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居民储蓄率估算方法的比较及再估计

对居民储蓄率估算方法的比较及再估计刘书祥马双（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74；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成都610074）摘要：本文就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居民储蓄率不同估算方法的统计口径、调整过程进行全面对比，得出采用财富增加值估算居民储蓄的方法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更好地解决了我国收入不透明所带的统计缺陷。

本文用该方法估算出1978~2006年间的居民储蓄率，最终的估算结果与Modigliani和Cao (2004)等的估算值在1978~2000比较接近，变动趋势完全相同。

但与Modigliani和Cao不同的是，本文将他们的估计中所遗漏的股票、企业债券等金融资产一并加以考虑，得出结论：2000~2006年居民储蓄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要很好地解释居民储蓄率的长期趋势，必须考虑股票、债券市场的发展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

关键词：居民储蓄率；估算方法；财富；隐形收入引言储蓄对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消费者行为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方面，索洛（1956）指出，不同的储蓄率对应不同的消费水平，在转移动态中，不同的储蓄水平对消费者的短期福利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在消费者行为方面，储蓄是消费者将资源用于未来消费的部分，以用来应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在经济周期方面，储蓄是当前消费的对偶，储蓄量的大小对应着消费量的多少，而消费的短期波动是总需求波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储蓄对研究经济波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根据所研究问题的需要以及对储蓄口径的理解不同，人们对储蓄率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异。

因此讨论各估算方法的优劣、统一其估算的口径是本文产生的主要背景。

一、中国居民储蓄率估算方法综述根据任若恩（2006）对储蓄率计算口径的总结，总储蓄被拆分为国民储蓄和国外储蓄。

国民储蓄包括私人储蓄、政府部门储蓄，其中私人储蓄由居民储蓄、为居民服务的非盈利团体储蓄、企业储蓄组成，政府储蓄为公共部门的储蓄。

总储蓄扣减固定资产消耗或资本折旧，即为净储蓄。

在计算储蓄率时，可以是储蓄与对应的GDP或GNP之比，也可以是储蓄与对应的可支配收入之比，因此可以分别得到国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居民储蓄率、企业储蓄率等。

在这些储蓄率指标中，居民储蓄率最为重要，因为它反映了经济中最基本的经济主体，即居民个人或家庭的储蓄行为，因而一直为学术界长期关注。

目前，对居民储蓄率进行估算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Modigliani和Cao (2004)将储蓄界定为一段时间内财富的增加值，具体计算公式为①：S W=∆（1）∆=∆+∆+∆+∆（2）W CUR DEPO SEQ PISSR S CON=+ （3）其中S 为居民储蓄，W ∆为财富增加额，CUR ∆、DEPO ∆分别指流通中货币增量和银行存款增量，SEQ ∆为新增有价证券，PI ∆为个人固定资产投资，CON 指居民消费。

居民储蓄率SR 由公式（3）给出。

从估算结果看，1953~1978年储蓄率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平均储蓄率仅为4.3%；在1978年以后，储蓄率稳步上升，到1994年达到33.74%的高值。

此后，储蓄率有所回落，但总体水平仍高于改革开放前。

值得注意的是，Modigliani 的估计方法存在几个缺陷：一是在计算“新增有价证券”时，考虑到1953~2000期间除了国债以外，其他有价证券在很长一段时期数量很少，因此有价证券仅包括国债；第二，将“流通中的货币增量”全部视为居民财富的增加，然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的研究，该部分应扣除其他部门（如企业）持有货币量；第三，“个人固定资产投资”中并没有考虑新增资本对折旧的弥补，因此其获得的储蓄率应是居民总储蓄；“私人存货投资”对储蓄率的影响没有得到相应的考虑。

其中一、三两项会低估财富增加值，进而低估储蓄率，而第二项会高估储蓄率。

（二）中国国家统计局从1992年开始给出居民储蓄率的统计值①。

该统计值采取“住户储蓄=住户可支配收入-住户最终消费”，“ 住户储蓄率=住户储蓄/住户可支配收入”的计算公式获得。

该方法与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 ，1993）相符合，②但缺点是统计较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有关研究的时间跨度，因此多数学者采用其它口径获得储蓄率。

（三）任若恩、覃筱（2006）在国家统计局核算基础上进行部分调整。

将中国居民“劳动者报酬”项减去“单位社会保险付款”，将“居民最终消费”项加上“金融保险业虚拟消费”，使得居民储蓄率平均下降近6．63%，缩小了中美两国居民储蓄率之间的差距。

经过调整所估算的居民储蓄率的变动趋势同调整前一致，在1994年达到最高值，但调整后的储蓄率比统计局或Modigliani 的估算平均小近7个百分点。

（四）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对居民储蓄率也进行了估计，其估算方法与Modigliani 和Cao (2004)的估算方法相近，只是在具体处理上更为严格：①针对Modigliani 和Cao 的估算缺陷，课题组对“流通中货币增量”进入居民储蓄的部分进行调整，认为 “流通中货币增量”中78%的部分进入了居民储蓄③；②考虑到物价因素，居民“金融资产”的增加值并不等于其名义增加值，将其先通过GDP 缩减指数对其调整，再用零售物价指数转化为名义值；③将政府公布的有价证券的90%归为居民持有；④考虑居民存货投资的变动；⑤同Modigliani 和Cao (2004)一样，没有扣除折旧，计算结果仍然为居民总储蓄④。

将估算①数据参见1998年以后各年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具体计算为“住户总储蓄”与“住户可支配总收入”相比得到。

②符合SNA 具体是指估算方法总的指导原则相同，即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消费来获得居民储蓄，进而计算出储蓄率；而在每个项目的具体细分上则存在显著差异（任若恩、覃筱，2006）。

③根据1998年以后各年卷统计年鉴的“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可以得出，“流通中的货币”在1992-2004年平均有82.9%为居民部门持有，1992-1998年平均有79.1%的比例为居民拥有，与人民银行的78%的估算比较接近。

④任若恩（2006）指出，居民总储蓄率更具有国际可比性，因为不同的国家间对于折旧的处理不同，折旧期结果与Modigliani的估算值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差异在大部分年份中较小，但在1993~1995有所扩大；此外，人民银行估算的储蓄率在1992年达到最高值，而Modigliani 估算的结果显示储蓄率会持续增加直至1994年。

二、居民储蓄率估计中的几个主要因素从前述四种主要估算方法中可以看到，之所以对中国储蓄率的估计结果存在差异，除了基本估算方法的差别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涉及储蓄率变化因素的范围口径和计算方法上存在差异，具体包括对“金融资产”、“隐形收入”以及“虚拟消费”的处理。

本小节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分析。

1．金融资产居民储蓄分为“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指以凭证形式被持有的财富，具体包括“居民部门流通中货币”、“有价证券”、“居民储蓄存款”等形态。

图1为“金融资产”与“居民储蓄存款”占总资产的比例①。

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资产有明显增加，“居民储蓄存款”与“金融资产”的差距逐渐扩大，“金融资产”的表现形式不再像以前那么单一。

图2为1990-2006年间，属于“金融资产”组成部分的“居民部门流通中货币增量”、“其它有价证券”②、“新增国债”的绝对值。

从图上可以看出“其它有价证券”以及“新增国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有一个稳定的增长趋势，2005-2006年“其它有价证券”与“新增国债”出现一次交叉，“其它有价证券”超过“新增国债”的发行量，在“金融资产”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因此在估算储蓄率时候充分考虑“金融资产”尤其是“其它有价证券”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显得越来越重要。

图1 “金融资产”与“居民储蓄存款”注：“其它有价证券”包括“企业债券”占总资产的比例和A股市场新增资金图2 “金融资产”中的其它部分相反，在“金融资产”方面，Modigliani和Cao (2004)的处理方式为仅计算“流通中货币增量”、“居民储蓄存款”、“国有债券”，将“其它有价证券”排除在外。

这种简化处理在①数据来源于文章第三部分“重新估算中国居民储蓄率”对应的数据。

以下图形，除特殊说明外均来源于此数据。

20世纪90年代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其它有价证券”的增加，这种处理显然不合理。

人民银行（1999）虽然将“其它有价证券”计入“金融资产”，并且对各项进行一定的调整，但他们通过GDP 缩减指数以及零售物价指数对“金融资产”进行数值调整，我们认为没有必要。

因为居民储蓄率是居民将资源在现在消费与未来消费的配置比率，而经过调整后的储蓄率反映的是消费者在零售商品购买能力上的配置情况，这种做法本身已偏离居民储蓄率的含义，同时也不符合通行的SNA（1993）的做法。

统计局与任若恩、覃筱（2006）所使用的“储蓄”均采用“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居民消费支出”获得，采用“流量”的概念，这区别于Modigliani（2004）与人民银行（1999）使用的“存量”概念。

因此只要把握好“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支出”的核算，就能准确地估算储蓄率。

2．隐形收入“隐形收入”，是一种以隐蔽方式进行经济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它是为逃避国家的税收和各种管理规范，未纳入国民生产总值和各种法定统计的、国家实际管理控制未及的经济收入。

因此“隐形收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隐“形”，统计部门很难对其有一个准确的估算①。

在收入比较透明的国家（如美国），“隐形收入”相对较小，而在收入相对不透明的国家（如中国），“隐形收入”所占的比重较大。

统计局与任若恩、覃筱（2006）等均采用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居民消费支出”的计算方法，因此“隐形收入”是否被记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将直接影响储蓄率估算结果的准确性。

根据《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的核算方法，“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住户部门的增加值、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经常转移。

其中，劳动者报酬包括工资及工资性收入、单位社会保险付款，财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土地租金以及其他，经常转移包括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及其他。

与“隐形收入”相近的统计口径为“工资及工资性收入”，而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工资性收入指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劳动者其他收入未被列入工资范畴，而“隐形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劳动者其他收入。

因此，按照统计局或任若恩、覃筱（2006）的估算方法，“居民可支配收入”并未包含“隐形收入”，因此在此基础上估计的储蓄率与真实值存在偏差。

对于“隐形收入”的大小，目前学术界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估计，但“隐形收入”占总收入较大比例的观点得到普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