鲁絜非书》中，将千姿百态的文风归结为“阳刚”、“阴柔”二端，指出了文章的风格与作者个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强调了“阳刚”、“阴柔”的相辅相成，虽各有“偏胜”，但不可“一有一绝无”，也就是说，阳刚与阴柔作为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刚中有柔，柔中有刚。

刚柔相济，才算完美。

姚鼐的文章风格论不仅在当时文坛别树一帜，而且在中国整个古典散文理论发展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同时对今天的散文创作仍有指导意义。

姚鼐以及其门人方东树、梅曾亮、姚莹、管同、刘开相继去世，桐城派面临着与清朝国运一样的衰落的局面。

曾国藩接桐城传绪，出而振之，成为“桐城中兴”之主，提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的文论主张，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为体，经济为用，再加上考据多闻，文章内容不但充实，而且显豁晓畅，从而改变桐城古文在继承者手中
已显露“有物之言则少”的“空疏”现状，达到救弊振衰的效果，将桐城派的文论扩而大之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的，后期桐城派作家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

戴、方、姚诸家文论尚属零篇散论，多为即兴之谈，刘大?的《论文偶记》虽有精义，也非全面的系统的科学著作，而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是一部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著作，与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合璧，前者为桐城文派的文章学，后者为桐城诗派的诗歌学。

桐城派传人、著名学者吴孟复先生说：“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在文学上尤为巨大贡献”，可“与《文心雕龙》比美”，“是我国的‘文章学’专书，迄今还没有另一部可以代替它。

”
姚鼐说：“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

”通观桐城派文论，可以看出，不论戴、方、刘、姚，还是曾国藩及其门人都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使桐城派的文论思想不断地得到发展与提高，丰富与完善，为中国古典散文理论作出巨大的贡献，乃至今日为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其次，桐城派作家创作了丰富的散文作品，且不乏传世名篇佳作。

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天下高文归一县”之美誉。

公正地说，从整体上看，桐城派的作品虽然没有超越唐、宋古文运动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如若将元、明散文作为参照对比，无论在审美趣味的广泛，还是艺术感觉的新颖，亦在表现手法运用的多样性，都超越前者而跃上一个新高峰。

由于桐城派作家们大抵奉行“兼善天下”积极入世的精神，所以从文章的题材上看，内容广泛，礼、乐、兵、农以及事关国计民生的，无不涉及，包罗万象。

他们大多以教书为职业，接触民众，关心民间疾苦，且持之以恒，行之有素，对那些“先己而后民，枉下以逢上”的贪官污吏和清廷的严刑峻法予以斥责和揭露，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即桐城派末期，面对民族危机深重的严峻现实，桐城派作家没有一个人鼓吹投降媚敌，都能坚持爱国反帝立场，写了一大批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的文章，抒发了爱国情
怀，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敌忾。

如方东树的《劝戒食鸦片文》、《匡民正俗对》、《病榻罪言》，言辞痛切，“忠愤之气见于颜色，或流涕如雨”，读之令人感愤不已。

特别是“视天下国家之事，皆如己事”的姚莹，鸦片战争中在台湾道任上坚持抗英战争，屡战屡胜，他的有关台湾战争的散文，反帝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可谓一代文章，千秋风义。

在新形势下，从爱国心出发，许多桐城派作家都主张变法图强，反对媚外投降，反对抱残守缺，闭关自守，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反映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如薛福成振兴工商的经济思想，吴汝纶开办新学的教育思想，林纾大量翻译西方文学名著，严复大量翻译西方人文科学著作，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等，都具有积极进步意义。

从散文艺术来看，郭绍虞先生说：“惟雅故能通于古，惟洁故能适于今，这是桐城文所以能为清代古文中坚的理由。

”桐城派作家长于古文的各种体裁，笔锋所至，无不得心应手，或放论时政，针砭陋俗；或评点人生，吟味世态；或礼赞山川风物；或闲叙儿女情常；或以学识见长，或以抒情取胜，为清代散文树立了典范，雅洁清新、韵味隽永。

桐城派论说之文，虽乏宏博，但辞句精练，“擅长于用层次繁复的语句来表达含意深刻、难于表达的思想，即把科学语体用入文艺散文，而又保持语言的通俗性、
生动性”（吴孟复先生语），不乏真知灼见，足见学识宏富，眼高识远；针砭时弊，鞭辟入里，弦外有音，正气凛然，富有战斗力。

桐城派传状之文，情见于辞，品味极高。

在写人物时，十分注意评价的恰如其分，不虚美，不掩恶，“不妄加毁誉于人”。

刻画人物以白描生色，穷形尽相，或以细节取胜，画龙点睛，生动传神，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再现人物精神风貌。

桐城派纪游之文，善于借景抒怀，再现山水，色彩斑斓，境界独出，状物达意不乏情趣，章法严谨不伤灵性，笔墨淡雅不掩风采，自有一种清新明朗的意态美，读之使人如坐春风，身临其境。

桐城派记事之文，叙事扼要，言辞简约，条贯清晰，层次井然。

内容繁富而无堆砌琐碎之嫌，情节单一而无单薄之感，均富有艺术感染力。

当然桐城派作家众多，各人际遇不同，学识不侔，气质有异，手法有别，文章自然会同中有异，各呈异彩。

总之，诚如方宗诚所说：桐城派“虽造就面目各自不同，而皆足继唐宋八家之正轨，与明归熙甫相仲伯。

”无疑，桐城派留给我们的遗产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部分，我们应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的原则，在批判中继承，推陈出新，必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中发挥作用。

二 .
人们不禁要问：桐城派为什么出现在桐城，而不会在别的地方？近时学者对这一“人才聚集”现象进行研讨。

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桐城派诞生的地理因素。

姚鼐曾说：“舒黄之间，天下奇山水也。

”所谓“龙眠钟气，代起人豪”，即桐城派诞生由“地灵人杰”所致。

桐城北枕龙眠，南濒大江，中间丘陵地带，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山青水秀，确实很美。

她不象淮北一马平川，也不像皖南崇山峻岭。

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才，桐城钟秀，养育出一大批散文家，也许因为如此，桐城派不写歌功颂德的“庙堂文学”，不写“山林文学”、“清客文学”，也不写“市井文学”，而擅长于简洁而传神的“小文章”。

必须指出，桐城虽是山水奥区，但其东乡却濒临大江，与南京一水相通，舟楫来往，数日可达，十分便利。

从明末起，桐城与南京之关系非常密切。

象方苞家庭就早迁居南京或其附近之六合。

戴名世、姚鼐亦久居南京。

尤其是左光斗被推为东林党领袖后，方以智、方文、钱澄之等又都是复社首领，当时亦以南京为中心，开展活动，联系十分广泛。

这就是说，桐城虽僻处群山之中，但桐城文人并不处于封闭状态。

相反，他们接触较广，视野较为开阔，增长文学才干，扩大现实影响。

同样，由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外来影响较小，造成了“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义之邦”的淳朴风气，养成了桐城派作家们所独有的性格---为专心致志于古人的道德、文章而不懈追求的精神。

他们或潜心与世无争的经学，或醉
心载道立言的古文，所以桐城境内擅经学兼治古文的文人尤多。

其次，发达的教育造就大批人才。

从明中叶起，桐城的教育就远胜他县。

到了清代崇文重教之风尤盛。

马其昶诗云：“城里通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

”民谚曰：“穷不丢书，富不丢猪。

”可见尊师重教的氛围何等浓厚。

时至今日，此风不减。

1985年11月第一届桐城派学术研讨会在桐城召开，我的老师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祖保泉先生参加会议，临走我送他，他对我说：“我终于明白了桐城高考升学率为什么高，桐城派为什么出现在桐城？”我问祖先生何以言之？祖先生说：“开会的三天早晨，我都四点起床，桐城南大街、北大街、东门大街我都逛了一趟，所有临街的窗户都亮了，母亲在厨房里为儿女做早饭，父亲为儿女整理书包，难得，难得！这是最靓丽的风景线！”正因为如此，明清两朝，桐城读书人希图通过“读书---科举”而达到“仕宦”的目的。

有不少人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如明代何如宠官至宰相，清代张英父子双宰相，左光斗身为名臣，官至尚书、侍郎或督抚的就更多。

方、姚、马诸家或科第联翩，或文名四海，这在乡里之间自然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学而优则仕”毕竟是少数，应试不中，就不能做官，便去教书。

他们在家乡教书，到外地教书，这成为文人谋生的一条路。

还有那些由科举而仕官的京官，官闲俸薄，得差又不容易，于是在服官的同时，也常常抽时间去教书，不但在京城教，还请假出京谋馆，用今天的话说，算是兼职。

有的干脆辞官，或作书院山长，或在学幕阅文，姚范、叶酉、姚鼐、吴汝纶等人即是。

这些由科举出身的与希望子弟由科举而仕官的人，自然都不能不尊重教师。

因此教师在桐城人心目中地位特别高，文人也就乐于以教书为职业，一面育人，一面治文，终身乐此不疲，形成了良性循环。

出现如著名学者罗哲文先生所誉桐城“冠盖满京华，文章甲天下”的局面。

第三，家学渊源与师友的提挈和鼓励。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一般作父母的常情，而择师教子在桐城尤为看重。

选择不到良师，就亲自教授子女，被称为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尤为如此。

如姚鼐从叔父姚范学习古文法，而姚莹又从叔父姚鼐学古文。

著名同
光体诗人范当世曾写诗云：“顺康元老（指姚文然）家，乾嘉大儒（指姚范、姚鼐）系，道咸名公（指姚莹）孙，同光诗人（指姚浚昌）子。

”把姚永朴、姚永概家的五代书香门第亮出来。

自幼便接受家庭的教育熏陶，当然有利于成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师友的提挈和鼓励，在桐城派的发展和壮大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如方苞经常欣喜地对朋友说：“如苞何足算邪？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其时方苞已负海内重望，后生以文求见者不轻面许，却独赏识、器重刘大?，这对刘大?当然是莫大的鼓舞。

刘大?对姚鼐也是如此，写诗称誉姚鼐：“我昔在故乡，初与君相识。

君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

”姚鼐会试失利南归，刘大?作序送之，勉其学习圣贤，“宜以第一流自待”，刘姚虽名为师生，谊同良友。

姚鼐对自己的学生刘开、管同也是赞赏有加。

方宗诚在曾国藩幕府中，曾推荐吴汝纶的父亲吴育泉入幕，为曾国藩家庭教师，又把吴汝纶的文章送给曾国藩看，曾氏“奇其文”，招吴汝纶入幕，而吴汝纶又邀萧穆同去。

正因为这种师承关系，桐城派代有传人。

第四，桐城派作家都具有积极入世的思想，他们不怕挫折，前仆后继，孜孜以求，积极进取。

清朝统治者治国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所以文字狱不断。

康雍两朝桐城发生三次文字狱。

人们提及最多的是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其实还有另外两宗：即与《南山集》案并发的《滇黔纪闻》案和孙学颜麻山先生的所谓“文题”案。

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孙麻山先生的“文题”案。

麻山先生一介寒儒，身份低微，世人对他的文学成就知之甚少。

借此机会作一介绍：孙学颜，字用克，一字尔尧，亦字舫山，号周冕，曾筑华农精舍于桐城大关麻山，故人称曰华农子，学者又称麻山先生，生平未尝应科举，淡名薄利，潜心宋学。

游历四方，以讲学会友为事。

先生不溺诗文，偶有所作皆性情学养之所流露，雅洁纯清，文学成就高出其同辈。

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序》这样评价孙先生文章：“康熙间，桐城文学大兴，望溪长于经，潜虚（名世）长于史，而其时，潜德隐行确宗朱子之学，以期至于立言者，则有孙麻山先生，其文理正气醇，韵长词雅，才不及潜虚而高洁过之，博不及望溪而超逸过之，洵由穷理而有心得也。

”
萧敬孚先生在《日记》中说：“麻山先生生平学术之正，卫道之切，于今日始稍显，至今文词雅正，气象雍容，粹然儒者，于乡先辈中，亦不多见也。

抑余又有未解者，乡先辈才气浩瀚，仙姿绝世，所遭文字之祸，最为酷烈，莫如戴南山先生，特其愤世嫉俗，矜心燥气，时流露于行墨之间，当时见其人，后世诵其为文，亦预知其不免于难。

而先生之文，词气汪洋，酣恣飒爽，似不得与南山争衡，而简倔严重，析理精深，心平气和，皆南山所不逮，顾所遭之境，亦与南山先后一辙，此又理之所不能穷，而大造之不可知也。

”方宗诚在《三隐君子传》中言及先生以文字牵连死时，只说“晚年以楚、浙之狱波累，系西台八九年，犹以存心养性为功，无尤怨之意，后竟论死。

”具体事由，未及详明。

亦有人言麻山先生序刊吕留良书，即“楚浙之狱波累”，牵连弃市，但无实据。

多年来，我翻阅清代桐城文人书籍，亦未发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参与吴孟复先生主编《古文辞类?》一书点校评注的撰稿，他曾向我谈起麻山先生死事，颇为详细，吴老亦说闻之于桐城前辈，未必可信，今天在这里说出来，仅供参考。

麻山先生晚年游历楚浙，以授徒为生，广交文朋诗友，声誉极佳，名著于时。

当地一位劣绅病逝，其子请麻山先生为其父写墓志铭，许以丰厚的润笔费。

麻山先生了解这个劣绅，其人品德恶劣，鱼肉乡里，所以断然拒绝。

劣绅之子怀恨在心，寻机报复。

麻山先生因此离开此地，到浙江，仍然靠授徒为生。

一日，麻山先生突然被县衙以“犯上”罪名逮捕入狱。

原来麻山先生离开后，劣绅之子一直耿耿于怀，百般找茬，一天他终于发现麻山先生曾以“维民仰止”为文题，让学生作文，他认为找到了麻山先生的“罪证”。

说“雍”字去掉“亠”便是维，“正”字去掉“一”便是“止”，“一”即一刀之意，“丶”即雍正的头，把“雍正”变成“维止”，岂不就是要砍雍正皇帝的头吗？这还了得！于是他便写讼状，送到县衙，告发了麻山先生。

昏庸的县令也竟然认为“维民仰止”文题暗藏杀机，是反皇帝的“铁证”。

“维民仰止”出自《诗经--小雅--车辇》，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让学生以“维民仰止”为题作文，无非让学子表达对有崇高德行的人的仰慕，即郑玄谓：“古人有高德者则
慕仰之，有明行者则而行之。

”不学无术的昏官竟依照劣绅之子荒唐的拆字法判麻山先生死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康、雍、乾三朝是清代文字狱最多的，所谓康乾盛世的另一面则是残酷血腥的。

其时“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之触时讳者，不敢讲习。

”（梁启超语）“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龚自珍《咏史》）。

但桐城文人则不然，尽管方孝标开棺锉骨，名世、麻山被杀，并株连众多无辜，但他们没有吓倒，没有消沉，而是前仆后继，不屈不挠，不断追求，以致出现方苞、刘大?、姚鼐、方东树、姚莹、刘开、方宗诚、戴钧衡、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清一代文坛巨匠，形成强大的桐城派！煊赫达二百余年，饮誉海内外。

当我们读方、刘、姚三祖的精美文章时，当我们为“桐城文章甲天下”的美誉而自豪时，我们要深思一个问题：桐城文家为什么能做到初衷不改，百折不挠，孜孜以求呢？我
想这是由于他们具有儒家那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对清廷“欲效涓埃之报，”就不计较个人得失，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也许是桐城派出现在桐城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三
文章千古事，品德最为高。

文如其人。

谈文品，还必须谈人品。

因此，我想就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作一些述评。

戴名世不在桐城派三祖之列，但谈桐城派不能不谈戴名世，因为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先驱者。

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

死后世称宋潜虚先生，又因曾一度隐居故乡桐城南山，世人又称之为“南山先生”。

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三月十八日，出生于桐城红庙砚庄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

其父戴霜崖以教书为业。

名世幼承家教，刻苦好学，一心攻读，博览群书，学识过人，自负才华，睥睨一世，人称“狂士”。

其少年生活极其清贫，但发奋用功，“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之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

”加之他资质过人，11岁就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才子。

18岁时，他用曾祖父的《响雪铭》中“不阴常雨，盛暑犹雪”的题意，撰写成《响雪亭记》，道尽故里风光，极言人情世态，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