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农业现状历史成因及未来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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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农业现状历史成因及未来趋势分析
当历史不停地走过,社会制度的变迁早已化成风霜流逝,唯一的不变的是农民传承千百年的文化和几句的思想。
安徽农业的历史影响,说到先秦则太过久远,说道唐宋则太过迷离,我们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自明清两代,安徽省的农业基本种植区域和农业品种就基本固定了下来。所以我们从明清开始看起。
一、元末明初的变迁
自朱元璋参加红巾军反抗元朝暴政伊始,安徽便成为主战场,濠州(今凤阳)和和州(和县)成为他的大本营,淮西一系将领也大多是安徽人氏,此时安徽民风的彪悍首屈一指,考虑到当时极低的城市化率,也可以体现出安徽农民的彪悍民风。
说到红巾军起义,其导火索便是元至正十一年的黄河大水。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为了彻底解决黄河的水患,顺帝听从了大丞相脱脱的建议,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全权指挥治河事宜,并征调了汴梁、大名等13路民夫15万人,士兵2万人归他指挥。早已胸有成竹的贾鲁,指挥着十几万治河大军,在短短的七个月内,完成了浩大的治黄工程,修复了河堤的决口,并将改道的黄河重新引入故道,流入淮河,东向入海。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治河工程,历史上称为“贾鲁治河”。本来有了这样的功劳,贾鲁应该象大禹那样以英雄的形象载入史册,可无情的历史却跟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让他伟大的治河工程变成了“亡国工程”!
在贾鲁的治河工程中,于黄陵冈开挖河道,疏通河水是重要的一环,而问题也出了这里。有一天,民工们正在干活,突然间有几个民工从泥沙里挖出了一个石头人,奇怪的是这个石头人居然只有一只眼睛。大家都好奇的围拢过来观看,在惊诧的同时,他们的脑中都浮现出了一支在工地上广为流传的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如今预言中所说的一切都应验了,民工们的反抗之火也悄然的生起了。就在这时,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传来,白莲教的韩山童和刘福通在颖上首举义旗起兵反元,因其头裹红巾,被称为红巾军。早已受尽官吏压迫的民工们,立即杀了河官,响应红巾军,就此如火如荼的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了。曾经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在数以百万计的起义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元王朝在遍地烽烟中灰飞烟灭!
正是因为贾鲁的治河工程,才使得十数万人聚集在一起,才给了别有用心的人以一只眼的石人挑动天下大乱的机会,因此后世常把贾鲁治河看做是导致元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他的
治河功绩也被人忽略不计。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其实元朝在立国伊始就没有真正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封建制度,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等级制,让广大的非蒙古族的百姓饱受欺凌。随着时间的延续,曾经勇武的蒙古人在和平的大环境中逐渐腐化堕落,加之元王朝漏洞百出的政治制度,使贪污腐败之风吹到了帝国的个个角落,到了元顺帝时期,这种情况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以阿合马、脱脱为代表的(非当时丞相脱脱)上层贵族过着超乎想像的奢华生活,而广大的下层百姓却根本无法生存。元顺帝登基后,不但不思改进,反而变本加厉,更加残酷的剥削人民,再加上天灾频仍,百姓们已到了忍耐的极限。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贾鲁开始了治河工程,不幸的是,这项工程成为了压垮元帝国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人民已经无法再承受这样浩大的工程了,于是灭亡元朝的号角在治河工地上被吹响!
那么既然如此,这项工程如果不实施是否会使元朝的灭亡延后呢?起初在讨论治河之策时,也确实有很多大臣反对,他们清醒的看到当时的元帝国已经是一个大火药桶了,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让它爆炸,而且治河工程异常浩大,十几万人聚集在一起,后患无穷。看起来好像治河比不治河的乱子更大,但真的可以不治河吗?
在元顺帝执政时期,黄河多次决口,不但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还危及到漕运的安全。没有南方的贡赋,立都与北京的元政权是难以存在下去的。尤其是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一年之内三次决口,数十天的连绵大雨将黄河两岸变为一片泽国,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更重要的是严重影响了南方贡赋北上的道路,而且还威胁到了帝国在山东盐场的安全。严酷的现实迫使元政权不得不考虑要对黄河进行大规模的治理。在数年的准备和勘测后,最终于至正十一年批准了贾鲁的方案,实施了治河工程。可以说在当时黄河连年决口的情况下,不治河,任由其肆虐,后果也一样的不堪设想,所以不能说治河的决策就是错误的!
明朝所编纂的《元史·河渠志》中指出:“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驰,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讵无从而起乎?”算是为贾鲁说了句公道话!
安徽民风之彪悍,自此而始,元朝征服中原后,实行的是四等人的社会等级制度,安徽除淮河以北的少数地方外,绝大部分处于第四等的南人的下级地位,考虑到淮河以北在蒙古人的暴力统治下以及长期处于宋和蒙古的拉锯战前线导致的人口减少,事实上,安徽地区当时的差不多所有人口都是第四等的南人。情形之悲惨可想而知。
贾鲁治水征发了大量民工,以及大量赋税,元朝均责成由集庆路、太平路、宁国路、徽
州路等地承担,至正十一年的水患是黄河决堤,抛弃淮河入海口改从山东入海造成的,为了保障元朝的盐业供应地山东盐场,元朝大力治水,力求黄河重新从淮河入海。当然其劳役赋税也理所应当的由淮河流经的安徽人民承担了。
二、明初的休养生息及习俗的养成
明代是一个典型的以小农经济立国的朝代,在其统治前期,明政府确实高度重视农业政策的各种配套措施,这是明初国内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的关键所在。但同期素称繁华富庶的江南农业区却在重赋之下迅速走向衰败,两相比较之下,折射出学界长期称道的“重农减征”政策,不过是明政府征派税课、稳定国家财源的重要手段。这种经济管理思想为明代中后期对农业实行种种重赋加派、苛征埋下了伏笔。嘉隆万时期的诸多改革没能阻止统治者的竭农重征,但累年带征、不断加派的最终结果是,不仅造成农业经济鱼烂不堪、政府财政枯竭,更未能阻止明王朝在四面刀戈铁马中加速灭亡的脚步。
洪、永、仁、宣统治的近70年,被学界普遍视为明代农业恢复、发展的黄金时期。明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以严厉的法令强制百姓归农复业,这是明初以来农业生产顺利展开的法律基础。
早在追随郭子兴起兵之初,朱元璋就从服务于战争的军需粮饷的征解、调运中感受到恢复、发展农业对巩固政权、控制军队的重要作用,“渡江初,即以康茂才为营田使,谕之曰:‘比兵乱,堤防颓圮,民废耕作,而军用浩殷,理财莫先于务农。故设营田司,命尔此职,巡行堤防水利之事,俾高无患干、卑不患潦,务以时蓄泄,毋负委托。已,又以茂才所屯田积榖独充仞,而他将皆不及,申令各督率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洪武元年,明朝统一全国的战争远未结束,朱元璋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徵八两,木棉亩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疋。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疋。”明初始终“以农桑积储为急”。“夫户口盛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欲财用之不竭,国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务农乎!”在朱元璋看来,只有让百姓尽快立户收籍、恢复农业生产才能计丁课税逐步摆脱困窘万分的财政状况,洪武二年,他下令:“凡各处漏口脱户之人,许赴所在官司出首,与免本罪,收籍当差。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