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后现代转向及其现代性批判

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后现代转向及其现代性批判
黄
波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
200444）
［收稿日期］2006-09-01［作者简介］黄波（1969-），女，四川自贡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四川理工学院副研究馆
员。

［摘要］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后现代转向源于对现代性危机的思考与批判。

在这些思考与批判中，社会学理论在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旨趣等方面凸显出后现代的独特理论取向，为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
现代性批判
后现代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07）01-0161-04
1839年孔德在
《实证哲学教程》中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一概念，并将社会学区分为研究社会秩序的静力社会学和研究社会进步的动力社会学。

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间，从孔德、斯宾塞到韦伯、涂尔干以及集大成者帕森斯，直至坚守现代性思想的吉登斯，社会学理论经历了诞生、形成、发展、分化和综合的不同阶段。

社会学伴随社会历史进程，以关注现代性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其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发展轨迹。

然而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经济的全球化使人类生存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社会学理论的现代性基础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后现代转向应运而生。

一、现代性危机———社会学理论后现代转向的动因及逻辑起点
18世纪的工业革命，
促进了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在蒸汽机的牵引下沿着现代性轨道不断地向前推进。

与理性密切相联的现代性，在给人类社会带来高度文明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人文危机和生态危机。

对于现代性带来的人文危机，马克思、马尔库塞、韦伯等都有论及。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劳动的异化、人的异化，这种异化无疑是对人性的
摧残。

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也谈到，社会分工是个人主义的开始，分工使人在知识结构上产生缺陷，变为单向度的人。

韦伯虽然认为生活态度的理性化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源泉，但他同时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会成为理性的囚笼。

现代性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日益凸显，人类在理性膨胀的驱使下对自然的任意支配和利用造成了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

所有这些现代性后果使前工业社会及工业社会中田园诗般的宁静被打破，人类社会就像一艘载满现代性危机的“泰坦尼克号”，对其反思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成为人类解救自身的惟一路径。

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以现代性为基础、以关注现代社会为己任的社会学却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及圆满的解答。

于是，社会学发展出现新的理论追求。

这种理论追求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使一大批社会学家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与反思现代性后果，并试图用后现代范式对现代性问题加以解释与回答，现代性危机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后现代转向的动因及逻辑起点。

二、后现代转向中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现代性批判
20世纪60~70年代，
社会学理论中出现了一大批放弃现代性原则而转向后现代立场的新理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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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007年第1期
（总第139期）广西社会科学
GUANGXI SOCIAL SCIENCES NO.1，
2007（Cumuiativeiy ，NO.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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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l ］，如福柯的知识考古社会学、利奥塔的后现代
知识社会学、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布迪厄的反观社会学、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埃里亚斯的历史社会学等。

其中，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学理论和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是社会学发生后现
代转向的两个重要标志［2］。

这些理论虽然对后现代
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但大多都站在现代性批判的立场，对现代性后果及现代社会学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在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旨趣等方面凸显出后现代的独特理论取向。

l.就研究对象而言，
后现代社会学理论消解主体，关注文本，并将关注的焦点从现代社会的核心部分转向社会的边缘地带。

首先，后现代社会学理论批判强调作者的观点，消解主体，关注文本。

在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中，“文本”一词取代了“著作”。

“在后现代世界中，不再有作者，也不再有著作，有的只是各种‘文本’，并且，这自然也意味着扮演重要角色的不再是写作‘文本’的人，而是阅读‘文本’的人。

主动权由作者转移到了
读者。

”［3］比如，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那里，人们不
是通过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来获取世界的意义和自身存在的价值，而是通过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来获取意义，并且这种意义随着读者的不同、时空的不同发生变化。

在福柯那里，他同样强调主体的去中心化，不再关注主体，只关注话语性实践，因而他宣称：作为主体的人已经死亡。

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将所有社会生活看作一系列文本，消解了主体，颠覆了传统社会学理论文本、作者和读者三者的关系，使主体消退，作者“死亡”。

其次，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将关注的焦点从现代思想家关心的现代社会的核心部分转向社会的边缘
地带［4］。

后现代社会学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解构
主体之后，把目光转向了人的日常生活，转向各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被忽视了的事物、抵抗的领域、被遗忘之物、非理性的东西、无意义的东西、被压抑之物、模棱两可之物、经典之物、神圣之物、传统的东西、怪诞之物、极端之物、被征服之物、被遗弃之物、无足轻重之物、边缘之物、外围之物、被排斥之物、脆弱之物、湮没之物、偶然之物、被驱散之物、被
取消资格之物、被延误之物、被分离瓦解之物”
［5］
，开始积极寻找他者的意义。

例如：福柯在其著作中更为关注疯癫、性、死亡和尸体、犯罪和监禁等社会学一直忽视或否认的边缘事物。

鲍德里亚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黑人、妇女、同性恋等现代社会边缘群体身上，等等。

这种把人们关注的焦点从中心引向边缘的去中心化理论，体现出后现代社会学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反思与探索。

2.就研究目标而言，
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反对普遍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对绝对真理观进行了批判和消解，认为社会学的任务不在于追求真理。

现代社会学理论同其他现代社会理论一样，普遍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特征使它把对真理的诉求作为研究的基本目标，它力图在认识领域获得关于外在客观世界和内在主观世界的普遍真理，并以此改造世界、控制世界，最终实现人类的普遍解放。

而在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中，主体的消退使真理失去了依赖的基础，人们不再追求普遍真理、终极真理，只渴望不断剥去社会现实的拟像。

在后现代理论看来，世界是不确定的，那些认为已经发现真理的理论
要么是过时的，要么是天真的［6］。

福柯就曾对真理
进行解构，通过对现代权力独特运行机制的分析，他认为，真理并不存在于权力之外而是与权力相伴而生，权力带来真理，真理是权力游戏的道具，二者的纠结形成了“真理政治学”。

福柯的观点粉碎了现代社会学理论对真理的追求，真理变成游戏，失去了其客观性。

与福柯对真理的解构不同，哈贝马斯则探讨了真理的多元性。

他认为，认识的目的不是为了探求真理，而是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彼此沟通和信念。

哈贝马斯从社会交往理论出发，认为真理要在人的交往活动中去把握，认识的真理性在于交往
中所取得的共识和认可的程度［7］。

后现代社会学理
论对绝对真理进行的批判和消解，打破了真理普遍、客观的神话。

在后现代世界中，人们不再探求确定的答案，人们学会了与尚未解释的事实和行为共存、与无法解释的事实和行为共存，社会学理论的重点转到保持社会学理论家之间的持续对话上，真理不
再是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目标诉求［8］。

3.就研究方法而言，
后现代社会学理论批判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方法论，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反对整体主义与实证主义，反对宏大叙事，主张微观分析、话语分析，执着于解构的策略或者在方法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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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 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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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都行”。

首先，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反对总体性的世界观，反对宏大叙事，反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

现代社会学理论倾向于采取一种总体性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发展出了包括“工业化、现代化、世俗化、民主化”等在内的那些关于西方“进步”的宏大叙事，并力图将它们应用于被当作一个总体来看待的整个世界［9］。

而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却拒斥现代社会学理论所钟爱的总体化观点，批判宏大叙事和总体化趋势，批判方法论的整体主义，以差异性对抗总体性，以小叙事对抗大叙事。

“在具体研究中，非常强调差异、多元、片段、异质、分裂，而对理性、共识、系统、总体性等概念一概拒斥。

”［l0］这种对总体性的批判，从微观路径解构现代社会的转变，促成了社会学理论从宏大叙事向微观反思的发展，进而使社会学的每一种叙事仅仅成为众多叙事中的一种，社会学理论家也变成鲍曼所说的阐释者而非立法者。

其次，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反对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模式，对现代社会学理论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自然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它从主体间关系中思考问题，消解了认知框架的二元对立，使中心与边缘的彻底分离不复存在。

鲍曼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过程中，认为与现代的认知框架关注秩序与混乱、正常与反常、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划分相反，后现代性关注的恰恰是这种二元划分中不断扩大的“灰色区域”［ll］。

布迪厄也十分明确地反对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他从社会实践的主客观统一性出发，在对语言交流和文化现实的反思批判中，建立了他的反观社会学。

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批判，使后现代社会学不再坚持严格的实证主义原则，开始引入在人际互动关系中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比如以科尔曼、林南、普特南、布特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以格兰诺维特、怀特等为代表的社会网理论，以及新理性选择理论、制度社会学理论等等［l2］。

同时，非实证主义方法论开始流行。

库利、米德、布鲁默等人的互动论，舒茨的现象社会学，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不断显现和发展，从而后现代社会学对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了颠覆［l3］。

再次，后现代社会学理论执着于解构的策略。

在现代社会学理论中，人道、理性、启蒙、自由等是中
心和主题，而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却以否定现代社会为其基本理论取向，把解构视为中心任务，对现代理论、现代知识、现代话语进行了颠覆。

它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自然思维模式、知识话语霸权、专家话语霸权等等，为观察与理解社会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福柯解构了主体，继尼采上帝已死之后，提出了作为主体的人的死亡；同时又解构了真理，揭开了真理与权力共谋的面具。

而德里达在他的“解构三部曲”之一的《论文字学》中，则宣告了“书本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从而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l4］。

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以解构为中心任务，断然放弃了许多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包括宏观理论、系统理论及宏大叙事，转而注重微观分析、话语分析；有的更是走向了极端，根本反对方法或者主张在方法论上怎么都行［l5］。

解构的观点使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在对旧理论的摧毁中不断发展。

4.就研究旨趣而言，后现代社会学理论批判理性，主张非理性。

在现代社会学理论的视野里，理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品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祛除谬误使理性得到增长的过程。

自孔德开始，社会学就致力于确立一种理性的秩序；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把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归结为生活态度理性化的结果，认为现代性的过程就是工具理性不断扩大、世界不断合理化的过程。

理性无疑带来了社会的极大发展，但理性扩张的结果也导致了对其自身的反讽。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重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灾难，认为大屠杀是现代理性进步规律的延伸，它不是某一特定时刻的特定事件，而是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选择性亲和，这种亲和导致大屠杀这一悲剧成为根植于现代性之内的理论追求［l6］。

理性的反讽，引发了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对理性的解构、对非理性的张扬。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指出，社会越是理性化，自由就会越少［l7］。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对理性权威也进行了批判。

而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又为我们描述了一种未被书写的非理性的历史，在他们的描述中，社会学理论希望挣脱理性的束缚、通过非理性的灌输而得到重塑。

于是，“在这个后现代世界中我们已经富有进步性地放弃了通过发现一种宏大的理性方案来解决我们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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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各种紧迫社会问题的希望”［18］，理性被解构、非理性
得到张扬。

三、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批判价值及缺陷首先，社会学理论的后现代转向从根本上表现出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和对人类发展前途的关注，它从反面推进了社会的自我修正与自我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后现代转向是在对现代性危机反思的基础上出现的，在这一反思的过程中，社会学对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它消解主体、关注文本，使人们不再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作者本人以及作者的经历与个性对其思
想的影响上，而是更多地关注思想本身及其发展［19］，
使社会学理论更为丰富；它关注另类价值和边缘群体，使现代社会中备受冷落的领域得到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它批判二元对立，解构真理，尊重差异，使人类跳出理性的约束，使人们观察社会的视角更加多元化，使社会学家的对话得以持续进行，进而促进了社会的沟通、理解与融洽；它执着于解构的观点，使社会学理论在解构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身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又成为理论发展的动力与源泉。

其次，社会学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又有其自身的缺陷。

它批判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将一切社会现象视为文本而对其进行解构，社会被展示为一个物化的、非真实化的、符号化的中心失落的影像和记号。

这种对认识确定性、连续性的否定，使社会成为碎片化的毫无意义的虚幻体。

它在反对宏大叙事的同时，过分强调无限多样的小叙事和微观分析、话语分析，使人们很难获得有关世界社会生活的整体图式。

它反对方法、甚至放弃方法的主张，使人们无法找到一条适合的理论路径对社会进行整体的把握。

它以解构为中心任务，以否定为理论取向，使人们在无穷的不确定中找不到社会发展的普适性规律，在认识论上走向了虚无主义、极端相对主义、反理性主义的深渊，这样，后现代社会学自身也就失去了理论应有的指导实践的价值，在理论建构的歧路上越走越远。

总之，社会学理论的后现代转向是以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和批判为出发点的。

通过现代性批判，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在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旨趣等方面凸显出其独特的理论取向。

后现代社会学的观点观点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出社会学理论新的诉求，为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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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丽菊］
［校对：龙
伟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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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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