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鲁迅的思想影响-资料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鲁迅的思想影响

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在文学上的联系近年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遗憾的是，学术界虽然在两者思想与艺术的比较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却很少有人在鲁迅接受陀氏影响的客观根据及历史发展过程上做过详细的梳理和分析。笔者相信，如果能有充足的、令人信服的依据和材料证明鲁迅接触过、熟悉甚至精通陀氏，将为两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更加厚实的平台。

一、鲁迅接受陀氏影响的客观依据

1.曾大量接触过陀氏的作品及研究资料

据鲁迅日记中记载，他早在1913年8月8日，即购得日文版的《罪与罚》；1917年10月2日，又购得陀氏小说3本。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编印的《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来看，他还收藏有很多德文、日文版的陀氏原著，如德文版的《罪与罚》、《白痴》、《死屋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集》；日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罪与罚》、《赌徒》等；还藏有一些日文版研究陀氏的论著，如纪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升曙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再认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据《(穷人)小引》中所记，他还读过《Dostoievsky’s Literarsche Schriften》和升曙梦的《露西亚文学研究》等书中关于陀氏的论述；据增田涉回忆，他还买过日文版的《舍斯托夫全集》，因此也必然会接触到《悲剧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战胜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等著作。中文版的陀氏著作，他至少藏阅有韦丛芜译的《穷人》和李霁野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书，这在他的日记及书信中都有记载。

2.对国内陀氏的介绍与研究工作给予过热情的帮助与支持

在鲁迅主编的很多刊物中，都发表过与陀氏有关的译介性文章，比如：《莽原》第2期与第6期上分别刊有《阿列伊》和《(穷人)英译本引言》；《语丝》第4卷第17期～18期上载有《朵思退夫斯基与屠格涅夫》；《未名》第1卷第1期上刊有《陀思妥夫斯基的忌妒》；《译文》第2卷第2期、终刊号、新2卷第3期、第4期中分别刊有《杜斯退益夫斯基的特质》、《果戈理和杜思退益夫斯基》、《杜斯退益夫斯基的样式与方法》、《杜思退益夫斯基》等文章。这些刊物是当时介绍陀氏的一股重要力量，无疑与鲁迅的关注与支持分不开的。尤为令人难忘的是，陀氏第一篇中译本《穷人》的出版，是在鲁迅的大力支持与参与下完成的。鲁迅不仅出资将这篇译稿编入在“未名丛刊”中，而且亲自比较了日本译者白光的原译文，写了《(穷人)小引》，以致数十年之后韦丛芜依然牢记着鲁迅所寄于他的“以后要专译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最好能把全集译完”的希望。此外，林语堂在《鲁迅》一文中曾提到1927年鲁迅在广州时，“经常给学生讲陀斯托耶夫斯奇”。从中可以看出鲁迅本人对陀氏有着怎样大的兴趣与热情。

3.在许多文章与译作中都有过对陀氏的专门评论

鲁迅论述外国作家的专文并不多，而陀氏却是其中之一，而且一下还写了两篇：《(穷人)小引》和《陀思妥夫斯基的事》。据笔者粗略统计，鲁迅在其全部著作中，至少还有50余处提及过陀氏或其著作。尽管鲁迅没有译过一篇关于陀氏的作品，但他所译的其他文章中谈及陀氏的地方却为数众多，比如《“否定”的文学》中称陀氏的作品“发源于否定”；《文学者的一生》中指出其作品中有着“非这人便不能表出的真实”《LEOV TOLSTOT》中对陀氏“描写那病底心理”的分析；《一九二八年世界文艺界概观》中对其“人不能单用面包来活的”“这一思想的阐释；《果戈理私观》中对他的“锋利到了病象的人间心理的写实”的称赞等。作为这些文章的翻译者，鲁迅不可能不从中受到触动与启发。

4.对陀氏的文学艺术风格有浓厚兴趣

鲁迅曾经说过：“我的小说都是些阴暗的东西。我曾一时倾慕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今后我的小说大约也仍是些阴暗的东西。”。他曾经告诉冯雪峰：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得列夫有些影响”，而安得列夫的艺术特点却是师承陀氏的，罗迦乞夫斯基指出：“安特列夫、阿罗兹白绥夫、梭罗古勃等人都是以杜思退益夫斯基为基点而出发的作家”，他所提到的这些作家的作品，鲁迅基本上都翻译过，而且有很多关于他们的论述。事实上，鲁迅翻译的作品中，很多作者都深受陀氏的影响，这一点鲁迅也毫不隐瞒，多次在译作后记中有意地提及。比如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他就引用阿尔志拔绥夫的话：“陀思妥夫斯奇……便是我的文学的导师的姓氏”；在《<一天的工作)后记》中，他引用玛拉式庚的话：“我看见那许多伟大的散文创作：普式庚、莱尔孟多夫、果戈理、陀思妥夫斯基和蒲宁。研究着他们的创作，我略常觉得一种苦痛，想起我自己所写的东西——简直一无价值”；在《(食人人种的话)译者附记》中，指出其著者“爱读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自己的住房的墙上，写着一句陀思妥夫斯基的句子道：‘得到许多苦恼者，是因为有能堪许多苦恼的力量”等。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和随意的提及，而是一种婉转的暗示，透露出鲁迅对陀氏艺术风格青睐的态度。

5.在许多文章中毫不掩饰对陀氏及其作品的偏爱

在鲁迅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很多文章中表现出对陀氏及其作品的强烈兴趣及偏爱：在《集外集》中，鲁迅说陀氏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在《华盖集》中，鲁迅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陀思妥也夫斯奇的《罪与罚》等，都不是啜末加咖啡，吸埃及烟卷之后所写的”在《且介亭杂文》中，鲁迅这样描述：“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在《鲁迅佚文全集》中，记录着鲁迅这样一段话：“要将现在中国人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像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对比起来，真是望尘莫及哩”；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鲁迅说：“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谈自己，以及有些文豪们的专讲别人”。一个外国作家能够受到鲁迅如此的重视和喜爱是很难得的，如果这其中没有深刻、持久的思想共鸣和心灵感应，没有特殊的文学关联，是决不会如此的。

二、鲁迅对陀氏精神的体悟及态度的变化

1.对陀氏精神的体悟

鲁迅专论陀氏的两篇文章——《(穷人)小引》和《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在中国陀氏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世界陀氏研究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林贤治指出：“在鲁迅对陀氏的分析中，有一种知己般惊人的深刻”。

鲁迅以异于他人的直觉和灵感，敏锐地抓住了陀氏作品的主要特质。鲁迅辩证而递进地剖析了陀氏如何在人的灵魂中展示善恶，显示出“人的灵魂的深度”。他说：“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对于陀氏而言，人本身就是恶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世上痛苦的一部分，而恶与痛苦的原因就是人自身，若要消除它们，首要应正视并承认我们自身有罪，这一心灵的历程正如鲁迅所看到的：“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陀氏笔下的人物，是一种相互冲突和对立的两极尖锐地并存于一身的有限的罪恶存在，他所竭力揭示的，不是他们的社会性，而是带有生理色彩与存在意义的人性。陀氏认为，人又不只是“犯人”，即便是犯人也自有其善，污秽的灵魂自有其神圣性或神的禀性和“埋藏的光耀”。鲁迅将陀氏对人的这种二重结构的展现形象而深刻地表述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