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文化转向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翻译能力培养的启示

翻译学文化转向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翻译能力培养的启示
严杰
【摘要】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呈现“文化外求”的横向开拓特征，从社会、历史、政治等多种角度对翻译全过程进行宏观的、外部的研究，使翻译研究范式从纯语言层面上抽离，转向探讨文化层面影响和制约翻译活动的各种因素。

这种研究给翻译人才的培养开拓了新的视角，为外语人才翻译能力的培养创造了条件。

本文在梳理翻译学文化转向的缘起和发展的基础上，详细界定和分析了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翻译能力，并挖掘了翻译学文化转向对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各个翻译子能力所能提供的借鉴和启示。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ology studies assumes lateral pione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 borrowing from foreign cultures" and studies the whol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macroscopically and exter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ety, history and politics, etc. This cultural turn makes translation research paradigm pull away from the plain language level and turns to various factors which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dimension and restrict trans- lation activities. This kind of study opens up a new perspective for translation talents and creates the conditions for cultivating their abiliti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tum in translatology,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demarcation,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competence of all - round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and excavates th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which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ology can provide for these talents' translation sub - competences.
【期刊名称】《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2(031)012
【总页数】5页(P80-84)
【关键词】翻译学;文化转向;复合型外语人才;翻译能力
【作者】严杰
【作者单位】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部,吉林长春13011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9
一、引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渐次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文化交流活动日趋繁多，翻译活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翻译活动的数量猛增;翻译的对象迅速扩大，从传统的宗教典籍、社科经典、文学名著扩大到经济贸易文件、商品宣传册、产品说明书、体育、文化新闻、影视、互联网传播等各类应用性较强的信息;翻译的形式也从传统常见的文字文本向多形态文本转换，如新形式的文字文本(如各类宣传性文本)、影像文本、互联网虚拟文本等［1］。

人们为了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努力地想出各种方法，翻译是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懂外语、有专长，能够从事国际交流并且具备较高文化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深得市场青睐。

这类人才的跨文化翻译能力直接决定着两种语言信息的传达和交流，其翻译能力的培养则不可避免地具有深刻的文化烙印。

20世纪末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可以为该类人才的培养提供较强的借鉴意义，因其从外部因素研究翻译，从纯语言层面转向探讨文化层面各因素
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与制约，为翻译能力培养开拓了新的视野。

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缘起
翻译作为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科，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也不是孤立的行为，它是整个语言和文化疆界转换的一部分，是一个连续体。

因此，随着文学文化转向的拉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趋势就不可避免了［2］1－2。

当然，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发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翻译研究学派文化意识的增强、翻译学科地位的变迁都为其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时，多元系统理论的启发、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以及解构主义思想的渗透也加速了它的崛起。

其缘起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初见端倪时期
斯奈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认为，翻译的文化转向起源于众多语言学理论。

这些理论都开始关注语言的社会交际层面，使语言学发生了语用转向，为翻译的文化转向提供了宝贵的学科环境［3］。

代表人物有奥斯丁(Austin)、索尔(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菲尔莫(Fillmore)的认知框架理论、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以及发展出的篇章语言学理论。

其中，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 －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

其研究着眼于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强调翻译活动应由目的文化的各个系统决定，这体现出了对目的语(target language)和目的文化(target culture)的关注，但是翻译研究还是没有彻底走出语言学派的束缚。

因此，多元系统理论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

(二)蓬勃发展阶段
上个世纪80年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界，文化转向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出现了四个主要的翻译研究理论流派:操纵学派、功能学派、译者行动论派和解构主义理论派。

各流派研究的内容和重心各有侧重，如操纵学派为文化转向提供了的重要内容，功能学派引进了功能途径等。

但是，对翻译研究范式转变作出巨大贡献的是
操作学派，操纵学派占据着文化转向的主流。

其中，以图里(Toury)和赫曼斯(Hermans)为代表的描写学派(descriptive studies)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系统地
阐述了描述翻译学的理论构架和方法论基础。

“探索如何接受目的语的文化背景条件与特征，研究文化交际的规则及翻译现象的规律，并提出描写性研究的重要性和以译入为导向的、功能的、系统的研究方法，注重决定译作的产生和被接受的翻译常规和制约因素”［4］。

尽管描写学派强调了目的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但没有注意到翻译活动本身对目的文化的影响。

因此，仍然未能在翻译界引起比较大的共鸣，影响力度不够。

(三)“转向之门”正式开启
1990年，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弗维尔(AndrLefevere)合编论文集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翻译、历史和文化)。

在该书的序言中提出了“文化转向”这个术语。

在序言部分，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认为:该书将证明翻译
理论研究的重心正式摆脱并超越多元系统理论的框架，已从形式主义阶段走出，转向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语境。

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是停留在单词、句子或篇章。

因此，就翻译这一门学科而言，“文化转向”意指翻译研究转向以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翻译进行分析。

“文化转向”的正式提出，标志着翻译研究中文化研究学派的正式兴起［5］126－130(Munday，2001)。

自此以后，翻译研究的
文化转向表现出跨学科性和全球性特点。

借鉴了诸多其它学科，包括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文艺学、传播学等，在此影响下，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三、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翻译能力
(一)何谓复合型外语人才
《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21世纪的外语认
才应该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专业知识、
较强的能力和较好的素质。

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以
下简称《大纲》)也明确规定:“高等培养机构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6］。

《大纲》的培养目标从原来高年级大纲提出的“高级英语人才”到“复合型英语人才”的转变，隐含了某种值得反思的意味，即英语专业的培养重心已由专业水准转到了专业的社会适应性。

由上可以这样理解“复合型外语人才”:是指既熟练掌握一门外语，也懂得一门或几门其他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一专多能的人才。

(二)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翻译能力涵义
复合型外语人才以外语作基础和先决条件，以其他的专业知识增强外语的实用性和多样性。

其中外语为其“基材”，而同时辅之以另一门专业知识为“加强材料”，将外语运用在科技、贸易、旅游、新闻、法律等不同行业当中，不管“加强材料”为何，都需要将外语与另一门专业知识结合起来使用，而这个结合点往往就体现在翻译上。

因此，外语复合型人才翻译能力的培养便变得尤为重要。

PACTE，即“翻译能力习得过程和评估专项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个“迄今为止最
为复杂的能力模式”［7］(Lesznyak，2007:183)，经过 2000 年的修订之后，包括5种翻译子能力:(1)双语能力，主要指用两种语言进行交流时必备的过程性知识，包括语用、社会语言、篇章、语法及词汇能力等;(2)语言外能力，主要是关于常识
和专业学科的外在的和潜在的陈述性知识，包括双文化知识、百科知识和主题知识等;(3)翻译专业知识能力，主要是关于翻译与该职业的一些外在和潜在的陈述性知识;(4)工具能力，主要是指使用文献资料及翻译过程中的其他技术的能力，如词典、百科全书、语法书、平行文本、电子语料库和搜索引擎等;(5)策略能力，指解决翻
译问题、保证翻译过程有效性的过程性知识，是整个翻译能力模式的核心。

除此以外，该模式还着重分析了影响翻译全过程的心理生理要素。

包括各种不同的认知、
态度以及心理活动机制。

翻译能力模式［8］43－46
该模式明确区分了翻译能力和双语交际能力，指出仅有双语交际能力并不一定能使译者完全胜任翻译工作;翻译能力习得是一个动态的、螺旋式的发展过程，涉及专业知识、技术能力、文化知识、行业知识等。

对于复合型外语人才，既要培养其双语获取信息和表达信息的能力，即语言能力和语言转换能力;又要注重培养其与翻译有关的其他各种能力，不能把视野局限在语言能力的培养上，这一点和翻译学“文化转向”突破语言层面的初衷不谋而合。

翻译学“文化转向”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的思考，突破了传统翻译学专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转换，而把翻译和社会、历史、文化以及译者本人等诸多语言外因素联系起来。

对于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应适应市场需求，既要培养其语言转换能力，又要强化其策略能力和文化能力，成为应用型外语人才。

四、翻译学“文化转向”下复合型外语人才翻译能力的培养
随着翻译研究重心的转移，其对翻译教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从语言学派的语言重心到文化学派的文化重心，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给翻译教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亦为复合型外语人才翻译能力的培养创造了条件。

复合型外语人才在从事翻译工作时候，需要通过翻译将外语与另一门专业知识结合起来使用。

而这个结合点往往在跨文化语境下才能体现出来。

因此，对于外语复合型人才，其翻译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语言转换能力，还应注意文化能力、翻译策略能力等方面能力的培养。

(一)翻译学“文化转向”下学生语言转换能力的培养
复合型外语人才归根结底是外语人才，首先要以外语作基础和先决条件，其翻译能力直接由对两种语言的掌握能力决定，包括对语言中的语音、词汇、语法、语篇知识的熟谙及掌握程度。

就英汉翻译而言，语言能力则指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运用能力的熟练掌握。

翻译学的“文化转向”突破了语言研究的视域，使得翻译从字面转换走向跨文化视野。

它更多关注翻译的文化属性，即翻译活动的外部制约因素，这为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提供了更宽阔的背景支持。

但探索“文化转向”在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等于不再关注语言本身。

从表面的体现形式来看，翻译是指通过笔头或口头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即源语言被目标语言代替的过程。

如果没有把翻译看作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那么对翻译的研究就将变成是一种宽泛的文化研究，翻译理论也将变成一种宽泛的文化理论，新兴的翻译学将名不副实［9］。

需要正确理解“文化转向”的内涵，扬其长，避其短，才能真正使学生在掌握语言转换能力的基础上提高翻译能力。

文化研究学者霍加特(Hoggart)提出应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中来进行“价值阅读”［10］，这种“价值阅读”为阅读者提供了一种理解文化的新方法，学习者可以
通过文化这个“杠杆”来学习语言。

如果在文化情景下进行翻译学习，学生会在潜移默化中加深对语言的了解，涉及单纯的语言转换时，思维自然开阔且具有延伸度，语言能力能够持续得到提高。

受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影响，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领导下，美国大学外语专业确立了“跨文化跨语言能力”专业培养目标，探索更加合理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

这种从文化角度培养语言能力也值得国内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改革借鉴。

(二)翻译学“文化转向”下复合型外语人才文化能力的培养
翻译起源于两种或以上文化的不同，正是文化交流与互动产生了翻译。

因此，翻译研究无法脱离文化维度。

复合型外语人才要在具体行业中根据话题、语境、文化背景，使用实用得体、恰当的语言，探明译入语与译出语的文化特征及其差异和共性，并将双语的文化内涵恰当地“对接”起来，实现两种语言信息的转换，如果缺乏相应的文化素质，将之作为简单的语言转换，则无法真实再现原文的面貌，能否真实再现则取决于译者的文化能力。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甚至有学者这样认为:“语言就是一种文化”［11］(裴文，2000:178)。

文化语境无处不在，它在整体上制约全部的言语活动，对语言具有最终解释力。

例如，汉语中的“爱屋及乌”对应英语为“Love me，love my dog”。

这就与英语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体现出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在对同一事物的词的解释力。

翻译学文化转向着重研究文化意识和翻译的关系，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句子、篇章，而是文化;基于词语或篇章的对等的“忠实”根本不存在，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原文在原文化中同样的功能［12］16。

这需要在翻译能力培养中，强化文化能力训练。

通过各种题材
和体裁资料的翻译练习，涉及科技、贸易、旅游、新闻、法律等各个行业，在具体的语境中传输文化信息，注重挖掘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信息，锻炼克服翻译中所遇到文化信息的不对称和空白问题，提高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为将来从事各种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因此需要培养学生积极开放地接受外语国家的文化，同时也不能忽视本土文化的学习。

通过加强中外文化的对比，在对比中找到双方文化的差异，从而增进对社会、历史、政治等文化信息的翻译能力。

(三)翻译学“文化转向”下学生翻译策略能力的培养
在上文所提翻译能力模式分析中，策略能力是整个翻译能力模式的核心。

其主要作用是筹划翻译步骤，选择最适当的方法完成整个翻译任务，激发各种不同的子能力，发现翻译中的问题并提供最终解决方案。

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知识结构呈现复合性、综合化、开放性，在从事翻译工作时，实际表现出来的翻译能力是建立在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开放式思维以及对所掌握外语专业基础知识、外语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进行综合化、系统化处理，使陈述性知识和过程性知识得以融合、开发和重组，达到信息交流的目标。

这种在翻译过程中使用各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言语的和非言语的解决问题的手段，都在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翻译策略能力范围内。

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强调应对翻译文本外的东西有所研究，这种对文本外的关注突出了翻译的跨学科性与跨文化性，开辟了教师和学生在翻译教学和翻译学习中的视野，可以陶冶翻译人才的人文素养，毕竟，无论是怎样的复合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都不能忽视外语学科的人文属性。

外语教育不是简单的语言能力的培养，还应包括人文素质和综合文化修养的提高［13］(蔡基刚，2010)。

新形势下我国高等
学校外语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中的“外语”的内涵应该是工具性兼有人文素质教育［14］(许瑾，2011)。

传统的翻译教学强调语言的工具性，注重提高学生
把语言作为工具运用的能力，而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关注焦点则转向语言以外，为人文素质培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有助于塑造学习意识和提高学习能力，这正是应用型外语人才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

五、结语
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20世纪70年代后翻译学的“文化转向”为翻译教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内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为培养翻译人才尤其是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翻译能力开拓了新的视角。

寻找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有助于翻译学科的发展和外语人才的培养，这也需要教育部门的引导与支持，需要有关专家的缜密思考与通盘研究，更需要一线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努力探索、实践和奉献。

参考文献:
［1］石春让.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J］.外语教学，2008，(3):81－82.
［2］Bassnett S.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Routledge，1992.
［3］Snell－ Horrnby Mary.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6.
［4］曾文雄.“文化转向”核心问题与出路［J］.外语学刊，2006，(2):91－92.
［5］Munday，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London:Routledge，2001.
［6］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7］Lesznyak，Mata.Conceptualiz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J］.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2007，8(2):167 －194.
［8］PACTE.Building a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odel
［C］.F.Alves.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3.
［9］曹明伦.从教学视角看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3):3.
［10］Hoggart，Richard.The Tyranny of Relativism:Culture and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Society［M］.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8.
［11］裴文.现代英语语境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12］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3］蔡基刚.全球化背景下外语教学工具与素质之争的意义［J］.外国语，2010，33(6):33 －40.
［14］许瑾.试论高等学校复合应用型外语人才的培养［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12):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