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姬文化与爱国精神初探

虞姬文化与爱国精神初探

汉元五年十二月年（公元前202年）的楚汉相争末期,项羽大势已去,处于败局之时,面对着兵少粮尽,夜闻四面楚歌,项羽英雄气短的哀叹：“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凄然起舞,并忍泪和唱：“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歌罢，随拔剑自刎。

这是西汉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在记载。也是京剧《霸王别姬》的故事原型。历时历代许多文人墨客以虞姬那份忠于爱情而拔剑自刎的故事，其情，惊天地！其义，泣鬼神！一直传唱几千年。

然而，我们从故事的背后，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也可以从虞姬的爱国精神进行探析。

据历史记载，项羽与虞姬生活在楚地《史记·项羽本纪》。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汉书·项籍传》中有“有美人姓虞”的记载）。虞姬作为楚国副将虞侃之女，自小生活在江苏沭阳（地理位置与鲁南地区接壤，临近孔孟之乡），深受注重孝道忠孝思想的儒家思想影响。

儒家文化诞生于乱世，《周书•汤誓》：“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樯事而割夏。”文中的“恤”所表露的就是一种忧患心态。这一“忧患”到了孔孟那里得到了空前的身化，“君子

有终身之忧”是孔孟思想的基调。他们忧国忧民，也忧礼乐的失传，文明的散失。而这一强化的忧患观念，对古代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君子有终身之忧”已成为了一切有抱负的仁人志士的共同人格特征。在中国古代社会，君不仅是指某个个体存在，也含有国家之意。君主常被作为国家的代表与象征。历史是上的改朝换代往往是以君主的存亡为标志的，一君亡则国灭。

因此，虞姬在项羽四面楚歌、危机四伏的关键时候，用“自刎”自绝性命，一方面表达对项羽的忠贞爱情；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一种深厚而浓重的对国家（楚国）命运的挂念与关注之情，一种力挽狂澜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还有一种不给项羽负担让其“破釜沉舟”力挽狂澜救国救民的决心。

儒家这种济世安民的追求，不仅给中国古代造就了大量的英雄豪杰，也培养出了国家的安危并不是寄托在少数肉食者身上，普通的民众也有义务和权力维护国家的安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的这种心系天下的社会取向，既烘托了国家整体利益的至上性，又为爱国情感的滋生，准备了浓厚的社会心理氛围，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正是这一心态的生动写照。

对于虞姬文化的探究和挖掘，自古以来绵延不绝。古代的有汉朝初年陆贾所撰《楚汉春秋》，唐朝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冯梦龙《情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明代甄伟《西汉通俗演义》，明代钟山居士甄伟的演义体小说《西汉演义》等涉及虞姬也属于对虞姬的研究。近代有姚克的《楚

霸王》，曹余章的《上下五千年》。目前出版的有关虞姬研究的专著有杨鹤高先生的民间传说《从虞姬沟到虞姬墓》（1988年），沭阳葛恒扬任主编的《虞姬》（2004年），安徽灵璧范君、余云军的《水煮楚汉风流》，王立群先生的《王立群读〈史记〉》的专著等五本。

曾任沭阳知县、清代著名文学家、诗人袁枚，离任43年后重游沭阳时，特地再到沭阳县颜集乡凭吊虞姬，作有“过虞沟游虞姬庙”诗，并自注：“相传虞故沭人也。”其诗：为欠虞姬一首诗，白头重到古灵祠。三军已散佳人在，六国空亡烈女谁？死竟成神重桑梓，魂犹舞草湿胭脂。座旁合塑乌骓像，好访君王月下骑。

时下，对于虞姬文化的研究，已经得到当地政府和许多学者的高度重视，虞姬文化和爱国精神的联系，也只是本人在虞姬文化、儒家文化学习中的一点启发。不足之处，希望大家能本人共同探讨，为弘扬民族文化贡献自己一份力。

作者：国光（沭阳县虞姬文化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