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观期末考试复习指导

中国文化概观期末考试复习指导一、重要概念1、分封制：分封制就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标准、分邦建国的一种制度。

它的尺度主要是宗族血缘关系，也就是以“亲亲”作为分邦建国的基本法则。

同时，分封制也是姬姓诸侯与众多异姓邦家共处的制度，许多古老渊源的族群都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得到承认和延续，最终达到融合而成为政教、文化统一的民族。

分封制是我们这个民族形成自己统一化的历史进程的制度，为后代社会许多文化现象奠基，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2、轴心期：轴心期的概念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始创。

它指的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的一个人类现象，就是在这五六百年的时期里，在印度、小亚细亚，古代伊朗、中国和古希腊，同时出现了圣贤兴起的文化现象。

具体到中国，则出现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

3、射礼：射礼有几种，大射、燕射和乡射。

大射是周王和诸侯一流高级贵族与群臣举行的射礼；燕射行于大夫以上人物。

而乡射应该说是这些射礼中最为普通的一种。

乡射礼是展示个人技能的节日，是一个选贤能的节日，更是一个展示个体心性修养与举止风度的礼式。

射礼有许多规矩，与其说是展示个人的外在武功，不如说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竞赛，所以《射义》称：“射者，仁之道也。

”除了“主皮”一项侧重在命中率外，其余都是要看一个人在射礼中的举止风范。

与其他典礼相比，射礼更侧重于个体德艺、心理的考验，是其明显的特点。

4、大蒐礼：大蒐礼是一个集体性的军事演习性质的大礼，培育着国家军事活动所需要的整体精神，也培养着古代战阵中特有的贵族作派。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蒐礼即关涉到“戎”。

参加大蒐礼的都是周人的基本组织，也就是乡里中的国人阶层。

据《周礼》记载，乡以外的野中之人是不出战的，只交纳相关的赋税。

大蒐礼有繁多的节目，最重要的是射杀和分享猎物，有许多重要的规矩。

大蒐礼是以典礼的方式，调动、汲取应付外患的战争资源，首先是国家团结的精神资源，其次则是通过种种约束培养君子风范。

5、国人：国人，简单地说，就是“城里人”，就是住在城郭里面的人。

这是西周分封建国的结果。

这些人是封建国家国邑体系的基础，国家大事他们是应当参加的，如大的军事行动、大的典礼如“大蒐礼”之类。

春秋以前，国人大众是一个政治经济上颇能捍卫自己的社会群体；春秋以后，则变为一群被动的农民。

6、三询：三询是“国人”在邦国中的权力，即《周礼•秋官•小司寇》所记之职。

小司徒之职第一是“询国危”，国家遇到灾难的时候，要向民众征求意见；第二是“询国迁”，国家若迁都，要征求国人的意见；第三是“询立君”，特殊情况下，民众对君主的确立有参与权力。

“三询”之事在《左传》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印证。

7、无为而治：“无为”是《老子》的核心概念。

自然而然就是“无为”，“无为”地创造了一切，就是“无不为”，“道”因此是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大逻辑。

在文化的方略上，道家与儒家的差别，在于道家以去除人的“有为”而恢复“道”的“无为”的大境界。

道家在思想上也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大格局，从“道法自然”出发，道家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可称为“中国古代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政治文化观。

这种观念认为，改造社会文化现状的枢纽和关键，就在于权力者以“无为”作自我限定，而将一切“为”的权利让给“民”之一边。

于是这样以来因果关系就是“我”（即“君”）的“无为”是“民”的“为”的前提。

“无为而治”的精义在于限制君王施展其无限的权力。

8、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代圣人立言”的文体，从《四书》出一个句子，考试者必须模仿圣人的口气，挖空心思没话找话地对其进行阐发。

其文章结构有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故名八股文。

这种文体高度讲究形式，讲究声律、对偶等。

八股文题目范围过窄、思想束缚严重，但却是明清科举考试录取与否的主要依据。

二、重要思考题1、分封制的历史价值：分封制是中华民族形成自己统一化的历史进程中的制度,为后代社会许多文化现象奠基。

它有自身形成的特殊因果，也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一）分封制激发了人群的历史创造性。

这种创造性，首先就表现在每一个国家都根据各自的情况开始了各自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智慧和力量得到了激发。

同时，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是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诸子文化，而这种创造性力量的经久不衰，其原因也在于分封制的激发。

（二）分封制早就统一化的文明进程。

分封制使得不同的人群最终放弃了敌对，走向融合，孵化了一个统一的文化人群。

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建立，标志着一种横亘了多少世代的局部历史运动期的结束和统一的历史期的开始。

相对于此前的“族群代兴”而言，西周的分封制凝聚了各古老的人群，建立了统一的政治后，文化的统一，精神的统一才上升为历史的主导趋势。

2、周礼在文化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化导群伦的作用：民族形成的前提是氏族界限的消失，而界限消失的要件，是有高出于氏族界限的共同生活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建立。

周礼所代表的文化系统，即是这样的标准。

到春秋时，这个文化系统“教化”人群的历史效果，已是清晰可见了。

周礼化及的人群由内而外，由近及远。

“礼不下庶人”，周礼的最低界限是“士”，所以周礼的文献从“士冠”“士昏”之礼记起。

像饮酒、习射诸礼，其范围也是在“乡”内进行。

也可以说，西周礼乐所及的直接范围，是周人的基本人群，即六乡之民，六乡之外的“野”人无由享受。

礼既不行于乡之外的野，化导范围就该是有限制的。

但问题不是这样简单。

礼乐作为一种文化，不同于一般死板的政令，而是像一个具有吸附力量的磁棒，能超越等级族群而产生引导的作用。

周礼不单“文化”着中原各国，王朝的礼乐文明对那些相对边远的邦国，同样具有化导意义。

楚国从西周中期开始，就是周王朝和中原各国的敌人。

但这并不妨碍楚国对礼乐文化的学习。

这不是说楚国在精神文化上没有自己的东西，但一个有着自己文化传统的邦国，它的上层人物并未因此而停止向中原文化学习，正说明着周代礼乐文明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

吴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

直到春秋较晚的时候，楚国一直是默默无闻的。

然而，吴公子季札到中原各国访问，却显示出良好的礼乐文化修养，这一现象只能从周礼所包含的文明价值来理解其对所有人群的感染力了。

3、“天人合一”观念在中国文化若干层面中的体现：“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指导原则。

它既是一种宇宙观念、政治观念，又是一种人生观、科学观。

“天人合一”的起源，根植于古老的农耕文明。

中国天气虽时好时坏，但天道不变，四季如期，加以坚韧的劳作和节俭，人们可以把握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就在对天文、地理的仰观和俯察中形成了。

1、科学、自然层面。

“天人合一”的第一层次，是理性/自然的符示，也就是科技的层次。

人要在世界中生存，不同程度地把握自然就是一个先决条件。

中国人在理性/自然层面的“天人合一”的特性，在许多方面，诸如度量衡的制定和古老的中医之学，都有精彩的表现。

2、政治层面。

政治层面的“天人合一”主要表现为阴阳家的学说。

追求天文历法以指导农耕实践是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但对兴云作雨、能旱能涝的上天的敬畏，又势必使这样的文化追求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阴阳家就利用了这一点，试图将君王的行为限制在天道阴阳的规矩之下。

3、哲学义理层面。

“天人合一”在哲学义理的层面，表现为儒、道两家志说。

道家“天人合一”说是“道法自然”和“无为”；儒家则表现为天道性命一义相贯。

4、儒家教化论的基本内涵：（1）首先，教化论是君民“同体主义”的观念。

《礼记》以“心”与“体”的密切关联喻示君民关系。

要求君要像看待自己一样对待民众，这是教化得以实现的基础。

同时，“心—体”关系，也明确地显示着“君”对“民”的决定作用。

“同体”之喻，以西周至春秋列国邦家政治格局为背景，君主与臣民同在一个城邦中生存，君主在德行礼仪上的表率，可以直接对民众产生影响。

（2）其次，教化论是行动主义的，要求“君”在德行上给万民作表率。

《礼记》认为君主应该“仁以表民”，也就是君主应为民在道德仁义上作表率，这是儒家教化论的关键，是儒家教化论要求于君主的最重要一义。

真能起教化作用的是君主的行为。

君主以礼自束了，百姓自然也会以礼自束。

不难看出，教化论对君主要求极高。

按照教化论的观点，君主首先应该是道德王。

在教化论的观念中，“风化”问题，是干系极大的事情，君主就是要管到社会每一个人的伦理生活，因此君主必须在家庭生活等方面做出表率，并教育民众，以摆正社会风俗。

5、黄老道术政治文化设计的要义：《老子》道家学术的后继者是黄老之学。

顾名思义，就是黄帝、老子之学。

“黄老”之称，始见于《史记》。

这派学术最早应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齐国，其的文献主要保存在《管子》中的《心术》上下两篇、《白心》篇和《内业》篇中。

老子文化设计的要义，在君主“无为”而民“自为”，亦即以限定君主的方式为民众的“自为”提供前提。

但是，发展到黄老之学，在限定君主方面，即在要求“最低度的政府方面”，从《老子》的立场后退了。

“无为”变成了一种君主“无为”与臣下“有为”的相对关系。

所谓君主的“无为”，只是要求君主尽量少“为”具体之事，而将具体之事交给臣下，“无为”的君主修道，并以此驾驭群臣。

从内涵上说，在《老子》“无为”强调君主对民众减少干预，而君主的少干预也就是臣下的少干预；在黄老，则变为君主少做具体事情而让大臣去做，大臣做也是对民众的干预。

从方法论上看，《老子》强调“无为”，重的是社会“自然”秩序，因而“无为”是一个禁令；在黄老，“无为”只是君主在具体事情上的“无为”，目的是更好地驾驭群臣以干预社会，因而只是一种“有为”的手段。

以上两方面的改造，实际将《老子》之学中被限定的君主和君权，又重新彰显了出来。

以此，黄老之学即具有人主“君人南面之术”的属性。

6、《管子》轻重之术的基本内涵：《管子》学派坚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重视财富积累对富国强兵的作用，是先秦思想家的一个共许的观点。

所不同的是，《管子》的财富观不是片面地重农，片面地强调五谷的生产，相反它强调各业的并兴。

《管子》作者所要求的国家富裕，是经济多种经营的富裕。

主张多种经济，甚至提出利用消费以增加就业，必然重视社会分工。

多样化的社会生产，又决定了《管子》学者们对私人工商业的并不排斥的基本态度。

这种与民三七分利的设想，还将国家的富强和工商业者的利益结合起来。

因此，《管子》中的富国论是一个兼顾到民间利益的“富上而足下”的“上下俱富”论。

“富民”是《管子》中一个反复谈到的难能可贵的话题，《管子》的学者特别注意到民生利益，与他们的一个基本的政治观念相关，并不是一时兴到之语。

承认民众的求富，承认民众工商业的存在，为后续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活口，留下了希望，留下了真正能够否定极权制度的根芽。

轻重之术的关键是谷物和货币，谷物和货币是“轻重”之术的核心。