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四世同堂》中的长子受难现象

浅析《四世同堂》中的长子受难现象
【摘要】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塑造了一个与《家》中觉新不同的长子瑞宣。

在特殊的国难家仇的情况下，瑞宣没有逃脱受难的命运。

但瑞宣的受难与觉新有了新的质的不同，瑞宣更是通过主动的受难来确证自我的存在，来思考自我和家族及国家的命运。

【关键词】长子；瑞宣；受难；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中一个主要的叙事线索和潜在的叙事者和內隐的观察者，瑞宣是贯穿这部百万字巨著的主要人物。

对于瑞宣这个人物，老舍笔下初看上去是不带有任何感情的中性评价和塑造，但是笔者认真通读后发现老舍在瑞宣身上寄予了很大的感情期待，在瑞宣的受难历程中寄托了自己对待家族和国家的思索，在瑞宣逐步摆脱受难现状的努力中对传统文化再思考。

《四世同堂》百万字的小说塑造了几十个有名有姓的经典人物，但笔者统计后发现老舍对瑞宣的心理描写为最多，通过瑞宣之口对时事做的评价最多，描写瑞宣的活动行为的文字最多。

四世同堂中直接叙述与瑞宣有关的文字就有四五万字之多。

老舍对大赤包他们这一群民族文化败类描写时的感情态度是讽刺的厌恶的。

而对瑞宣的受难现象的叙述则包孕了巨大的情感能量。

《四世同堂》是一部结构紧凑、文字简洁的作品。

它审视了全民抗日的全过程――从瑞宣协助三弟瑞全离家出走到与钱老先生和瑞全秘密的战斗直到抗日胜利结束，历时性的刻画了瑞宣在国难家仇的大背景下个体在历经苦难的追求真实的自我存在以及个体在受难中面对所产生的积极思考。

小说中通过塑造瑞宣企图来抓住机会拯救自己和家人，但在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下，瑞宣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只得留在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古城不断的接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受难。

本文主要通过对瑞宣在家庭模式下的受难现象进行分析，对瑞宣之所成为瑞宣之所受难的原因进行文化学意义上的解读。

一、解读个体受难现象
在以往的论述与分析中，长子们大都被看做是零余者更多从性格决定命运角度开展问题分析。

但很容易忽略一个基本现象；长子们在自己日常的家庭婚姻生活中是不如意的，在大环境下在社会上在事业上也是屡屡受挫的。

把长子们看做零余者基本上忽略了他们的努力，先验的把瑞宣们看做出生就注定的多灾多难的角色。

然而事实上瑞宣们是努力的积极的生活，但仍然摆脱不掉他们的命运。

注定像西西弗斯一样终生只作无用功。

悲剧性就有此产生。

在《四世同堂》中瑞宣很幸运的是他并不像《家》中的觉新一样有一个非常霸道的传统封建势力的代表坐镇家中，瑞宣的父亲祁天佑是很温和的一个中年小商人，并且瑞宣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很融洽的。

但由于父亲的柔和和母亲的常年有病，这一个四世同堂之家的日常开销与运营实际权利就落到了瑞宣与韵梅他们夫妻肩膀上去了。

在小说一开头我们就可以看得
出韵梅在这个家中的地位重要，而韵梅的全部精神和物质动力来源则是瑞宣。

虽然在前六十章天佑也在想尽办法努力维持家中正常生活，但家中的重担确实是压在瑞宣一个人身上，特别是在天佑遭受打击自尽之后，瑞宣的担子更重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瑞宣在这里也充当了一个承重孙的角色，正是这样一个身份，他得直接面对祁老人，去为维持祁老人的四世同堂梦想而敷衍。

他得面对他的兄弟们，为自己的兄弟们指出光明的道路或对自己不成器的兄弟恨也恨不起来但仍得负责。

他得面对自己这个大家庭中的每一个人，为了这个家族的存在不得不活着且去努力。

人必须为一种信仰支撑才得以生存下去。

在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传统的中国，家便是家族成员共同信仰的宗教，是每个家族成员的情感站台与精神归宿
儒雅的瑞宣愿意摆脱开一切俗事，他没法卸去自己的人世间的责任而跑到理想的世界里去。

于是我们看到了他积极的帮助瑞全逃跑对瑞全说只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我们看到瑞宣为了家人的日常饮食只能出去干违背自己良心的工作，只能为了家里人的高兴去英国使馆为富善工作，只能会在过节时为自己的家人买点五毒饼博得家人暂时的高兴。

我们更看到的是，为了自己的小家没有逃出北平的他最后却入狱，敷衍生活的他到头来小心度日却仍然没逃脱厄运。

直到最后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小女儿。

在这八年北平生活中，瑞宣一直是在磨难之中生活的。

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在父与子的家庭框架内作为承重孙的瑞宣的必然命运。

在瑞宣家庭受难历程中，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寻父叙事。

瑞宣是有一个亲身父亲祁天佑，但在内在精神动力上瑞宣在民族动荡的特殊环境下是处于无父状态的。

天佑只是作为瑞宣生理意义上的父亲存在，但在瑞宣的精神世界不是导师地位。

而瑞宣是一个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他为自己的活动必须找到的理论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舞，而这一切他的邻居钱默吟充当了这样的一种角色。

特别是出狱后的钱老先生更以其决绝的反抗精神吸引了瑞宣。

瑞宣主动的接近钱老先生是自己主动的寻找自己精神上的父亲，是在为自己的精神动力寻找支持。

瑞宣理想中的父亲是将传统的父权文明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后的形象构制，即是钱默吟说的，诗人和猎户合并在一起，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又会产生英勇和刚毅肯为和平和真理去牺牲。

在钱默吟的影响下，瑞宣用内省和自审的眼光逐步实现自己摆脱受难的现状，同时完成一种文化角色向另一种文化角色的转变。

二、个体受难的悲剧意义
瑞宣们既是家族长子，更是时代长子。

在国难家仇的大时代情况下，他们要想突围出时代无异于想拽着自己的头发逃离地球一样的荒谬。

瑞宣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是新旧交替的产儿，清楚自己在历史中的坐标位置，同时认同自己的历史使命，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就像水中的鱼儿，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

但在阵痛中挣扎的古中国是不会成为他们的战场，而只会成为他们在此上演人生无奈悲剧的场所。

外在的大环境下的受难是与当时中国特殊情况不可分割的，是彼此共在的。

但笔者认为更多是来源于瑞宣作为长子们同时更是古中国最后一批士大夫知识分子和第一批不系统的接受西方外来文化影响下的
文化心态使他们理想与现实，希望和失望之间分歧日益加大，使他们在面对生存和死亡矛盾时不知所措。

他们想走一条中性道路，但在特定环境下是无任何可行性的，于是他们的行为越来越变为一种异己行为，一种不被自我和社会认同的行为，也是无意义的行为。

瑞宣的受难首先是身体上的，但更多是精神上的炼狱。

但瑞宣并不是双重精神分裂性格，他对钱默吟的感情及他积极的看护钱默吟都可以看的出瑞宣是积极的自我救赎。

他逐步的认同了钱先生的所作所为。

现在，他看钱先生简直就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真的，耶稣并没有怎么特别的关心国事与民族的解放，而只关切着人们的灵魂。

可是，在敢负起十字架的勇敢上说，钱先生的确值得崇拜。

不错，钱先生也许只看到了眼前，而没看到“永生”，可是没有今天的牺牲与流血，又怎能谈到民族的永生呢？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在钱先生的帮助和指引下，瑞宣逐步摆脱了受难的境遇。

笔者认为，受难书写源于生命的焦虑，而这种焦虑一是来自于对现实的忧虑，二是源于对自我的探索。

生活的悲剧既来自于人性的弱点，也来自于社会性的结构，同时还有时代的烙印。

【
参考文献
】
[1]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4]杨经建.《家族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岳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