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企业的技术转移与乡村工业振兴——以广东西樵镇纺织业复兴为例

国营企业的技术转移与乡村工业振兴——以广东西樵镇纺织业复兴为例
作者：刘伟强丘海雄吴军民
来源：《社会科学家》 2019年第4期
刘伟强1，丘海雄1，吴军民2
（1．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广州510275；2．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摘要：资源禀赋论是以往研究乡村工业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视角。

在这种理论视角的解释下，乡村工业被看成是在特定的资源要素条件的作用下形成的。

但是这种理论解释只留意到改革开
放后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所带来的低租金等几方面
的资源要素对乡村工业形成的影响，并没有注意到乡村工业的技术获得问题。

文章通过对珠三
角地区乡村企业技术转移历程的实地研究，分析国营企业技术扩散的路径与特点，揭示20 世
纪80 年代国营企业的技术转移与乡村工业兴起之间的关系机理。

研究发现，广东省西樵镇的
国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工业兴起过程中扮演了技术孵化器的角色：创业者们运用市场交易、实物交换等方式获得了国营企业淘汰的纺织机器和相应技术，而国营企业技术工人到家庭
作坊的兼职“炒更”，在解决了私营家庭作坊技术问题的同时，也成功实现了国营企业技术扩散。

这一发现有助于弥补原来资源禀赋理论的不足。

这种技术转移模式对当前乡村产业振兴的
启示是要重视政策运行的乡土社会逻辑和大企业在技术扩散转移中的角色与作用。

关键词：国营企业；家庭作坊；技术转移；乡村工业；兼职“炒更”
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9）04－0064－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工业的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为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

[1]与之相伴随的是，在乡镇企业的产权[2][3][4]和改制方面[5][6]已经形成大量的研究。

但随着乡村工业的衰落，学术界逐步淡化了对乡村工业的讨论。

在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当今处理三农问题的
重要抓手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梳理乡村工业的相关研究，厘清其发展脉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乡村工业的兴起，诺顿、林毅夫、蔡昉和裴小林等学者从资源禀赋条件的角度做出解释，形成了资源禀赋论的理论视角。

在这种理论视角的分析下，乡村工业被理解为在特定的资
源禀赋条件作用下实现的。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看，乡村工业是不同生产资源的重新组合，资
源禀赋要素的分析抓住了这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分析优势。

但是诺顿和林
毅夫等人的理论解释只留意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之后，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农民可支配
收入的提高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所带来的低租金等几方面的资源要素对乡村工业形成的影响，
并没有注意到乡村工业兴起过程中的技术获得问题。

要完整地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工业，
对技术因素的分析必不可少。

除了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必要的生产要素，改革开放初的乡村
工业可能从通过哪些途径解决技术问题？本文将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从广东省西樵镇改革开
放初兴起的纺织家庭作坊的技术获得过程来阐述这一问题。

所使用的经验材料来自于对当时的
乡村工业经营者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当地的史志资料。

二、文献回顾：资源禀赋视角的解释
“资源禀赋论”认为在特定的经济结构下的资源禀赋条件是乡村工业兴起的基本要素。

诺
顿认为，中国的基本经济禀赋状况是拥有丰裕的劳动力、有限的土地以及稀缺的资本，乡镇企
业面对的是一个要素价格更为符合中国实际要素禀赋的环境，20 世纪整个80 年代，农村企业
工人的工资比城镇企业工人的工资要低60％，全部工资报酬则比城市的全部工资少一半多。

[7][8]基于此，他认为农村企业与中国基本要素禀赋的契合，才是农村企业成长的最重要原因。

林毅夫等的研究秉承相同的思路，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和农民可支配
收入的提高诱发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

1980－1984 年，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以每年平均14．5％的速度增长，人均年末手存现金和存款余额从26．55 元增加到85．3 元，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这两种剩余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9]
蔡昉等从城乡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但也是秉承了“资源禀赋论”的
分析思路。

他们指出，农村改革导致了技术效率的释放，以及随后的农业要素投入的边际递减
使乡镇企业获得了充裕的劳动力来源；农业产出水平的提升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使乡镇企业的
发展得到了获取资金的渠道；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尚且处于分割的状态下，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在
农村范围内寻求非农就业机会，几乎是当时的唯一的选择。

[10]
从资源禀赋的路径去理解乡村工业的崛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但是这种理论却无法
解释，两种农业剩余是如何流向乡村工业的。

而且，两种农业剩余与乡村工业的发展也是内生
性的，乡村工业的发展也会引起农业剩余的增加。

这种理论也无法回答：在农业剩余较低的地区，何以仍然出现了乡村工业化。

无论是人力资源条件还是土地的要素价格在特定时间内的变
化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在计划经济年代以及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些资源禀赋条件的差异是比
较少的。

因此，持资源禀赋论的学者无法回应的质疑是：为什么在资源禀赋条件相差无几的情
况下，恰恰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兴起了大量的乡村工业？
与强调农业剩余对乡村工业化的影响的学者不同，裴小林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角度来理解
中国的乡村工业。

[11]他认为，中国的乡村工业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是集体土地所有制：与中国
其他部门相比，乡村集体企业的产出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是增长最快的，但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却被长期忽略，即乡村集体企业利润的一部分来自于地租，这是由集体土地
所有制下的资源配置模式造成的，农村集体组织将工厂建立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既不需要向
别人，也不需要向自己支付地租。

[12]通过梳理沈阳和天津地区的三个村庄的企业数量、地租
和利润的数据，裴小林发现，在乡村工业的早期发展阶段，50％以上的企业利润来自于地租。

[12]据此，他甚至认为，正是这种集体土地制度提供了一个既不同于计划体制，也不同于市场
体制的资源配置模式。

毫无疑问，裴小林的理论是有一定的解释力的，集体土地体所有制确实
能降低当时乡村工业创业者的创业成本。

但是裴小林却忽略了乡村工业化过程中技术获得的问题。

除了土地，技术同样是乡村工业在兴起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显然，集体土地所有制并
不能为乡村工业的创业者解决技术要素的问题。

虽然说，在乡村工业化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
的“短缺经济”特征降低了创业者对技术的要求。

当初乡镇企业仅凭手打机磨，用粗糙的手工
作坊生产向“短缺经济”发起了挑战，迅速依赖初级产品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

[13]但对于某些行业来说，例如纺织业与五金业，创业者对于技术与机器的需求仍然是刚性的。

三、广东西樵纺织产业的复兴：国营企业技术转移的驱动
正如前文指出，以往从资源禀赋条件的角度去解释乡村工业创生过程的学者忽略了技术获
得的问题。

下文将通过对西樵镇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乡村工业经营者创业过程的分析，揭示
在乡村工业兴起的过程中，一种可能的技术获得路径。

西樵镇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的西南部，处于西江和北江的交界处，东临北江和顺德水道，西
濒西江，内河有官山涌、沧江河，水网纵横交错；在地形上属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气候为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雨量充沛。

[14]得益于优厚的自然环境，又较少受
到战乱影响，西樵镇历来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当地的纺织业传统由来已久，并在漫长的历
史长河里多次出现过鼎盛的发展时期。

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樵镇的纺织业形态经历了多次的变迁。

20 世纪50 年代，经过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改造后，当地分散的家庭式纺织作坊被合并成三
家大型的国有企业。

这三家国营企业主导了当地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的纺织业生产。

改革开放以后，原来已经消失的分散式家庭作坊又再出现。

从1984 开始，家庭式纺织作坊开
始大量出现。

时至今日，大部分村民仍然会提到，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除了原来就在国营厂工作的村民外，纺织行业吸引了村里的大部分劳动力，在最鼎盛时期更是超过90％的村民都
在从事这一行业。

20世纪80年代，西樵镇的三家国营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革新。

除了西樵镇，其他地
区的纺织业的国营企业也进行了机器的更新换代。

这次技术变革是由国家纺织工业部和各地纺
织国营企业主导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纺织行业生产力较低的问题。

随着纺织品供给的增加，国家于1984年12月取消了布票制度，市场需求和价格日益成为主导生产和销售的控制因素。

[15]在原有的生产条件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的情况下，纺织国营企业纷纷从国外
引进更先进的机器。

技术革新使国营厂产生了大量的要淘汰的机器，这也为当时的创业者提供
了机会。

在开放的市场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创业者利用了这一批被淘汰的机器发展起家。

（一）技术的“熟人”市场转移
在西樵镇，国营厂淘汰的机器以两种方式转移到早期创业者手里：一是市场交易。

由创业
者直接向国营厂购买，这部分创业者原来一般有在社队企业工作的经历，平时与地方国营厂有
较多的业务来往；二是用实物交换旧机器。

这些实物在当时都是稀缺物资，不容易获得。

大概是1986 年左右，我就从生产技术科的副科长那儿得知，厂里要淘汰一批旧的机器，
这些旧机没什么大的故障，稍微修整一下估计可以重新再用。

当时厂里新进的都是意大利的剑
杆机，无论是生产速度、噪声都远远优于原来的K251 系列织机。

这部分旧机器很多已经停产，当时他就跟我说，要不你就接手一部分吧，反正这些机器都是要转出去的，手快有手慢无，现
在的市道也不错，应该有得做。

由于经常在外面跑，我就知道这种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市场也会越来越好，上面对私人办厂的政策也放开了……问亲戚借了点钱，再加上我们自
己的一点积蓄，拿了5 台机，多的就不敢拿了，不够资金。

这些旧机其实也没什么问题，找人
重新安装，清洗干净之后我们就用上了，也没出什么故障，价格还比外面的要便宜很多。

（PYM 访谈记录）
从PYM 的创业经历可以看出，在工作期间，他与地方国营厂的生产技术科和销售科的工作
人员建立了稳定的个人关系，这些个人关系为其在创业期间提供了可以利用的信息，PYM 也因
此抓住了国营厂旧机器向外输出的机会，成功创办自己的纺织家庭作坊。

由此可见，那些原来
就在社队企业工作的创业者比普通人更有机会去获得国营厂淘汰的机器。

除了本地的国营厂以外，还有不少创业者是通过外地的国营企业购买机器的。

这部分的创
业者也是社队企业的工作人员，同样是通过业务来往与这些企业的工作人员建立起非正式的个
人关系。

WZF 在社队企业工作时期，是负责纺织品供销的业务人员，在1986 年，通过中山市
的一家国营纺织厂购入纺织机器，并建立起自己的家庭作坊。

那时候我是纺织方面的供销人员，负责到处找订单和任务，基本上珠三角各个城市的集体
企业我都跑过。

由于跟中山这边的业务来往较多，所以我跟这边的人也比较熟悉一些。

中山这
边的国营厂淘汰旧机器应该也是跟西樵镇这边差不多时候开始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
边有没有机器出售的，看到西樵镇这里这么多人从国营厂拿到旧机器之后，我就想，其他地方
有没有？然后我马上就打电话过去问相熟的供销人员，那边说有，我说好，我明天就过来。

去
到以后，我就马不停蹄往厂里跑，朋友见到我之后，就把我领到杂物房说，这些机器是淘汰下
来的，可能是有些故障，能不能用不敢保证啊。

我把杂物房里的旧机仔仔细细都检查了一遍，
主要的零件都还在，找技术工人维修一下，应该能再用。

挑了四台看上去比较新净的、主要零
部件也健全的机器，我就跟朋友说，我要这四台。

（WZF访谈记录）
也有创业者是没有社队企业的工作经历的，而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在外地购机。

他们
通过原来就存在的关系网络获得纺织机器转移的信息。

在笔者所接触的调查对象中，有不少创
业者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机器的。

刚刚开始自己办厂的时候，我用的机器是k274，是通过我老
婆的一个表哥买来的，从江门那边的纺织厂购买过来。

他在那边是属于比较混得开的那类人，
在镇政府里当司机，认识的人比较多。

我是1988 年才开厂的，属于比较晚的一批，因为创业
资金不足。

在这之前是替我们村里的个体户打工的，他比较早自己出来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
六台机。

（CLB访谈记录）
从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出，无论是在西樵镇当地，还是外地购得纺织机器的经营者，都是抓
住了国营企业技术更新换代所带来的机会。

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经营者采取了联合创业或向
亲戚借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以往解释乡村工业的理论并没有注意到，国营企业的技术上的更
新换代，能够促进乡村工业的发展，只有认识到原有的工业体制与乡村工业具有延续性的特征，才能发掘那些以往理论所忽略的因素。

（二）技术的“物－物”交换转移
西樵镇兴起的这股私人办企业的浪潮，使纺织机器成为紧俏的商品。

当地的经营者除了通
过市场交易的方式获得机器，还存在另一种获得机器的方式：实物交换。

经营者之所以能够通
过这种方式获得机器，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

在计划经济年代，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生活与生产物资都处于极其短缺状态。

部分纺织家庭作坊的经营者正是利用这些短缺的生活与
生产物资获得机器。

根据当地丝绸站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有时候因工作需要下到生产队收购
蚕丝与蚕茧，甚至需要自带粮食，因为生产队根本腾不出多余的粮食招待下乡的工作人员。

塘鱼、家禽、生猪，这些物资的稀缺程度更是远甚于普通的粮食。

对于在纺织国营工厂的工人来说，稳定的工资收入使他们的生活状况相对于生产队的社员
来说要好一些，但许多生活物资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短缺的。

也正是由于短缺的经济状况，
使后来部分生产队的社员用物资交换国营厂的旧机器成为可能。

说起来也很戏剧，我之所以能在那个年代赶上纺织创业的班车，是因为一车塘鱼，可以说，就是用这些塘鱼换得订单和旧机器。

当时听说国营厂有旧机器转让，刚好是我承包的鱼塘收成
的时候，我就叫朋友帮忙，拉上一车鱼去到三厂，找到当时的副厂长，跟他说，这车塘鱼就给
你们厂了，我希望可以买到厂里淘汰的旧机器，机器的钱另外付。

厂长当时可能就被我们吓坏了，但是可以看得出，他也是有点心动的，因为当时塘鱼供应不足啊，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吃上
塘鱼的。

国营厂的工人是有固定工资，但是有钱你也不一定买得到啊？因为供应真的很缺乏……当时他没有立刻答应我，说是回去跟厂里的其他人商量下……过了几天我再去过去找他，这次大家就摊开来讲了，我跟厂长说，以后有塘鱼会优先供应给厂里，我就要些旧机器，价钱
另付，也希望厂里有做不完的订单就发给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要求很合理啊，不是很过分，
不会很为难厂里，而且对双方都有好处，不违反大的原则。

当天晚上我就去厂里把机器运回家
里了，钱不多，我就只要了四台K251。

（ZSJ访谈记录）
ZSJ 用塘鱼换得交换机器的机会，带有一定的戏剧性，但是这种交换变得可能，是由计划
经济年代生活物资的短缺所导致的。

塘鱼，这种在如今极为常见的日常消费品，在ZSJ创业的
年代可是十分稀缺的物资，正如他在访谈的过程中指出，就算是当地的国营工厂的工人有固定
的工资，也不能想买就买。

从广东省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最早开放的物资价格是河鲜、蔬菜
和塘鱼，但是在价格放开后，这些物资的价格极其不稳定，当时很多职工手中所持的工资和粮
票完全不能购买相应的物资。

自1988年开始，西樵镇开始把土地分包改为投包，并首先从鱼塘开始投包经营，从此改变了土地长期分包的情况，使生产队经济进一步扩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种
养权归农民，集体不加以干预。

ZSJ 能用塘鱼交换机器，得益于他投包了村里的鱼塘。

当初创业时的机器，可以说是用一台货车换回来的，而这台货车是香港的亲戚资助的。

为
什么想到这个办法呢？是当时一位朋友给我们出的主意，他是国营厂的书记，比我要年长一些，由于都是附近村落的，我们跟他很熟，从小就认识。

看到很多人自己出来做织机，而且赚了不
少钱，我们几个平时就不怎么安分守己的堂兄弟也想闯一闯，大家以前都接触过纺织的。

于是
就找到他，问他有没有门路。

他说，大家这么熟，我也跟你们说实话吧，厂里是有订单发出去，但是也有很多人都等着啊？也不是我能一个人说了算的！这样吧，如果你们能搞到一台货车就
最好了，现在厂里比较缺能运货的车，你们就用一台货来换。

正如他所说的，那时候这边很缺
运货的货车，货车是很吃香的物资。

我就跟香港那边的亲朋戚友说明了情况，他很快就答应我了。

（OSZ访谈记录）
从OSZ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用于运输的汽车在当时是极其稀缺的物品。

由于水利网络的
发达，在新中国成立前，当地的丝织业以水路交通为主，水上运输以农艇为主；新中国成立初
到60 年代主要是人力运输，70 年代初期兼备水上机动运输船，直到1977年才开始使用汽车
运输，至1985年止全业共有汽车32 台，负载吨位近30吨。

[16]由此可见，能用于运货的汽
车在当时是非常稀有物资。

OSZ正是利用这一稀缺的物资与地方国营厂交换得到订单以及生产
机器。

（三）技术的“炒更”转移
地方国营厂对私营厂的辐射作用，除了向私人企业输出廉价的机器之外，还包括技术工人
的技术输出。

具体的实现方式是，国营厂的技术人员在业余时间到私人厂兼职，帮助私人企业
解决机器使用与维修、产品开发、降低生产成本等技术问题。

当地人把这种技术的输出方式称
之为“炒更”。

这种技术的输出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在各类的乡镇企业兴起过程中十分常见。

在长三角地区，那些利用周末时间到乡镇企业赚钱的技术工人，被称之为“星期六工程师”。

正是这种方式帮助众多的乡镇企业解决了技术和管理问题。

当然，这部分
技术人员包括从城市下放或退休在本地的干部和技术工人，在西樵镇，还包括那些因为计划生
育问题而被国营厂辞退的技术工人。

西樵镇大量私营纺织企业的兴起，催生了需求量极大的技
术人员和生产工人的市场，很多国营厂的职工在业余时间被请到私营企业兼职，“炒更”甚至
成了国营厂职工的“第二职业”。

我们国营厂的职工没有几个是不出去炒更的，只要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厂里的基本上不反对。

而且出去炒更的报酬很高啊，有时候你帮人家分析几个工艺，基本上就可以获得相当于厂
里一个月的工资……我是做机修的，但也懂得纺织的工艺，一到业余时间就跑去私人厂炒更……当时的工艺也不太复杂，来来去去也就那几个，只要是懂得一些技术的，都能够做出来。

（LZC访谈记录）
通过“炒更”这种兼职模式，国营厂的生产技术扩散到私人企业。

另一位国营厂的技术工
人提供了这样的信息：那时只要国营厂有好的品种出来，没过几天就出现在私人厂里了，根本
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技术创新可言。

私人厂只要聘请一两个厂里的技术分析员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比方说，你帮我分析一个板，就给一百来块钱，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报酬啊。

所以那时我们的厂
也开始进行内部调整管理，分成两个分厂，按分厂里面的业绩分工资，就内部市场化，这样还
是不行。

（WGC访谈记录）
在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技术信息的外溢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除了国营工厂技术工人通
过“炒更”的技术扩散，也还包括其他方式。

展销会、使用说明书、偶然丢弃的产品等都带有
技术信息扩散的广泛可能性。

[17]而在西樵镇，一些私营企业的经营者也是靠着其他创新者的
技术信息外溢进行生产的：出门可以不带钱，但不可不带剪刀，看到流行的面料就剪一块回来，通过各种办法买来一块热销产品，经过面料分析师一分析，就开始照“样”生产了。

[18]
除了那些技术分析员，外出“炒更”的国营厂职工还包括那些车间的生产工人，在笔者所
访谈的生产工人中，他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大部分地方国营厂的职工都把“炒更”当作是一种
理所当然的帮补家计的方式。

更有甚者，把本职工作当作是闲职，将很多精力投入了业余时间
的“炒更”当中。

毫无疑问，职工们过盛的“炒更”行为影响了国营厂的正常生产与管理。

很少职工能够做到在兼职“炒更”之余还不影响本职工作的，有些甚至把工作重心放在
“炒更”上，经常大家上班的时候就在讨论，你这次“炒更”赚了多少钱，我又赚了多少钱。

有一次我值夜班，过了正常的上班时间半个小时之后，跟我一起值班的搭档都还没出现，我还
以为他请假了没跟我说，但后来发现，他在一个机台下坐着睡着了。

我过去把他叫醒，他说，
白天出去“炒更”了，基本上没休息。

你说，这样怎能不影响本职工作。

（DHK访谈记录）对
于职工的“炒更”行为，国营厂的管理层并不是不知情的，也深知“炒更”行为的过盛会影响
工厂的正常生产。

但是厂里有严格的关于职工管理的规定，使得这些管理层手中并没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去处罚那些因为“炒更”而影响本职工作的员工。

关于批不批准厂里的职工外出“炒更”的问题，我们管理层展开过多次讨论，最后也没能
形成统一的意见。

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即使是对那些“炒更”问题比较突出的
职工，我们也只能处以罚款，总不能因为这样的问题开除职工吧。

就算是厂长，也不能随随便
便就开除一个职工。

因为开除一个职工有着很严格的要求，要走很多程序，还要向上级领导部
门报备。

第二是，职工“炒更”的报酬很高，就算是扣除罚款，仍然比在国营厂的基本工资还
要高，有些私人老板甚至是替这些职工交罚款，可以说，这点罚款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

（PDM 访谈记录）也有国营厂的管理层表示，这种现象限制不下去的真正原因，是部分管理层也有经
营私营性质的企业，或者在私营企业中参有股份。

在一次管理层的会议上，我向其他人直接表达了限制职工“炒更”的想法，但是没有多少
人响应我的想法。

反对的几个人的意见倒是比较统一，说是这关乎职工的切身利益，会影响职
工的生活水平，不能限制。

虽然他们嘴上这么说，但是谁的心里都清楚，实际上有些管理层自
己在外面就有开厂的，或者在私人厂中有股份的，也有的是自己的亲朋戚友开厂的。

（LXS访
谈记录）
国营厂职工的“炒更”行为影响了厂内的正常生产，但是正如前文指出，管理层在管理职
工的问题上，并没有太高的决策自由度，而部分管理层自身也在经营家庭式的纺织作坊，这就
使得任何出自管理层的处理意见，都缺乏说服力。

在国营厂日益受困于职工的“炒更”问题时，私营企业却有效利用了国营企业职工的技术输出，蓬勃发展。

四、结论与讨论：乡村工业复兴的启示
如上所述，西樵的三家国营厂在当地的私营企业兴起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利用地方
国营厂所淘汰的旧式机器以及国营厂职工的技术“外溢”，私营企业的经营者解决了生产技术
上的问题。

但每个创业者获得这些技术扩散的机会不是均等的，那些原来的社队企业工作人员
更有优势。

在社队企业工作期间，他们与地方国营厂的管理人员建立了稳定关系网络，这些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