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的变迁

房屋的变迁

中国传统的住宅形式多为院落布局，而四合院正是中国人最理想的住宅形式。四合院按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住房对称，正房朝南，东西两侧是厢房，另有耳房和小院。院中铺地砖，两旁可种树木花草，形成一个舒适宁静的居住环境。北京的四合院是这类住宅的典型。

四合院

1900年后，英、法、美、俄、日等国家先后在北京修建使馆区，在天津租界内修建住宅，建筑风格多为欧式、日式。为便于外国人居住，北京建造了六国饭店，高7层，红色墙面，以壁柱分隔，上有欧洲古典装饰。这是当时中国最高的住宅建筑。

美国使馆

六国饭店

当时居民住宅形式最有地方特色的是长江、珠江两个三角洲。江南水乡的民居多为庭院式。小桥、流水、住宅、码头，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独特的南国水乡风景画。

江南水乡

自外国人进入长江流域后，上海人口激增，地皮价格高涨，从19世纪50年代起，便仿照欧洲联排式住宅的形式，建造了一批成本很低的木板房屋，形成最初的里弄式住房。70年代改用砖木结构，设计了上海独有的石库门里弄民居，这是一种群体集居的居住方式，是上海住房的主要形式。石库门大多成排建筑在井然有序的里弄，为砖木结构的毗连式房屋，脱胎于传统的四合院。弄门纵向深入，过道两旁即为相互毗连的石库门民居。20世纪初，

这里里弄式的群体集居的民宅形式也出现在江南的许多城市中，于是中国传统的独门独院居住形式开始被打破了。

石库门里弄民居

珠江三角洲，含福建一部分地区，20世纪初，由于发了财的或有积蓄的华侨开始投资家乡，当地的民宅许多是西式的或中西结构式的，其中的碉楼很有特色。如广东开平市，现存有2600多座形态各异的碉楼，其中相当一部分是20世纪初建造的，风格有罗马式、土耳其式、法兰西式、英格兰式、意大利式、德国碉堡式以及中西结合式，雄伟壮观，绚丽多姿，尽现欧陆风情，使旅游者很难相信这是中国的乡间。华侨的家属之所以要将自己的住宅仿照欧洲古代建筑建成碉楼，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当地比较富有，害怕土匪的抢劫，因此碉楼一般都有5～6层高，还设有望台，加强了安全感。

碉楼

西式建筑露峥嵘

到了民国时期，城市中普遍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高层建筑，最典型的是被西方人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1911年以前，上海的最高建筑是6层。1928年修建的沙逊大厦（今南京路外滩和平饭店北楼）是一幢10层的钢架结构大楼，整座楼用花岗石砌筑，外形简洁明朗。此楼的建造明显受到19世纪末出现在美国芝加哥高楼建筑风格的影响，外部不重雕琢，内部却装饰得豪华无比。沙逊大厦是上海第一座10层以上的大楼，随后短短几年间，上海又奇迹般地涌现了28座这样的建筑。高层建筑是当时西方的时尚，影响了中国各大都市的建筑风格。1937年落成的广州爱群大厦是华侨投资，由中国工程师设计建造的，共15层。立面糅合了美国摩天大楼的垂直线风格的岭南骑楼底座，内部采用钢架结构，在建材和施工方面都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是华南第一高楼。随之，市民的居住情况也有了新的变化。从20年代起，上海、天津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民宅，开始从平房向空中发展，出现了一种新式里弄住宅，一般是两三层。与过去上海的里弄住房相比，新式里弄住宅对房屋的使用功能作了明确的划分，有起居室、卧室、浴室、厕所、厨房，有些还有煤气灶，宅前留有绿化园地，里弄的宽度可容车辆进出。较富裕的人家住花园式里弄住宅，它是从新式里弄住宅演变而来的。住宅前面的庭院、绿地面积超过住宅面积，有的达三倍以上，环境幽静。居室内有壁橱、铺硬木地板，钢架大玻璃窗，外观多为西班牙式和近代立体式。

爱群大厦

沙逊大厦

新式里弄住宅

花园式里弄住宅

当时，中国一些最富有的人已经仿效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修建了花园别墅，抢占大城市的黄金地段，修建独院式高级住宅。房屋不高，大多是平房或两层的小楼，房屋通常有壁炉、卫生设备、大小卧室、健身房、汽车间，周围环境特别讲究庭院绿化，有草坪、甚至有大理石的喷水池，被称为花园别墅。然而城市下层人民的居住状况却苦不堪言，不少人住在竹架支起的草棚里，门檐低矮，只能钻进钻出。在上海，人称这种住房为“滚地龙”，将这种成片的住宅区称为棚户区。

棚户区

新村成为风景线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率先改造了臭水横溢的龙须沟和破烂不堪的和平里，建了新住宅区，在东郊和西郊，也建设了配套住宅。一般是独门独户，每户建筑面积50平方米。50年代初，设立了建筑工程部，第一任部长陈正人。在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一举建成住宅9454万平方米，缓解了饱受战乱之苦的平民百姓的居住条件。“二五”期间再接再厉，又建成了1.1亿平方米。这时期的新建民居，除平房外，大多数是4层左右的小楼，屋顶较高，达3米左右，有的高达3.5米，窗户却很小，不够畅朗，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是借鉴了前苏联住宅模式。

新建的住宅小区通常称为新村。住户是普通职工。当时，工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住房困难受到特别的关注。1952年，上海为执行毛泽东主席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当年，第一批住宅21002户完工，以当时的家庭成员平均每户5人计算，可解决10万人的居住问题。修建于上海西郊的曹杨路一带，取名“曹杨新村”，占地200亩，建有合作社、医疗站、公共浴室等设施，风景优美，处处花草林木，小桥、流水、人家、浑然一体。一时间，“曹杨新村”在上海成为令人羡慕的新式住宅的代表，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曹杨新村

神州处处大杂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批建筑设计材料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销毁；宝贵的建筑材料，包括高质量的钢筋水泥、大理石，被用来建造领袖像、“忠字碑”、“万岁馆”，无法顾及民宅建设。加之50～60年代有一段时间对民宅建设不重视，延续到70年代末。建国已经30年，全国3400个城镇新建住宅的建筑面积仅4.93亿平方米，城市人均住宅面积仅3.6平方米。大多数家庭，父母与子女住在一间屋子里，三代人、四代人同居一室也很平常。在当时真可谓是找房子比找对象还难。

到70年代末，全国城镇住宅面积约40亿平方米，其中解放后新建的仅占百分之十几，就是说，当时全国城市绝大部分人住的是解放前的房子，陈旧不堪，杂乱无章。再加上50年代盲目生育，70年代进入生育高峰，子女多了住不下，院子里搭出个坯间，或者盖间小厨房，腾出来的厨房住人，能想的法子都想到了。于是，迫于人口与住房的矛盾，大杂院出现了。大杂院里通常住着10多户甚至更多的人家，共用一个厕所，有些还是不分男女的，很不方便。华北的四合院、江南水乡的秀丽庭院，能保持原貌的不多了，大部分成了大杂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