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论用人管理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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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號

先秦時期，由於周朝的封建體制崩潰，弊端百出，傳統的「禮」不能再維繫社會秩序，於是法家把「法」由「禮」中離析出來，以「法」的客觀、平等、公開等特質，取代「禮」的階級性、秘密性，做為治國的最高準繩。法家觀察到「威勢可以禁暴，德厚不足以止亂」的現實，以及立法必須注重時效，因時制宜的特色，使法家思想成為支撐國家政治社會的骨幹。由秦國到清代的歷代統治，便都融用法家的學說主張。

韓非是戰國後期韓國的公子，喜好刑名法術之學，並到楚國向荀卿學習，回國後便屢次向韓王建議施行法治，俾使國家富強的主張，但因為他口吃，不善言談，又被當時的權貴重臣所扼阻，他的主張沒被採用，於是韓非發憤著述，今傳有《韓非子》二十卷，計五十五篇。

韓非是法家集大成的人物，他以領導者為中心，論及用人管理的方法，認為管理者必須切實掌握「法，勢，術」，「法」是法令制度，「勢」是政治的權

力，「術」是統御部屬的技巧，三者必須配合運用。韓非提出用人管理的良方，包括：先行試用、專任不兼職、分層負責、循名責實、注重傾聽與溝通；用人管理的避忌，則涵蓋：猛狗之人勿用、不為美言所惑、防微杜姦等。在今日仍有其應用的價值，告訴我們管理者的責任，在有效集中眾人的才智，適當任用專責人員，來為機構創造發展與利益，並提昇個人的成就與價值。

用人管理的良方

一、 （一）先予試用

韓非認為如何選用人才？只看一個人的形貌，光聽一個人的言辭，連孔子都無法判定此人是否適任。所以他說：

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韓非子．顯學》）

認為要銓選錄用一個人是否適任，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把職務交給他，試鍊他的能力，考察他的績效，如此即便是一般常人

《韓非子》論用人管理之術

方元珍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教授

思想與文

化

也能明辨此人是否適才適任。不但如此，韓非還強調文武官吏必須由基層漸至上級，來增益人才的能力與資歷，他說：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顯學》）

在古代，明君任用官吏，宰相一定要從地方基層官吏做起，大將必定從行伍的士兵發跡，可見在韓非時，已提出循資歷而進級的觀念，反對空降部隊，這和今日文官制度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台灣，以管理良好創造企業績效的中鋼公司，注重人員的進級訓練，不但使人才輩出，也培育接棒的人才，就是具體的例證。

（二）專任不兼職

選用適任的人才之後，韓非又提出用人不可一人兼任兩個官職，一個官吏不能兼辦兩種事務：

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韓非子．難一》）

此因單位裡，每個人各有職司，各盡本分，一方面便於主管進行督責考核，一方面任事的人也能建立專業，有效的執行任務。相反地，一個人擔任兩個官職，肩負兩個人的職務，很容易造成兼官矇混，混水摸魚的情形，甚至發生爭功諉過的弊病，所以韓非主張專任一職。

印象中，法家的思想很嚴峻，韓非也一定是很刻板的人。其實不然，韓非非常善於說故事，其中往往蘊含深刻的哲理，極具有啟發性。以下我們來看一則有關「專任不兼職」的故事：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

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

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韓非子．二柄》）

有一天，韓昭侯喝醉酒而睡著了，那掌管

國君帽子事務的人（典冠），擔心昭侯著涼，便為昭侯覆蓋了一件衣服，昭侯醒了

之後，覺得很高興，便問：「是誰為我

加衣服的？」左右的隨從回答說是「典冠」，沒想到昭侯反而因此同時處罰「典衣」、「典冠」兩人。責罰「典衣」，

是因為他有失職守，沒有適時地為昭侯加衣；責罰「典冠」，是因為「典冠」超

越了自己的本職。換言之，昭侯認為「侵官」（超越自己職權）的害處，更甚於自

己受寒。

韓非舉出這個歷史故事，用意是在說

明做事不可踰越本職，疏忽職守固然不可以，越職求表現也是不可以的。每個人做

好自己的本分，名銜與做事相符，才能名

副其實。典冠不能去幫典衣，做典衣的事，同仁之間不能相互協助，看來好像不

近人情，但其中其實蘊含韓非「循名責實」的用人理論，可避免組織成員權責不分，勞逸不均的現象發生。

（三）分層負責

在諸多用人管理的方法中，「分層負責」是很重要的一項，類似西方人注重「分別性」的權責劃分。也就是主管要將

權責委託別人，進行授權分工。明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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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由於宰相胡惟庸造反，使明太祖從此廢止宰相，由皇帝集權，凡事躬親，導致後來明朝皇帝任由心腹、太監弄權，加速了明朝的滅亡，這便說明了「分層負責」的重要性。韓非以「子產辨聲斷案」的故事，來說明「分層負責」的道理：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非子．難三》）

鄭國的大夫子產有日早晨外出，經過東里，聽到婦人哭泣的聲音，便示意車夫停車而細聽婦人的哭聲。過了一會兒，便派吏役去把那位婦人捉來審問，原來這位婦人竟是親手勒死丈夫的凶手。後來，車夫問子產說：「您何以知道那位婦人犯了罪？」子產說：「因為她的哭聲含著恐懼。大凡人知道他所親愛的人生病時會感到憂慮，知道所親愛的人將死時會感到恐懼，若死了則會悲傷；但這位婦人守喪時，哭已死的丈夫，不但不憂傷反而恐懼，所以我認為這其中必有奸情。」

一般人聽到這個故事，多歎服子產明察秋毫，子產也因而被公認是歷史上有名的政治家；但韓非敘述這個故事，卻是批評子產察奸的方式，認為若是凡事事必躬親，必待自己耳目所及，才能知道奸情，那麼又能察知多少鄭國的違法犯罪呢？畢竟領導者的責任，不在於事必躬親，而在於知人善任。韓非進一步提出：

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故因物以治物。下眾而上寡，寡不勝眾，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韓非子．難三》）他認為不去委任主管司法的官吏，不去發揮法律制度的功能，而只靠「一人管理」，憑自己的聰明機智來查弊，如子產，是不懂得治術的人；再說人的智慧有限，而要掌理的事務繁多，要懂得「因物以治物」、「因人以知人」，藉由委任合適的人來承擔治理任事，如此做主管的才不致於拖垮了健康，耗慮了智慮，卻無法有效率地處理事務。日本的「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希望主管善用部屬的頭腦，讓他們多去思考發揮，也是同樣的道理。

（四）循名責實

戰國時，法家分為三大派：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韓非則「法術勢」三者兼具，構成他的理論體系。其中「術」便是談用人管理的方法。韓非是如此為「術」定義的：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韓非子．定法》）

所謂「術」是依據屬下的才能而派任職務，並依循他的職銜來要求他的職責，而且能賞罰分明，來考核部屬的效能。換言之，用人時如果能「循名責實」，並輔以確實的「賞罰制度」，對盡責有功的人予以獎賞，對怠惰違法的人予以懲治，如此，必能激勵士氣，激發出更優質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