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精神价值

论文学的精神价值诉求
陈传才

文学作为特定时代文化生态中培育出来的语言符号系统，是人类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绽放的诗意之花。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它以艺术方式表达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诉求的独特内涵，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质。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启示当今文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文学生产、消费及传播方式的历史性变化，更新艺术形式的表现技巧；尤其要从时代变革的人民生活出发，描写人们心灵世界的变化，创造多样化的艺术形象和意蕴，让读者（观众）于得到审美娱乐的同时，在精神境界上也得到提升。
然而，当今文坛的状况远非如此。在大众消费主义和精神虚无主义的冲击下，不少文学作品忽视精神价值诉求。究其主体方面的原因，除一些作者精神资源匮乏外，还有认识上的几个问题值得深思。


一


首先，一些作者在所谓“视觉革命”的影响下，以为文学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就是强化视觉张力，变革视觉观念，以致片面追求感官刺激与眼球效果，而相对地忽略了文学精神价值对人心灵的影响。
诚然，文学（尤其是它的物质存在方式）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今庞大的传媒世界和商业世界的运作规则，在极大地改变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文学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随着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的普及，以及视觉现象在当代文化中的崛起，促使文学从内在意蕴到外在形态都发生一些变化，比如文学更加重视视觉性和消费性，加强与电视、网络的联姻，让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新成员加入到文学的大家庭中。另一方面，为适应现代人生活节奏与方式而崛起的视觉文化，充分体现了后现代文化的浅表化、碎片式、去中心等特征。无论是消费主义津津乐道的广告、时装、大众传媒、名车靓女等都市时尚生活“审美化”的视像景观；还是主张文学是快感“游戏”者乐此不疲的欲望化写作，都普遍缺失人生的审美追求和文学的审美价值创造。因此，当代文学的创新发展，既要关注语言艺术在视觉文化时代所发生的书写模式、传播模式和接受模式等等变革，又要防止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的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与传播对文学本性的侵蚀。
实践一再证明，不管文学从口头媒介、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消费及传播方式出现了哪些变化，文学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对象化，所创造的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价值而非物质需要的价值的根本特性，却不会随着新媒介、新技术的出现而泯灭。相反，文学的精神旨趣及其思维、想象始

终是内在制约文学生产、消费和传播的灵魂。文学的精神既显现为反思人自身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又进而叩问与人的终极关怀相联系的价值理想。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等人文学科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不同的是，文学的精神诉求遵循文学思维、想象的特点，隐含在充满审美情思的艺术描写之中，存在于艺术形式所传达的主体真切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意义的思考上，以至历代优秀文学作品为人类提供的，就不只是学术形式、表现技巧和传播媒介的变革创新，更是充满诗意和人文底蕴的精神家园的构建。可见，文学的根本特性决定了它把运用独特的语言符号创造饱含作家深刻人生体验与精神探求的艺术形象，作为其活动的重心。在这种充满感性形式与理性意蕴相统一的审美创造中，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心理实体的表现功能获得了极大的强化，而语言的指称功能相对地淡化了，由此形成的感觉化、心理化的文学语象，就不只是艺术形象的感性外观，更是艺术形象的内蕴与意义的生长地。也就是说，在文学文本中，语言与意义是水乳交融于一体的。“文学中的意义，即是文学文本中所流露出的情感和思想等一切东西，离开了语言，意义将不存在；文学中的语言，即是按照可以生成某种意义的方式组合起来的符号系统，离开了意义，语言将变得不可知。”①所以，文学语言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意境或典型），就不会满足于描绘感性直观、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情境，从而在瞬间唤起读者（视、听者）对特定人物或情境的视、听、触、嗅等感官印象，而且还会以丰富、深刻的审美意蕴去激发读者（视、听者）的想象和理解力，从而领会、品味其深长的意义与价值。中外文学史正是以此去筛选和评判文学作品的优劣成败。比如，在我国古代咏梅诗的创作中，宋代诗家林逋笔下的梅花诗词之所以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就因为他的创新体现了文学的根本特性。“小园烟景正凄迷，阵阵寒香压麝脐。湖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画名空向闲时看，诗俗休征故事题。惭愧黄鹂似蝴蝶，只知春色在桃蹊。”（《梅花》）②这首诗生动有趣地歌咏梅花的倩影芳香；同时，又委婉含蓄地讥讽了那些“只知春色在桃蹊”的凡庸之辈，富有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请看，该诗在描绘梅花的姿态风韵时，巧妙地运用了倒错手法，不说梅花倒影随水波上下起伏，而说湖水“倒窥”梅花疏影；不说梅花枝条高高伸向屋檐上方，而说屋檐“斜入”梅枝之下。这样，既突出了万物惊羡梅花之意，又巧妙地勾画了梅花的姿态。一俯一仰，一高一低，都是梅花的天下，都为

梅花所倾倒。然而，如此雅丽婵娟的梅花有些人却视而不见，他们的眼睛只知盯住妖冶的桃红李白，就如同那些黄鹂和蝴蝶，只知桃花代表着春天，然而梅花的芳香姿彩丝毫不逊于桃李，虽然桃李盛开时，梅花已悄悄飘逝，但是第一个唤来春天的正是梅花。
这个例子进一步阐明，文学文本是作家审美创造的物化形态，作家正是通过文学文本实现了自我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显示出文学的价值。然而，文学活动不全停留在作家与文本的关系阶段，因为文本和作家自身最终不能确证自己的价值存在。而且从作家艺术创造的目的来说，也是为了人们的欣赏和接受，如乔伊斯所说，“我写作品只是为了改变我们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哪怕只是微小的改变。”而要达此目的，就应以文本（作品）被广大读者接受为前提，通过读者接受而走向社会。这个时候，潜藏在文本中的作家独具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诉求，就将通过读者的中介作用，转化为陶冶、净化和升华人们思想、感情的社会审美价值。所以，当我们谈及文学的精神价值诉求时，就应当把它置于文学价值的整体构成中加以考量，从而把它看成以审美为中介，包含着娱乐、调适、激励、提升等多重关系互动的价值系统。从而在多重性价值系统的运作机制中，辩证地看待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一是立足于人的现实感性欲求，让一切属人的合理的情感需要（如人需要释放、调适、交流、娱乐和抚慰等）成为文学的审美旨趣；二是超越人的现实感性欲求，探寻和表现人的生命意义和理想价值，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追求完美的人格塑造作为文学的精神旨归。这两个基本的价值取向，涵盖了各自多样化的审美创造的主客体关系，对应着人类对文学的多层次、多方向的动态发展的审美需求，因而两者之间是一种共在的互动关系。随着当代大众文化素质和艺术品位的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学价值取向就会超越娱乐身心的层次，跃升到提升精神境界，完善人格塑造的更高层级。

二


其次，一些深受后现代艺术观念影响的作者，否认文学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品格，追求“生活和艺术的混一”，以致生活中的一切东西（包括一些低俗、猥琐的东西）都在所谓“原生态”真实的名义下登堂入室，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本身也成了艺术品。结果，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审美关系不复存在了，文学创造中现实与理想的辩证统一的内在机制被取消了，剩下的是人的“食、色、性”本身的展示，而不是具有生命创造活力和精神价值追求的文明人的真实写照。
　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人类的各种实践活动（

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在内）都是人类主体生命的创造活动，创造的本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创造的重要特征是在既有现实的基础上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和升华，从而构成了创造活动与模仿、制造活动的区别。人之于物质世界，人的生命个体之于社会环境，不只是被动适应现实，而且还会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和发展。人类历史的不断前进，就是既有现实被不断改造和替代，新的现实被不断开拓和创造的过程。文学作为一种旨在创造审美精神价值的活动，其超越现实的理想品格，尤其集中体现于作家从生活出发进行超越生活的艺术美的创造。现实人生是复杂的，又是变动不居的，既存在真、善、美的事物，又存在假、恶、丑的东西；同时，事物的美丑还相互渗透，共生共存。这一切都可以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但从文学的审美特性来看，最值得描写和表现的，当然是真的、善的、美的事物。按高尔基的说法，能否艺术地描写和表现人间的真、善、美，关键在于作家是否怀有一颗美好的心灵。因为建立在作家审美体验、想象、情感和理性等多种心理功能整合基础上的艺术形象，具有特定的意蕴和价值理想，渗透着创作主体的美好心灵和艺术旨趣，从而达到了对具有审美意义的事物进行集中、提炼与升华。而当生活中丑的事物进入文学表现对象时，作家也须以审美的眼光和态度进行描写，通过美丑对照，达到扬美抑丑的艺术效果。雨果的创作恪守美丑对照的法则，目的在于表现美，描绘丑的事物就成了创造艺术美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也有以揭露和鞭挞社会中的丑恶和不平为主视角的艺术美创造的方式和手段，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高老头》、《邦斯舅舅》都集中笔力描绘资本主义的丑恶的社会关系，作家以审美的眼光和态度去剖析和抨击丑恶事物，达到丑其所丑的艺术效果。
恩格斯所以推崇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固然与巴尔扎克忠实于历史的现实主义叙事有关，同时，更与巴尔扎克强调作家在描写现实时还应寻找生活所以如此的根由，以及探询人的生命意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巴尔扎克正是这样认识文学与现实（历史）的关系的：“一个作家只要刻意从事这类谨严的再现，就可以成为绘制人类典型的一名画师，或多或少忠实的、成功的、耐心的或大胆的画师；成为私生活戏剧场面的叙述人，社会动产的考证家，各种行话的搜集家，以及善行劣迹的记录员。但是，如果想要得到一切艺术家所渴求的激赏，不是还应当研究一下产生这类社会效果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把握住众多的人

物、激情和事件的内在意义么？此外，在努力寻找（且不提‘找到’）这种原因、这种社会动力之后，不是还应当思索一下自然法则，推敲一下各类社会对永恒的法则、对真和美有哪些背离，又有哪些接近的地方？”③这说明，巴尔扎克所说的“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我只应该充当它的秘书”的话，只是表示他的创作严格忠于现实（历史），并不是说文学只需记录事实，无需进行超越现实的审美创造。对于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他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在《人间喜剧》序言中还写道：“历史与小说不同，它的信条并不在于走向理想的美。历史是或者应该是当时的实录；而‘小说则应该是那个更为美好的世界’，这是上个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内科克夫人的名言。”④可见，探索生活的奥秘和揭示人生的价值才是巴尔扎克小说的深层意蕴。如此才能给予人们美的熏陶和精神提升，从而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对比当今一些作者的小说创作或影视创作，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描写不仅缺乏独特性、鲜活性和复杂性，而且审美意蕴也少了正面的积极的精神价值。它们自然主义地描写人的欲望（金钱欲、权欲、情欲）的膨胀与畸变，分不清哪些是人的正当的合理的欲求，哪些是人性畸变所造成的消极现象；人民公仆的奉献精神，改革开放改变人民的命运，以及友情、爱情的纯洁、美丽等健康向上的人生价值，往往被淹没于滚滚红尘的欲海之中。尽管一些作品也为读者传达了积极的人生经验，如写早恋早婚的苦恼，写精神源处的孤独惶惑，写情感交往的误区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微妙……这些生活的、行为的、精神层面的描写尽管细腻、真实，表现出一种淡淡的悲悯之情，但仍感到缺乏更进一步的情感升华，因为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善于把那些平凡的经验化成生命智慧的创造的产物。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造,一定包含、体现着超越现实的审美价值构造。审美不仅是艺术创造的内在目的和动力，它还是一种把求真、求善的活动纳入“按照美的规律求造型”的轨道的整合机制。一切优秀文学作品都是以观照、提升现实人生状态为根基的审美创造的结晶，其艺术独创性不仅体现了作品表现的生活和感情是新鲜的、独特的、富有生命气息的，更体现于作品蕴含着某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精神价值。比如，中外近现代以来的优秀文学，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关注现世人生的自由和幸福，并在此基础上追求人类的终极理想与长远幸福，反对宣扬超自然力量的宗教及所追求的“来世”。它们对于推动历史前进的优秀分子的坚忍不拔的灵魂和激情奔放的神采，给

予了突出的描绘和表现，凸显了他们把忧患看成前进的动力，决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找方法的奋斗精神。即使是描绘人生最具悲剧性的时刻，作家也没有丧失对现实生活和人类价值的坚定信念。在海明威的《战地钟声》中，响彻着一种高昂的音调和激荡的旋律：“这个世界是很美好的，值得为之奋斗”。这是一个参加西班牙的反法西斯内战的美国志愿者在献出自己的生命之前对生活做出的评价。生活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生活中总有可追求的目标，不管是个人的荣誉、爱情、幸福，还是民族的或人类的利益。海明威笔下的这位主人公的最高目标是在法西斯的进攻前“为人类高尚生存权而战斗”。实质上，这是人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不肯放弃的价值目标的集中体现。我们说海明威的这部小说的基调正向、积极与乐观，并非是回避人类的苦难和悲剧；相反，他很注重描写个人的痛苦和生活中黑暗的一面，他的主要人物大部分都是以失败或死亡而告终，但这些人物在不幸的故事结局中往往保存了一些可贵的精神。“他们知道自己所采取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人不是生来要失败的，他可以被消灭，可就是打不败”⑤。总之，海明威即使是描绘人生最具悲剧性的时刻也没有丧失对现实生活和人生价值的坚定信念。类似海明威对文学精神价值所持的积极态度，在鲁迅笔下的凡人悲剧（如阿Q等）的有声有色的故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显现。鲁迅对旧社会、旧道德及其对国人心灵的毒害的批判，贯穿于人物性格、命运的刻画描叙之中，深刻体现了他期待病态社会得到疗救，从而坚定地“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从而“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地显出若干的亮色”⑥。于是，我们不但在阿Q的性格、命运中强烈感受到他对革命的朦胧的要求，而且在《药》里感悟到瑜儿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的审美理想，甚至还可以从祥林嫂的种种疑惑中体察到《祝福》超越现实的精神价值诉求。

　三


此外，与上述种种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作者在反拨以往那种把文学的教化功能加以绝对化强调的同时，又矫枉过正，片面地强化文学的娱乐功能，疏离娱乐价值功能与审美、认识、教化等价值功能的整体联系和互动关系，在创作中片面追求艺术作品感性外观上的“好看”、“吸引人”，却忽视其内在意蕴的营构，以致作品给予人的只是一种单纯的快感，而缺乏一种与快感相伴随并能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升华的精神价值。
其实，重视娱乐在整个文学价值功能系统中的地位和意义，是人类自觉地把握文学活

动的特点和规律的体现。实践证明，在文学活动中，其精神价值的生成和实现之所以有别于哲学等人文学科，就因为它离不开作品中那些作用于人的感官和想象的形成因素（如意象、结构、情节、词语、音韵等），给人们感染而产生的娱乐效应。一方面，文学文本的价值体现于读者对作品的阅读与反馈之中，而读者的接受又总是从作品艺术描写和表现技巧的赏心悦目入手，逐步深入体悟作品的深层结构与内涵价值，最后在读者的审美再创造中，实现文学的审美、认识、教化等价值功能。不妨读一读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代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如此独特、新鲜、饱含生命情感的语言形式，不仅给读者带来感人的审美娱乐效果，还进而引发人们的遐想和深思：是漫山碧绿的树叶在伤心吗？显然不是。感到忧伤的不是无生命的景物，而是怀乡却欲归不得的游子。是游子忧伤的情感状态使他眼中的对象无不染上了他的情绪色彩，因而隐含着人心相通的眷恋故乡的美好情愫。说明文学的娱乐价值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感性形式和浅表价值所生成的。然而，艺术的感性形式和浅表价值的存在又不是孤立、自足的，总是与它所体现的审美意蕴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以至在文学的感性形式和浅表价值之中，涵蕴着丰富而深刻的意义和价值。正是这种包含审美、认识、教化、娱乐等多重性价值关系的系统结构，才是文学精神价值具有丰富性和完满性之所在。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文本语言形式所蕴涵的意义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层次的差异，加之不同读者个体或群体的审美取向和欣赏水平的千差万别，导致文学阅读与消费在总体上存在着或注重娱乐、或强调教化和审美等多种文化趋向。从古代关于文学的雅、俗二分说，直到现代以来形成的精英、大众与民间的三分说，虽然具体所指不完全相同，但从文本类型的区别中仍可以看到文学的两种基本精神价值诉求：一种是属于大众的或民间的通俗文本，以关注民众自身的生存状态，达到调适、愉悦身心为其旨趣；另一种属于精英知识分子的高雅文本，它以“穷年忧黎元”的社会关怀和追求人生境界的提升为其旨归。但它们又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渗互融、共同发展的。尽管大众的或民间的通俗文本达不到精英知识分子的高雅文本的思想深度和精神向度，但它作为严肃的高雅文学得以生成、发展的基础，其世俗化的取向对于克服那种脱离人民生活和情感的唯美主义倾向或“假、大、空”的政治说教，都有着不

可代替的意义和作用。与此同时，为了提高通俗文学创作的品位，作者总是从古代或现代的高雅文学中吸取艺术营养（如意境创造所追求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以及典型创造所要求的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这种独特性所蕴藉的普通性，等等），使文本创作达到俗中透雅或雅俗共赏的佳境。于是，经由历史的积淀、筛选和人们的再创造，一批优秀通俗文本转化为高雅文本，实现了“下里巴人”向“阳春白雪”的转变。中国优秀古典小说就是这样逐步登上高雅文学殿堂的，但它却始终保有大众的或民间的审美情趣。在西方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和市井文学中的一些作品，包括后来拉伯雷的《巨人传》等等，也是这样由俗到雅地变化，形成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的。
与上述人们所体认的文学规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今一些作者的通俗文学创作，并没有以辩证的态度认识雅、俗互渗互融的内在关系，以致片面强化文学的娱乐功能，割裂了它与整个文学价值功能系统的整体联系，造成其文本创作往往停留于快感游戏的层面，而不能达到富有丰富、深刻的审美意义的层次。“写人则无性格形成的时代社会依据，写事则无事件的合理逻辑，写物则无言此意彼的表义跨度”；并且“由于缺乏由自我体验开始的人生关切内蕴，也就带来情感宣泄的随意性，情感的审美升华往往难以实现。”⑦这样的作品显然不能使读者获得真正的审美愉悦，因为消费大众在阅读（欣赏）通俗文学的过程中，并非只是满足于一时的感情宣泄，还进而体认和反思自身的生命状态，追求感性生命与理想精神的和谐，不断提升主题意识和审美境界。正因为如此，大众不但喜爱那种富有丰富、深刻的艺术内蕴的通俗文学，而且还钟情于那些富有大众情怀的高雅文学。他们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力作中所读到的不仅是特定社会时代人类的真实生存状态，而且是正直、善良的人们的美好心灵，以及那些为人类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悲剧的震撼人心的精神价值。现代主义的创作虽然把文学关怀社会人生的视点转向自我价值的寻找，并往往散发出某种人生虚无的情调，但其中仍不乏优秀的深刻之作，这也是大众感兴趣的。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讲述二战后美国青年理想破灭的精神危机，作品在“黑色幽默”的艺术氛围中暗示应当重建信仰的精神内蕴，不正是超越现代主义存在的人生虚无的思想情调吗？杜拉的《琴声如诉》，在写作上虽然比较“自我”，但作者对其内在情感

淋漓的诉说，却是以麻木的大海和单调乏味的钢琴声为背景和衬托的，所以她所营造的“爱而不能”的意境，引起了读者的审美共鸣和无尽的思考。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虽是美国式的意识流小说，但作品在意象的多重组合和描叙中，渲染了作家关怀当代人命运和生命价值的深沉感悟，闪烁着文学的正面的积极的精神。
　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反复证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生成于作家的生命体验与审美价值判断的遇合中⑧。因为文学是写人的，是描叙人性的历史变化与发展的，而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与社会关系对立统一的人性，在其内在精神上又总是呈现为人文情怀与社会理性，潜意识与自觉意识对立统一的个性形态。人的无限自由的欲望，驱动其转化为变革现实的实践，以发展个性、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同时，人还要求进行超越现实的精神实践，从而在包括自由的艺术创造与欣赏在内的精神价值诉求中，实现人的“天性的能动表现”，通过潜意识和自觉意识的相互作用，在反思意识形态对人的理想追求的历史局限中，进行审美意识的构建，视文学活动为人的精神价值的特殊生成方式，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营造精神家园。

注释:
①王一川主编《文学概论》P103，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董谦生、吴学先选编《历代咏梅诗词选》P133，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④丁世中等译《巴尔扎克全集（一）》P8~9，P1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⑤海明威：《战地钟声》P635，北京：地质出版社1982年版。
⑥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P455~45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⑦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P196，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⑧陈传才：《当代审美实践文学论》P236，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原载：《当代文坛》20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